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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时间：2003-08-07文章作者：说起上世纪60年代我有许多机会当面聆听丰子恺先生的教诲，还得感谢全国政协呢！我在家乡读初一时，一本《子恺漫画》启蒙了我，使我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画种。从中央美院毕业到《漫画》杂志当编辑，凑巧分配我向丰先生约稿。信中我憋不住表示拜师学习的心愿，丰老回信说：“以后就多联系吧！”1959年，丰先生出席政协会议，我在驻地东方饭店第一次拜见了他。虽无拜师仪式，但从此他老先生在我心目中就定了位了。1962年，我专程到上海丰先生府邸拜望老人家，登上书房日月楼，逐本翻览了丰先生自藏的个人著作。有一些是我未曾见过的，为此还借了两本带回北京研读。从1959年起，丰先生都出席一年一度的政协会议，记得多是住在民族饭店。这就给我提供了更多“上课”的机会。1964年《人民中国》记者唐忠朴在题为《丰子恺》的访问记中，有丰先生女儿丰一吟君的一段插话：“毕克官今天上午才来看过爸爸。他在几年以前就和爸爸建立了通讯关系，1959年他们第一次见面。此后，爸爸每次到北京开会，他就要来找爸爸谈画。”这几句当年记录下的插话，正真实地记述了我四十年前利用政协会议的机会求师学习的情景。民族饭店客房相当宽敞，当时也是两人一屋。除了没有电视机，一切布置与今天的委员驻地差不多。丰先生坐在窗前，一边翻阅我带去的画册《云霓》，一边说，他的许多漫画，都来自生活。像这本画册中的画，是坐了小船，顺运河而行，沿途写生得来的。他还强调，要向诗人学习，不一定做诗，是学习诗人观察生活的眼睛。因为诗人观察细微，又善于点石成金，对漫画家很有启示。他见我不会做诗，还特地给我写下平仄口诀。我当时已年过30，老师像教小学生一样手把手教，情景至今难忘。1962年3月20日，我画的《我看报》、《奶奶洗脸不哭》在《人民日报》发表。适巧丰先生已到北京开会。我一进民族饭店客房，先是同屋的老国画家王个鋎先生抱拳表示祝贺，接着丰先生从桌上拿起报纸也表示祝贺：“好的！好的！小家伙这样子看报，有意思！”过了两天，我再次到民族饭店，丰老对我说：“昨天我在小组会上发言，说百花中有大花也有小花，举你的画为例，说像这样的小花，也应当让它开放。”可能是1961年，政协会间丰先生告诉我，周恩来总理嘱咐他，下次开会把老伴也带来，以好照应。次年，丰师母随同来京。我去看望二老，闲聊中初次来北京的丰师母打听北京有些什么特产。我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消失了几年的特产仍未恢复。事有凑巧，次日中午我逛商店，竟发现了多年不见的山楂果脯，只是用糖太少比较干硬。但我还是如获至宝买了两斤，还特地要了礼品盒装着。下午上班，我放到办公室桌上，还高兴地对同事说起自己的幸遇。当晚我高高兴兴送到民族饭店，礼轻意重，丰师母表示感谢。不想，四年之后，在讨论我入党的会上，有人指出我崇拜丰子恺的问题没有检查，并举出赠山楂送礼的事。支部只好暂停表决，让我下去写出检查。后来，支部倒是通过了，因“文革”来临，入党的事也就没了下文。那时候，政治思想工作大抓“向党交心”、“划清界限”，导致同志、同事、同学之间相互摩擦，关系隔膜。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不向革命老干部学习，却老远去讨教一位佛教居士，纯属“另类”，受到批评，也不奇怪。这赠山楂的事，发生在委员驻地，也算一个有趣的插曲吧！我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丰先生取意古诗“樱桃碗豆分儿女，草草春风又一年”，给女孩取名“宛婴”。政协会间我把两岁多的宛婴抱给丰爷爷看。客房临街，丰爷爷让小家伙站在椅子上眺望马路上的来往汽车。又是给糖又是留用午餐。餐厅在一层西面，记得比较拥挤，餐中的水饺和素炒冬瓜至今还留下印象。丰先生一再教导，画儿童必须“涉身处地”体察孩子的心理。我的《童心》系列就是遵照老师的教导，从体察自己孩子的生活开始，坚持创作的。除了作画，还写了一篇散文《宛婴日记》，是完全以孩子的眼睛和口气看事谈事。我将稿子带给丰先生看，老人家给改了几个字，散文1962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算是我向老师学习的一份答卷吧！当年，我只顾抓紧时间学艺，似乎顾不上关心有关政协开会的事。倒是丰先生有时主动对我谈些观感。有一次告诉我，星期天委员去西郊观光，他和同组的国画家叶浅予、傅抱石、王个鋎、蒋兆和，理论家王朝闻都参加了。还说，末代皇帝溥仪也去了，“和皇帝一起白相，难得！”还幽默地说：“皇帝长得和常人一样，没什么不同。”又一次，丰老赠给我一张大照片，背后写着“克官仁弟惠存”。说是同组的摄影名家石少华给拍的，说这可不是一般的照片，是艺术家的作品。回顾我自己走过的艺术道路，也是一手写文一手画画。作画，我不是笔墨的仿学，而是重在艺术修养，体察生活和立意构思的学习上下工夫。这是《童心》水墨系列的创作得以坚持的原因；我又致力于美术史论的研究和散文的写作，并陆续出版了多种著作。可以说，几十年来自己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了丰先生的影响。如果说，1959年之前师学丰老是通过研读著作进行的；那么，1959年之后，就有许多机会当面聆听教诲了。这之间，全国政协会议给我提供了机会。所以说，早在40年前，我已在借政协的光了。从第七届起，我自己也连任全国政协委员三届，每忆起40年前的经历，就会倍感亲切，并越加珍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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