应该立法保护现代文化建设的成果  位于天安门广场的革命博物馆的正厅内，两侧的墙面上还保留了20世纪50年代中央美院教授黄永玉、周令钊创作的壁画 湖北武汉有一桩壁画名作《赤壁之战》毁于装修的事件，最近，4位画家将晴川饭店、省旅游局等6家单位告上法庭索赔100万元。被毁的这件作品载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的“壁画卷”，被认为是“中国壁画复兴的代表作品之一”。显然，在湖北能够列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壁画卷”的壁画为数不多，而能成为“中国壁画复兴”的代表作的壁画，可能在湖北更是屈指可数，那么，这一作品理应得到厚爱和保护，可是被毁则已成为事实，令人深思。 这一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与之相关的还有国内其它重要建筑物墙上的壁画，也是厄运不断，先是北京饭店刘秉江、周菱创作的丙烯重彩壁画《创造·收获·欢乐》与袁运甫创作的青绿山水壁画《长城》，毁于装修，而现在人们更关心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的命运。这些反映了一个时期文化成就的代表作品，都是现在文化建设的具体成果。拿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的诞生与其后来的状况来说，一方面它反映了文革之后历史转折时期的文化脉络，表现了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波浪起伏；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一个时期内美术创作的成就和水平，积淀了文化发展的丰富内涵。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历史价值，是历史的视觉表现，也是历史的见证资料。 从保护当代文化建设的成果这个层面上看壁画的保护，是不需要太多的笔墨来论证，因为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但是，现实的状况是，面临着一种新型的甲方和乙方的关系，画家和物业的产权方成了一种雇佣劳动的关系，像壁画和其它艺术装饰都成了合同关系中雇佣劳动的结果，在著作权和产权分离的状况下，所谓的保护就完全取决于产权方。而具体的利益关系和认知水平会影响到在处理的结果，并由此带来现实难以回避的问题。以武汉的晴川饭店为例，就目前的状况，它既没有法律的责任去保护壁画，也没有具体的利益要求去善待壁画，而在商业的利益中以商业为目的的任何理由都有可能危及壁画，甚至影响到它的存亡。就壁画的创作者和壁画的所有者这两者关系来论，这之中还有一个必须正视历史问题，这就是它反映了特殊时代的创作体制，完全不同于现在市场化的创作，也不能等同于现在通行的甲方、乙方的关系。因此，保护的问题就相对复杂，甚至还会牵涉到所有权的问题。 在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建设和保护的矛盾关系实在是难以避免。这使我想起了西斯廷教堂中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教堂和壁画的保护明明白白地反映了一种文化传统。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断的运动、革命和战争，把谁逼急了，带来的都是打砸抢烧，这也表现了破旧立新，除旧布新的另一种传统。在农业社会紧缺经济状况下形成的对新的憧憬，不仅影响到对一些事情基本的价值判断，同时还影响到文明的累积。而这一传统导引下的现实，我们看到大江南北到处可见的一个“拆”字，成为城市中比较独特的一个景观和最公众化的一个字眼，而随之而后的是各种“旧貌变新颜”的颂歌。现今的状况是，历史久远的文化遗存容易得到保护，以壁画为例，敦煌、永乐宫的壁画保护都不成问题，因为有具体法律的支撑。然而现当代的壁画或其它文化成果的保护就成问题，既不是文物就缺少保护的理由，不管你怎么说它是“中国壁画复兴”的代表也没有用。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按照现实的状况发展下去，20世纪中期之后的壁画将在中国美术史上成为一片空白。除了壁画之外，还有20世纪中后期的建筑和城市面貌，都有可能成为稀罕之物。那么，我们应该替后代人想想，当他们从史书中看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壁画曾经有过的辉煌，到哪里去看对于他们来说已成为文物的原作。 因此，应该从立法的根本上解决当代文化建设成果的保护问题，使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当代文化建设的成果传之久远，为人类累积的文化增高。如此，首先应该建立评估体系，对当代文化建设的成果进行必要的评估；同时制定相关的保护条例；国家也应该从保护的实效上加大保护的资金投入。只有从法律上、制度上建立必须的保护关系，才能有效地保护当代文化建设的成果，才能从全局上控制当代文化建设的成果被毁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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