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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追讨抗战被劫国宝经历(1)时间：2004-06-17文章作者：孙玮编者按：王世襄，字畅安，我国著名文物鉴赏家、文博大师，中央文史馆馆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毕生致力于祖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曾获全国文博系统先进个人，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等。不久前，他还将其获得的国际奖金10万欧元（约100多万人民币）悉数捐献希望工程。现已九十高寿的王世襄先生，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自公元1945年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之重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受保管，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此言一出，广受关注，于是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渐渐浮出。本报《宝藏周刊》据历史资料，现予披露，让广大读者在回首历史之际，感受这位爱国老人在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段坎坷经历。一、“清损会”里的年轻“接收大员”许多人都知道，现在被我国文博界敬为“大师”的王世襄先生坐过“牢”。他为什么会坐“牢”呢？众说纷纭。有人说，他生在京城的官宦之家，其高祖、祖父和父亲均在朝中做官，作为封建的孝子孽孙他因此而受迫害；有人说，他是纨绔子弟，从小就爱捉蝈蝈斗蛐蛐、架鹰捉兔，溜狗逛獾，是他那没落的封建思想与新社会的精神境界格格不入，因此而被批判；还有人说，他呀，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文革”那阵子，当然……其实不然。王世襄坐“牢”总共一年零两个月：“在东岳庙被关押了四个月”，“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手铐脚镣关了十个月”。他之所以坐“牢”，是由于他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政府的文物“接收大员”的特殊经历所致。我们不妨让时光倒流半个世纪，重新审视那些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任主任委员，著名学者马衡、梁思成、李济任副主任委员。在恩师梁思成的安排下，王世襄参加了“清损会”的工作，并由于他英文好，担负起《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中英文对照的校对工作。抗战胜利之初，教育部任命原故宫文献馆馆长兼北大教授沈兼士为特派员和“清损会”平津区代表，9月，教育部又宣布唐兰和傅振伦为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为助理代表。10月27日，时年30岁的王世襄搭乘美军的便机飞赴北京，成为肩负重任的“接收大员”。由此开始，他代表政府追讨抗战被劫盗文物。据王世襄先生介绍，从1945年11月起，到1946年9月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在平津地区经手清理的战时文物工作主要有以下六项：（1）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2）收购民国最著名的收藏家郭觯斋藏瓷二三百件；（3）追回美军德士嘉定中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4）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二百件。所谓长春存素堂丝绣，原为朱启钤先生于民国初搜集收藏的丝绣珍品，制作时代为宋至清代，均著录于《存素堂丝绣录》，后张学良将军用巨款收购后，存于东北边业银行，伪满洲国时将此定为“国宝”而名扬天下。（5）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约一千八百件。这些藏品，均为溥仪从故宫中盗出，大多属细软一类，件头小数量多，价值高，像商代的鹰攫人头玉佩，宋元时的四件书画手卷，均为无上精品；（6）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在王世襄先生经手的这六项主要工作中，除了美军中尉德士嘉宝的瓷器因特殊原因在南京办理交接和存素堂丝绣的交接时他已出国外，其余四批文物的交接工作，王世襄均亲自参加，具体的接收单位为北平故宫博物院。而每批文物接收完毕，“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都要会同故宫博物院写成报告，正本寄南京备案，副本留故宫存档。作为具体经办人的王世襄先生，不仅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出色地完成了国宝的追寻任务，更在于他在工作中严谨细致的科学作风，使这些工作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即使在以后的“三反五反”中，他因所谓的“接收大员”的历史问题，再次经受严酷的“审查”，关进看守所，上手铐脚镣，被关押拘禁一年多，并且查遍了北京所有古玩铺，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证实了王世襄先生的清白。王世襄的同事曾说：“如果在那些运动中只要发现了王先生一丁点的小事不干净，他就死定了。”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在乱世之中，王先生肩负责任的重大，办事的严谨，从而体现了他人格的伟大。二、决不让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王世襄先生开始追寻抗战国宝工作的时间为1945年的11月，办公地点在北海的团城。作为平津区的助理代表，上任伊始，他先在《华北日报》上刊登通告，向社会各界明确了登记损失文物的地点和申请追寻的截止时间，同时，他还在中山公园，宴请北平城内四五十名比较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进一步提供文物下落的情况。据一位古玩商介绍，有位德国人，名叫杨宁史，在日伪时期收购了大量的在河南出土的重要青铜器。这引起了王世襄的关注。在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他来到位于东城干面胡同杨宁史经营的禅臣洋行查看情况，恰好看见一位外籍女秘书正在打印一份青铜器目录。王世襄立即严正声明自己的身份，于是女秘书交待：“这份目录是罗越先生交给她打的”。罗越，德国人，辅仁大学的教授，恰好是王世襄家的邻居，他们早就相识。王世襄找到罗越，坦陈厉害关系，罗越承认目录是自己所编，而器物为杨宁史所有，寻宝工作由此露出第一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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