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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师与艺术家的胡承斯时间：2003-01-05文章作者：陈默2002年9月8日，新中国特意为教书育人的园丁们设制的第18个教师节来临，在四川美术馆，数千艺术界同道及各级领导、艺术院校师生及普通民众，为四川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家胡承斯举办特殊个人艺术展。所谓特殊，是指作为癌症晚期病人的艺术家，参展作品中赫然出现以自己就医经历为参照的《癌病房》系列。并且，作为艺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大型个展，对不久于人世的艺术家十分重要，其特殊意义对生理健康的生者依然十分重要。获得“唯一”的快乐者得以将一生的快乐集中施放，共享“快乐”的生者们却也陷入了追问艺术责任的郁闷中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程序，艺术家的快乐以分秒记算的金色余辉里，胡承斯与输液瓶、病历、亲友以及未完成的《癌病房》组画其余作品的遗愿，享受了最后97天的幸福快乐时光。2002年12月13日，他静静地走了。作为生命个体，他走完了不以生存时间长短论成败的鲜活旅程；作为艺术个体，他以责任的持续投入，赢得艺术自由空间的开拓和质量的提纯。由此而论，生理特征健康的一些所谓生者，并不能掩盖其精神内存疑症重重的危机。活着的，可能已死，已故者，可能再生。2002年12月16日，相识的和不相识的艺术界内外朋友来到成都殡仪馆，为一位将艺术进行到底的快乐者送行。曾经在一百天前那个特殊个展上滚动播放的艺术家生前最爱的音乐《昨日重现》替代哀乐在告别大厅轻扬，意大利音乐家撤拉·布莱曼如泣如诉的精典演义，将乐曲包含的生命原创意义以超越时空的震撼撞击生者心灵，抚慰故者希望，渗化芸芸众生。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告别，也不是普通概念的追悼，所有的人都在沉重地掂着两个字：艺术。我们都生活在旅途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版本的“昨日”沉淀，而今日和明日故事的续写，其实不难，但一定很烦。艺术的“昨日”可能与生者无关，艺术的今日与明日却是生者无法逃避的责任负担，不仅难和烦，差不多已到了危难的临界点。为胡承斯举办特殊个展以及为他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已经超出了人们可以预期的世俗意义，但可能为引发一场有关艺术责任的讨论提供有效的切入点。我们不清楚扬州八怪们的甚至有些迂腐的执著算不算一种责任心；我们可以怀疑徐青藤八大的学术精神中掺和了宗族色彩的“复明”倾向，从而淡化了艺术责任的纯度；我们甚至也可以质疑米开朗基罗的玩命带有宗教的使命冲动；毕加索的折腾有着太多的玩世不恭；凡高“渴望”的可能是无意识颠狂和精神的迷走。但有一点是古今学者们不怀疑的，那就是他们都是认真严肃的艺术殉道者，剥离附在艺术上的赘物看本质，他们无一例外是艺术责任的消费者与守望者。古老中国的艺术史留下了许多精典的范例，而年青的新中国虽然经历了一些天灾人祸，但仍不乏在艺术责任上前赴后继的开拓者和求真者。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种带有报复意味的以文化反思与力度创作为集中体现的艺术复兴大潮，为艺术责任追加了朴实生动的现场证据和可信注脚。“‘85新潮美术”，从多种角度观察分析的综合结果应是良性的，这种以艺术责任为核心的艺术运动，不管是补课意义还是艺术本态的还原诉求，都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90年代，贯穿前卫精神的实验艺术，在众多有责任心的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下，当代艺术的本土经验与话语方式渐趋成型，并活跃于世界艺术舞台，靠着责任、良知、诚信与成熟的作品，受到国际艺术界的尊重是十分自然的。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艺术生态的整体发展中存在的不谐之音与非健康因素，以放弃或亵渎艺术责任换取短期贪利的种种畸形世象，正在有效地蚕食文明进步的成果，并可能危机到在经济膨胀的社会中健康指标正在下滑的整个艺术机体。在一些人的眼中，逐利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礼仪廉耻，可以抛弃艺术原则做人原则和良心责任。殊不知，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正如毛的名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与艺术责任和良心作对的人，付出的代价可能不仅仅是光阴虚度和价值沦丧，还有良心的追问与责任的批判。在这个充满诱惑以及机会与陷阱密布的当代，每个以艺术的名义生存的个体都在相对宽松自由的路径迷宫中寻找自己的归宿，也都可能在艺术责任的无穷追问中不断校正自己的行为姿态。倘若遇到挫折与郁闷，不妨举首望望在天堂作画的胡承斯，重新审读《癌病房》，也许一切都变得很轻和不重要，一切也都释然了。2002年12月22日于成都龙王庙老默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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