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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追讨抗战被劫国宝经历(2)时间：2004-06-17文章作者：孙玮11月4日，王世襄办妥所有的手续后，带上罗越便马不停蹄直奔天津，找到了杨宁史。面对着罗越，杨宁史只得承认青铜器为已所有，但却诡称全部青铜器均被封存在已被九十四军占用的天津住宅内，如果想要接收，请予军方接洽。万没想到，国民党军方根本不予配合。王世襄愤愤返回北平后，又通过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先生，甚至请出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出面干涉，自己还两次亲赴天津，仍无结果。真可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于是他在万般无奈中，找到了德高望重的朱桂老，请其用力。朱桂老，即朱启钤先生，号桂辛，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及内务部长，是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的创建者之一。几天之后，朱桂老忽然电召王世襄，说：“宋子文今天将来看我，你立即写一份材料，陈述此事，我将面交宋子文，你可在旁补充说明”。那天，宋子文果然来了，并答应派人前往办理。在朱桂老和宋子文的直接干预下，杨宁史被迫以“呈献”的名义交出这批文物，但他提出的条件是，这批文物在故宫要布置专门的陈列室。1946年1月22日，当时行政院北平办公处派车，故宫派人，终于将这批文物从北平台基厂外商的运输公司库房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当王世襄先生亲眼看到这批珍贵文物入了故宫库房，意味着它们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其实，杨宁史的这批文物根本就不在天津，而是狡猾的杨宁史利用国民党的军政矛盾，伪称存于九十四军的住宅内，目的是拖延时间，以便侍机偷运出国。假如没有王世襄的穷追猛打，朱桂老和宋子文的助力，这批珍贵文物将难逃海外流浪的命运。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即是杨宁史盗窃文物中的珍品之一，它极为形象地反映出两千年前的社会生活场景，具有很高史学和审美价值，当为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三、到日本追讨被劫文物还在王世襄自重庆赴北平履新之际，“清损会”副主任委员马衡先生就专门找他谈话，嘱付他要留意郭葆昌收藏的瓷器下落，最理想的结果是要将这批文物完整地归国家收藏，千万不可流失海外。郭葆昌，号觯斋，西城羊城大街古玩铺学徒出身，为人精明干练，曾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和管理景德镇窑，因大量收购古瓷，故鉴定能力强，名声很大，编有《觯斋瓷乘》二十册，是民国最著名的陶瓷收藏家，于1935年前后逝世。接受马衡的嘱托后，王世襄找到了郭家后人，了解到这批文物仍存放在北平中南银行的仓库中，便不停地前往郭宅，动员劝说其家人能够化私为公。更重要的问题是，对待郭家瓷器，不能用对杨宁史的办法，要使之化私为公，巨资收购是最好的方式，但钱从何来，却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于是王世襄又找到朱桂老，再请由宋子文拨款10万美金，算是整体“收购”，才于1946年2月20日至23日，从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手中购得这批陶瓷珍品约有二三百件之多，即使这批文物与明清故宫原有的藏品相比，仍属珍器，实在难得。1946年12月中旬，王世襄作为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教育组的成员赴日，进行文物的清理、调查和追索工作。刚到东京不久，王世襄就了解到中央图书馆被掠到日本的善本书的一些情况。这批善本书大多原属抗战初期江浙、两广一带的藏书世家，如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为避战乱而放到上海旧书摊出售的旧藏珍籍。中央图书馆购得这批善本书后，大部分运至香港，准备装箱再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时，不幸遇香港沦陷而被日本海军掠去。1946年，经过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查找，这批书终于被顾毓秀先生在东京市郊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随即转存东京上野公园和驻日本代表团的驻地。王世襄利用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回国的机会，把代表团驻地的十余箱善本书先行运回了上海，随即开始向日本政府正式交涉。1947年2月，他还经过多方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最终使这批经过战火洗礼的国宝完璧归赵。当时，到码头来接书的是郑振铎先生派来的谢辰生和孙家晋两位先生。1947年3月初，经过奔波忙碌的450个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王世襄结束了自己在国内外追寻国宝的使命。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应有的表彰，反而因其接收回大量文物而蒙受了不白之冤，历经坎坷。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历史不仅证明了王先生的清白，还使我们在重温这一段历史时，再一次感受到老人家的爱国热忱和他为抢救中华文物所建立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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