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步辇图》真实面目(2)

时间:2002-11-13文章作者:
刚才我们谈了《步辇图》的绘画艺术性,您能否再谈谈它的书法艺术性?陈佩秋:现在,大家都知道米芾在画上有题字,也不看是题的什么,见有米芾的名字就相信了;也不研究它究竟是不是米芾的字。研究一下后面题跋的字,我们现在将米芾的字放大了看,就会发现“襄阳米芾”这四个字根本不是米芾的字。我们可以找到米芾的字来对一下。以前看过《步辇图》,也相信了后面章伯益的保举意见,认为它就是阎立本的作品了。章伯益这个人,宋史里没有他的传记,只有《宣和书谱》和米芾《画史》中有有关他的记载,说他的篆书写得相当好。《步辇图》后面的章伯益篆书,乍看似乎还不发觉什么,但将一个字一个字看,一行一行的仔细地看,有问题。可以看出篆书的行距字距都有偏差,不但行距歪斜,字距不均,字的大小不匀称,不少单字的左右上下偏旁所占的比例失调。这可以在篆书的第一行的李道志,与第二行的李德裕这些个字中看出这是没有水平的人所写,贞观的贞字等若干字都有败笔。一个成熟的书法大家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所以,研究古代书画,不仅要有古籍知识,熟悉中国绘画史,还要看懂绘画和书法的各个不同的画家和书家的用笔特点。会写字的,就会理解不同画家书家的笔法和字的结构。题跋的疑问陈启伟:《步辇图》后有长段题跋。全文如下——“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装背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禄东赞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于吐蕃,其赞普遣禄东赞来逆,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诏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妻之。禄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妇,少小夫妻,虽至尊殊恩,奴不愿弃旧妇。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安敢辄取。太宗嘉之,欲抚以厚恩,虽奇其答,而不遂其请。唐相阎立本笔章伯益篆”您刚才讲,章伯益这段题跋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陈佩秋:章伯益,北宋时人,生于宋真宗景德3年,公元1006年,卒于宋仁宗嘉佑7年,公元1062年。从题跋来看,“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表明此题跋由李道撰写。按李道的官衔,史书应当有传,但25史的人名索引中只有三名李道,他们所处的朝代分别是魏、北齐和宋。魏和北齐的李道,官位皆不高,且为时尚早,与此画应该没有关系。宋时的李道,有关资料记载,“字行之,初聚众归宗泽,泽卒,依襄阳镇抚使,后属岳飞选锋军。累官湖北副总管,卒谥忠毅”。章伯益1062年卒,这个李道还未出生,也不可能为章伯益的篆书作志。从字面看,章伯益在李德裕重新装裱后172年才出世,章伯益是如何知道李德裕“重装背”的?这里显然存在疑点。陈启伟:《宣和画谱》和米芾《画史》中,均记载阎立本《步辇图》。但都没有具体描写《步辇图》到底画了什么。米芾在《画史》中《唐画》写道:“唐太宗《步辇图》,有李德裕题跋,人后脚差是阎令画真笔,今在宗室仲爰君发家。”章伯益(1006-1062)去世时,米芾(1051-1107)仅11岁,照理,章伯益的篆书米芾应该可以看见,但米芾在谈及《步辇图》时,只字未提,只提及“有李德裕题跋”。而我们现在看见的《步辇图》,上面根本没有李德裕的题跋。陈佩秋:我想,伪作者本来想做李德裕的字,因为李德裕的名气大,篆书的拓本找得到。容易对比。其实这更能说明这张《步辇图》是不对的。它和史书记载不一。假设《步辇图》中的题跋是李德裕所写,那么让我们再来对照题跋内容和史书记载,结果发现,题跋行文内容与史书有惊人的相似。二十五史《旧唐书》中《列传吐蕃上》记载——初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赞普使禄东赞来迎,召见顾问进对合旨,(而《步辇图》中写道: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于吐蕃,其赞普遣禄东赞来逆,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太宗礼之有异。诸蕃乃拜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又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段氏妻之,禄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妇(而《步辇图》中写道:诏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妻之。禄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妇),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赞普未竭(言旁)公主,陪臣安敢辄取。”太宗嘉之,欲抚以厚恩,虽奇其答,而不遂其请(《步辇图》写道:且赞普未(竭去立加言旁)公主,陪臣安敢辄取。太宗嘉之,欲抚以厚恩,虽奇其答,而不遂其请)。《旧唐书》,后晋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撰修。唐朝中期的李德裕是不会从100多年后的史书中抄录题跋的。印章和绢地问题陈启伟:我记得您以前曾经说过,对于在画上盖鉴赏印或收藏印,一些帝王各有特色。《步辇图》的印章是否也存在很大疑点?陈佩秋:看《步辇图》,我们可以发现,印章的篆法和打法都存在问题。《步辇图》上的印章有3方是金章宗的“七玺”中3方印文,但与真的“明昌七玺”相比,《步辇图》上的印文软弱无力。画上印章的钤印部位与真印的钤印规格不符。“明昌七玺”的钤印规格,盖在手卷上的部位顺序是自右至左依次为——第一印“秘府”,钤印位置是引首与前隔水绫骑缝正中;第二印为“明昌”,钤印位置是前隔水绫左上角与画心右上角的骑缝处,一般此前隔水绫左上角皆有金章宗的御笔题字:“某某人某某图”,而“明昌”一玺正是皇帝本身的象征,钤印于题有御笔的前隔水绫与画心的骑缝之处,这一格式是与宋徽宗的双龙玺钤于自己的题字和画心的骑缝格式一样。而双龙玺也是象征皇帝自身的一种表记;第三印“明昌宝玩”,钤印位置是前隔水绫左下角与画心右下角的骑缝处;第四印“御府宝绘”,钤印位置是画心左上角与后隔水绫右上角的骑缝处;第五印“内殿珍玩”,钤印位置是画心的左下角与后隔水绫的右下角骑缝处;第六印“群玉中秘”,钤印位置是后隔水绫与拖尾骑缝正中;第七印“明昌御览”,钤印位置是空白拖尾的正中。此七玺除最后一印“明昌御览”它是钤于拖尾空白处正中之外,其余六玺皆是骑缝印,它们是钤盖于:引首、前隔水绫、画心、后隔水绫、拖尾五个手卷组成部分的骑缝之处。此一钤印规格,顺序不变,它见于:《天水摹张萱捣练图》《天水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天水金英秋禽图》《赵?江行初雪图》。让我们再来看《步辇图》中翻译官身后的三印是:“秘府”“御府宝绘”“明昌”。所钤印位置完全不合“明昌七玺”规格,尤以“明昌”一玺,钤于翻译官员脚后,岂不冒犯皇帝的尊严?而三印中的“御府宝绘”的绘字与真印对比,它的绞丝偏旁的口字是直圆形的,而真玺是带扁圆形的。印文的用刀瘦软无力,不如真印印文。又“秘府”葫芦印的葫芦凹角是带平角形的,真玺是带直角形的。陈启伟:米芾在《画史》中写道:“宗室君发以七百千置阎立本太宗步辇图,以熟绢通身背画,经梅便两边脱,磨得画面苏落。”此段文字在故宫博物院出版的画册的注释中也提到。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并没有“苏落”的现象。陈佩秋:按米芾的这一两边脱的记载,《步辇图》应该是挂幅,只有挂幅,才有两边脱的可能。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手卷,一般来讲,手卷只有上下脱开。为什么说只有挂幅才会两面脱呢?因为要不断地上下展开和卷起。手卷只会上下脱,因为它是经常左右展开的,卷在芯子里的左边怎么能脱开呢?因此,以此推断,《步辇图》应该是挂幅,而不是现在的手卷。仔细研究《步辇图》,我们还可以发现绢上的篆书墨色新旧与画中人物的墨色新旧一致。一个是唐人画,一个是宋人书,时差将近四百年,墨色如此相同,不符时间空间规律。显然如同时期人所作。我们看《历代帝王图》可以发现,因为是初唐的作品,这个卷子是破的。唐到现在,1000多年,历史将画作磨损了,上面有很多补丁是后人补的。而那张《步辇图》则基本完好。我仔细看了这次新出版的画册印样,画末所留的同一块绢地,其长度几乎占整个画面的一半还多,恰好留给章伯益书写十四行篆书,再加上落款。如此这般,若不是人为故意留下的,难道是阎立本未卜先知,竟在画后预留了如此合适的空白等四百年后的章伯益来写题跋?再者,章伯益的十四行字,99.9%竟然完好如初,无一字磨损或修补,难道近千年来,这张画一直保存在真空里吗?它竟然可以不受气候、湿热、战火和手拉开卷进的伤损,这是无法理解的。陈启伟:听说,为了研究《步辇图》,您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半年多时间,放下了手中的画作,常常通宵达旦,研究到雄鸡报晓。您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陈佩秋:我是画画的,几十年来,我看过许多古画,临摹过许多古画,因此对古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一些画,明明是假的,却要说成真的,所以要花些精力去弄弄清楚。要不然,很好的东西说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当成宝贝,是本末倒置,是对历史的不负责,对艺术的不负责,对后人不负责。作为从事艺术工作的,应该是好的说好,是不好的就说不好。我是为那些本来是真的东西被当成假的抱不平。同样也为那些本来是假的东西被珍藏起来而鸣不平。我的实践告诉我,要识别古画的真伪,必须先看懂它们,因此我花了不少精力,但我觉得这样做很值得。提出对《步辇图》的看法,只是想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与同行探讨,以期使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得到真正体现。当然,我的研究水平有限,只是提出以上的一些疑问,期待此次与会的专家能共同进行探讨,还《步辇图》一个真实的面目。(注:文汇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名画说疑》中陈佩秋对《步辇图》真伪作了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