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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时代传入中国的绘画与版刻(2)时间：2002-11-06文章作者：伯希和关于倪雅古的工作，我们可以收集到一些信息。在1605年2月致马类思（LouisMASELLI）神甫的一封信中，利玛窦说：“去年圣诞，为了过节，我们在祭坛上用一幅新的圣路克的怀抱圣婴的圣母像取代了以前一直挂的天主像。这幅非常美丽的画像是我们修院的一个年轻人画的，他在日本是尼克劳神甫的弟子，这幅画像非常出色……”在1606年8月15日给阿奎维瓦神甫的信中，利玛窦提到倪雅古教友此时正在澳门，他被送去为新教堂绘几幅画。但在一封已佚的利玛窦神甫的信中应该有更丰富的信息，因为杜雅克（duJARRIC）神甫在可能是文读礼神甫遗漏的一段话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赞扬了倪雅古教友的功绩：“1605年在巴甘市（Pacquin），利玛窦神甫、庞迪我神甫（leP.JaquesPantoja）与一位长于绘画的同会日本教友雅克……这位教友以其绘画赢得了全中国的赞扬，利玛窦神甫在他的一封信中如是说。在中国没有任何绘画能与之相比，世界上也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敬仰这些绘画。不过，他的工作相当保密，只有两名非常忠诚的中国教徒协助他。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引起皇室的注意，那他就只能为宫廷里的达官显贵干活了。而要是不能满足这些高官，他就有得罪这些人的危险。”1610年，为了给两个传教团的小教堂画天主和圣母像，倪雅古教友来到江西南昌。利玛窦1610年5月11日去世时，他之所以没在北京，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利玛窦从来没想给自己画像，但当地的教徒为他们称为圣人的利玛窦之死而哀伤不已，金尼阁补充说：“在他们的百般请求下，一个粗通绘事的教友不得已作了一幅他们的英雄的画像，以此慰藉他们共同的情感。”熊三拔（Ursis）在一封信中提供了这位“粗通绘事”的教友的名字是游文辉。毫无疑问，如果倪雅古在北京，大家定会请他来画。1611年，皇帝将杨公公被充公的寺庙赐给神甫们，作为利玛窦的墓地。不同凡响的是，适合于基督教的装饰取代了佛教的偶像，而正是倪雅古教友一回到北京就履行了这一虔诚的职责。“祭坛……被推倒了，壁画上被涂了石灰。随后，大家为安放天主像整理出一个新祭坛。我们的一个教友非常适时地为大家绘了这幅画。我们看到尊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端坐在华美的宝座之上，天使在空中飞舞，使徒在下方侧耳倾听天主的教谕。”在一封杜雅克神甫从中汲取灵感的佚失的信函中，我们看到，利玛窦热情洋溢地谈论倪雅古的绘画，实际上，此画是为中国宫廷而作。同样，在他的信中写道，非常多的参观者前来传教团“好奇地观看我们的绘画和雕塑”。另一次，利玛窦说中国人“被图画书惊呆了，他们以为这些图画是浮雕，而不能想象这只是油画。”很显然，人们会问，早期的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有些自卑？或者他们是否把中国人通常出于礼貌的恭维看成高度的赞赏？实际上，我们知道，尽管18世纪几位欧洲画家的才能无可挑剔，中国的绘画爱好者，总体上来说对于利玛窦前面所说的远东绘画所缺少的透视和阴影还是不很欣赏。但在这第一个进入中国的传教团的历史中，一切都出人意料。连续10年中，利玛窦及同伴受到皇上的赞助，外国人的这种地位是没有先例的。而且，此前也没有哪个死于都城并非藩属正使的“蛮夷”由皇上赐地营葬。早期传教士的庄重的举止和卓越的技能吸引了明末的中国人。看来，如果抛开某一时期的骄傲和排外情绪，那时的多数有识之士还是承认这些外国人在所有领域都是胜自己一筹的。《程氏墨苑》中收入基督教版刻就是一个例证。需要补充一点，在17世纪中叶，姜绍书所作的《无声诗史》收录了明代画家的资料。他在“西域画”中的一篇短文里写道：“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利玛窦的说法与我们在中国文献中看到的观点相反。然而，欧洲绘画在17世纪初确曾风行中国。在欧洲与远东的艺术关系史上，今后应该为那不勒斯人尼克劳神甫和他的学生——中国父亲与日本母亲的混血儿倪雅古修士——留下一席之地。（伯希和著李华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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