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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盂二鼎的发现、流传和捐献(1)时间：2004-02-22文章作者：郑重今岁为收藏家潘达于百岁华诞，上海博物馆将她捐献的大克鼎、大盂鼎等文物作纪念展览暨学术讨论。值此之际，将克、盂二鼎的发现、流传及捐献的经过略作介绍，读者或许会有兴趣。[B]大克鼎出土于何时？[/B]潘祖荫（1830－1890），清人。字伯寅，号郑?，小字凤笙。清代苏州府吴县人。状元宰辅潘世恩之孙。其父潘曾绶，字绂庭，道光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封光禄大夫，年未艾致仕，卒赠三品卿衔。潘祖荫“学问渊通，才猷练达”，“叠索文衡，?升卿贰”（《清史列传》卷五十八）。他曾典乡试复阅卷十三次，会试复试、朝考、散馆阅卷各七次，殿试读卷四次，考试试差、优贡朝考阅卷各四次，拔贡朝考阅卷二次，考试御史阅卷六次。考试学正、学录、汉荫生阅卷各一次，考试汉教习阅卷二次，考试孝廉方正阅卷五次，考试誊录阅卷三次，还任过多次武科主考官。范围之广（全）、次数之多，在历代官吏中是罕见的。一生中担任过许多有关文职的官，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纂修、咸安堂总裁、文渊阁校理、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会典馆副总裁，等等。曾主持纂修过《治平宝鉴》、《艺文备览》、《穆宗毅皇帝全集》、《穆宗毅皇帝实录圣训》等书。潘祖荫自幼涉猎百家，精通经史。“文藻艳发，兼工诗词”、“夙治《说文》，耽嗜汉学”。工书法，其作品为人视为珍贵收藏。他是位金石、文字学家，闻有彝器出土，他则“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恤”，所得有史颂鼎、盂鼎、克鼎等，都是稀世无价之宝。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潘祖荫以重金购之，在此之前，他已得西周史颂鼎、大盂鼎，购入克鼎后，三宝镇家，潘氏自然高兴。直隶总督端方，曾向潘逼诱出让，终未能如愿。潘祖荫曾辑有《攀古楼金石款识》二卷。他又是位刻书、藏书家。曾刻书近百种，所藏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闻名南北。藏书室名有“滂喜斋”、“八求精堂”、“攀古楼”、“澄怀堂”、“金石录十卷人家”等。收藏中罕见珍物有：宋刻《金石录》十卷、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还有《儒林外史》手写本等。他每得一书，必加评释，著成《滂喜斋读书记》二卷，《滂喜斋宋元本书目》一卷，曾刊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关于大克鼎出土的时间，已往各种介绍资料都记载：“一八九○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或记：“大克鼎一八九○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被天津柯氏购得，他（潘祖荫）再从柯氏那里重金购买来的”，罗振玉在其撰写的《贞松堂集古遗文》“克鼎”条，记载了琉璃厂商人赵信臣的叙述：“此器实出岐山县法门寺之任村任姓家”，他本人“常为潘文勤公（潘祖荫）亲至任村购器”。这话是赵信臣告诉罗振玉的，没有说明出土于何时。当今学人姜鸣对大克鼎出土时间提出质疑，他认为：潘祖荫本人死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十二月，如果克鼎出土于一八九○年，从出土、转手、再转手到北京为潘祖荫所得，实为不可能。姜氏的质疑根据是《潘祖荫年谱》光绪十五条下明确记载着：“是年得善夫克鼎，大几于盂鼎埒……先属李仲约侍郎文田及门下士之同好者皆为释文。”此谱是在潘祖荫逝世后不久由其弟潘祖年撰编，当为可信。姜氏带此疑问经几年搜寻，终于在北京某古董铺看到有《西周大克鼎金文拓片挂轴》，由李文田亲笔撰写的释文并跋语：“郑?太保得周克鼎，命文田读之，今以意属读而已，经文荒落，知无当也。光绪十五年五月顺德李文田识。”在李文田释文右侧，还有民国学者马衡的题跋：“克鼎出土于宝鸡县渭水南岸，大小与盂鼎相若，二器并为潘伯寅所藏而此尤晚出。此本李芍农释文乃系未剔时稿，墨本则较清晰，盖为光绪十五年事……”姜鸣的发现，对大克鼎出土年代以匡正视听，有了准确的说法。笔者在某一拍卖图录中亦见此拓片挂轴，因影缩太小，无法辨读。[B]左宗棠感恩赠大盂鼎[/B]潘祖荫秉性直爽，敢于直谏，不计祸福。“自入翰林，遇事敢言，飙举锋发，不顾忌讳”。曾请诛媚夷辱国的粤东督抚，请“暴诸夷罪状，力主战议”，请诛清河失守之河督庚长、广德失御的提督周天受、江浙失守的统兵大员张玉良、李定太及逃官张玉藻等，请严劾太原镇总兵田在田。对有识之士潘祖荫也敢鼎力荐保。咸丰十年（1860）三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襄理军务颇受器重。当时，左宗棠尚未发达，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中做师爷。为骆秉章言听计从的左宗棠，是一个恃才傲世的人物，监司大员向骆秉章有事相秉，骆让他们向左师爷请示，他也就当仁不让，隐操湖南政柄，甚至代拟的奏折不经骆秉章过目就直接向朝庭拜发。而左宗棠的功名不过是个举人。永州镇总兵、署理提督樊燮谒骆秉章，骆命他去见左师爷，樊燮只好去见，但未向左宗棠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忘八蛋，滚出去！”燮亦愠疾而退。未几，即有燮革职回籍之旨。樊燮回到老家，书“忘八蛋，滚出去”六字木牌，置于祖宗神龛之下，又为儿子延请名师，规定儿子穿女子衣裤，“考中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六字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他的儿子樊祥增果然发奋读书，光绪三年中进士，授庶吉士，成为晚清大名士，又官居江宁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此事见刘成禺《世载堂杂记》）。左宗棠的举动犯了官场的众怒。有人上奏弹劾，朝廷命湖广总督官文密查，如确有不法事情，可以就地正法。肃顺将事情告诉门客高心夔，高又告诉湖南名士王?运，王告诉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郭嵩焘即与同值南书房潘祖荫商量，潘祖荫三次上疏密保，说明左宗棠为人诬陷、并荐其能，“于地形厄塞险要，了如指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肃顺也说：“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加上胡翼林、曾国藩也纷纷保荐，左宗棠因此获起用，随同曾国藩襄理军务，后独领一军，并成为“同治中兴”之名臣。后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陕西访得大盂鼎，这时又想起老朋友、恩人潘祖荫，他知道潘祖荫对青铜器爱之如命，即命主管西征粮台的袁保恒购下赠送潘祖荫。大盂鼎自道先初年出土后，在研究金石彝器的学者中被视为难得一睹的宝物，腹内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极有史料价值。然而潘祖荫疑为赝品，对接这份礼物犹豫不决，所以左宗棠在给袁保恒的信中说：“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品，伯寅侍郎疑为不类……弟意宝物出土，显晦各有其时，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次年，潘祖荫改变了主意，亟欲得盂鼎，左宗棠立即安排保恒将大盂鼎运往北京，这是左、潘友谊中的一段佳话。潘祖荫获得大盂鼎后，请金石家王石经篆刻了“伯寅宝藏第一”的巨印，以表达欣喜自得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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