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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出什么时间：2003-05-14文章作者：《清明上河图》恐怕算得上中国传统绘画中最脍炙人口的一幅名作了，但它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影响之深以前是不曾有所体会的。直到今年年初参观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千年遗珍——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看着偌大的展厅中唯有此幅作品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的人群环绕上博二层一周后又顺扶手电梯延伸至了三楼时，我才开始真正惊讶于它之于中国民众的魅力。此外，本幅画卷之前还配有专门的警卫人员维持秩序，提醒观众不要过久滞留。面对如此壮观的场面，诸如《簪花仕女图》、《韩熙载夜宴图》之类的名作相形之下也黯然了许多。展出《清明上河图》之所以能在市民中产生这样的轰动效应，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作品与观众之间隐藏着的身份上的对应性。在一般的美术普及读物中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它如实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东京汴梁城的一派繁华都市景象。图中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物不下千计，街道房屋、野景市容更无法悉数，展卷遐思，百千年前都市人的生活状态映然眼前。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当12月3日上午，台湾艺术家蒋勋在上海博物馆参观《清明上河图》时，排在他后面的一个老年妇女惊奇地指着画说道：这里有一个老太正在刷马桶呢！蒋勋也不无感慨地说：汴梁（京）城里刷马桶的北宋老太太和今天上海的老太太相遇，后者就像看到了自己。古代与现代、艺术和生活在这一刻莫分彼此。关键就在于这幅作品从图像上直观展现出的是一个社会整体，而不是某一特定阶层的价值判断和精神理想，并且这个社会群体主要是由市民百姓构成的，所以今天的普通观众在参观之前，就会相对比其它作品形成更多可供理解和比较的预设前提，欣赏作品之时也就会引起更大的兴趣。但无可否认的是其中的大多数人也就只能胡乱看个热闹，对于此幅作品的著名很难讲出更多的所以然来。日后，笔者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偶然读到一篇由AmicaO.Yeung著作的EmperorSongHuizong’sIdealinQingmingshangheTu：AConfucianSocietywithProperGenderInteraction（《【清明上河图】中宋徽宗的理想》），读后很受启发，因为它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幅传世名作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观察角度。真的，面对这幅耳熟能详的长卷，尚有许多细节值得我们进一步观看，也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更深层考察。北宋遗民张著在卷尾题跋中指出《清明上河图》的可能作者是北宋画家张择端，这是关于画卷作者的最早文献记录。但直到今日，鉴藏家们仍然对于这幅长卷作者的身份、创作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创作的意图，包括手卷是否是按照作者思路原创等问题都还持有分歧。分歧的出现是有起点的。假定作者的确是张择端，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幅长卷究竟是张择端自己创作的还是由宋徽宗委托创作的。据记载，张择端是北宋翰林图画院的宫廷画家，这些画家都要经受严格的专业训练并忠心为宫廷服务。到了徽宗时期，画家们更被要求按照徽宗的意图精确画出一些他的委托任务，否则将被革职或永不得迁升。因此如果《清明上河图》的创作真是由皇家宫廷委任的话，那么画面的主题和风格无疑将受到当时的统治者——宋徽宗的强烈影响。在争论中，有些学者（如ValerieHansen）认为《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相对独立的作品，它只是张择端个人意图的随意表达以及对于这座城市的理想描画。而更多的学者（如CookeJohnson和JuliaMurray）认为这张手卷如实描绘了1125年北宋为金所灭之前东京城的景象。Johnson详细比较了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古代的北宋地图以及《清明上河图》中的具体细节，指出该图极为精确地画出了那个时代所有重要的城市标志，如城门、桥梁和运河系统。而Murray的研究则进一步强调，《清明上河图》中主题的选择事实上的确表明了宋徽宗作为艺术赞助者的巨大影响。徽宗在中国历史上以精于绘事而著名。从他的多幅传世作品以及宋代的画论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偏爱于精细的写实风格并特别强调对自然的深入观察。然而容易为人所忽视的一面是，在徽宗的画中有这样一类作品，它们对于物象的描画往往是真实细致的，而所要传达的意图却是诗意虚构的。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同样在本次国宝展中展出的《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藏）。卷后题跋云此图记录的是政和二年正月十五夜开封上空祥云飘临，瑞鹤齐飞的吉庆场景，然若对应史籍却无法查到相关记载（对于这件作品的分析可参看Sturman，Peterc的“CranesAboveKaifeng.”发表于ArsOrientalis20〖1992〗：33-68）。像这样带有明显吉祥征兆，歌咏太平盛世的作品史称瑞应图，它是不需要有客观事实为依据的。那么，瑞应图对于徽宗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徽宗是北宋的最后一位皇帝。哲宗死后，后继无人，本应由哲宗亲弟即位，但皇太后以“端王（徽宗即位前被封为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为由力保徽宗当政。掌权后，并不是特别名正言顺的徽宗当然要显示出众多瑞兆以表明自己乃上天注定的真命天子。而且在他统治期间，王朝又常年遭受着持久的外敌入侵，并且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屈辱的政治妥协。为了维护皇权的尊贵与威严，徽宗颁布了许多公众节日以营造欢愉祥和的盛世气氛，并且特别着眼于绘事，委托了上千张瑞应图以创造出一番吉瑞太平的视觉幻象。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说这些作品大多在形象上非常写实而内在意图上又非常理想。像JuliaMurray这样的学者就认为《清明上河图》其实也是属于这类瑞应图之一种。它表面上是对东京汴梁城的如实描画，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祥瑞的标志，它为徽宗的英明统治高声颂扬。而且《清明上河图》的卷尾结束得很突然，致使许多专家都认为原作有所缺失。加之明清两代的摹本中均有皇宫出现，所以遗失的部分中很可能包括宋代皇宫片段。如果真是这样，《清明上河图》就会更明确地体现出宋徽宗的影响。那么，从具体的画面上我们又能看出些什么呢？不知道参观者是否有这种体会，同样的展厅，观阅《清明上河图》与《韩熙载夜宴图》时的内心活动就不一样。这里有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问题，那就是空间与视角。《韩熙载夜宴图》表现的是家居屋内私人空间，观赏者如同一个不邀自来的客人，躲在隐蔽处窥视，如若众人围观，就越发显得不自在。而《清明上河图》展示的是繁华都市公共空间，凡至私人空间处皆巧妙遮掩，适可而止，令观赏者有如一个俯瞰众生的审阅者，万般景象尽收眼底，心中难免有统摄全局的权力。深受儒家影响的宋徽宗始终认为窥视他人隐私绝非雅事，他对《韩熙载夜宴图》的态度也是“过目后尽可弃之”（当然实际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张择端在画卷中则尽量避免刻画私人生活，着重选取街市场面，从而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商业都市景象。《清明上河图》中的主体人物共有500余位，但细数之下，其中的女性仅占20位，绝大多数女性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这无疑暗示了艺术家和赞助人的观念以及那个时代的传统。宋代实行男女隔离的政策，特别是理想的上层女性更应足不出户，守闺持家，她们很少能接触到家庭成员以外的男性，缠足的风俗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盛行。另一方面，《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女性又大多与小孩儿或家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儒家思想里，母子关系是家庭和谐安宁的基础，敬母教子则是值得尊崇的礼仪。只有因孩子需要，女性与陌生人的接触才被看成是合理的。此外，虽然女性在社会关系中属于屈从地位，但她们反过来也是男性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在历代对帝王的绘画表现中，他们身边经常会簇拥大量的随从（比如同样是此次展出的《步辇图》），而《清明上河图》中却没有一个人身边单独伴有女性。除了说女性不应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之外，我们还应考虑这幅作品的潜在读者。张择端是翰林图画院的画家，他所能接触的主要是上层官员。如果宋徽宗披图展卷，黎民众生没有理由不向至高者表现出他们的谦卑；如果宫廷大臣有幸观赏，那么他们也绝无机会借此图卷看到他家妻女。《清明上河图》卷的大街上布满了各式阶层的人——达官贵人、工匠商贩、普通百姓——但他们都在儒教的社会礼仪之下和睦相处。孔夫子1500年前就指出不同地位的人要各得其所，不可互越雷池，淆乱等级，只有这样才可以算得上太平盛世，国泰民安。而张择端在画中很好地贯彻了这种思想，使笔下的人物各司其职，相安有序，也使当时或后来的观看者不禁赞叹这个盛世背后的最高统治者—宋徽宗。通过以上这些，我们感觉到了欣赏艺术作品的另一种方式。它不是从构图、笔墨、气韵等形式的角度去分析，也不是单纯地赞扬一件作品有多么伟大精深，而是通过比较细节，激发起现代读者的比较和联想，从而使我们触及到历史里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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