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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2)时间：2002-12-05文章作者：潘玉良的好友王守义长她七岁，是河北省高阳县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在巴黎和邓小平、何长工、周恩来等人一起学习，与邓颖超、聂荣臻为同班同学。他在巴黎开了家饭馆，在华人中威望很高，很长时间担任旅法华人俱乐部主席。他关心同胞，不管哪个遇到困难，都倾力相助，帮助过很多旅法中国艺术家。张大千首次上巴黎，受到他热情接待，为其举办画展出力奔波。著名油画家常玉煤气中毒身亡，没有家小，王守义为他买地安葬。1940年，巴黎沦陷，潘玉良的画室被德军征用，她只能搬至达累齐亚路过着难民般的生活，战争期间，不仅生活不安定，绘画工具的材料也十分缺乏，一般的画展活动也不能如期进行，潘玉良生活陷入困境，王守义知道后解囊相助。1944年8月巴黎解放，社会才慢慢回复正常。潘玉良又积极投入创作，每年定期参加在巴黎的一些团体展，如法国艺术家沙龙、独立沙龙、秋季沙龙等活动。1948年10月，她与刚从上海来巴黎不久的赵无极以及其他两位中国画家举行联展。1950年，她去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4国巡回画展，历时9个多月，获得了一枚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圣诞奖章。当她回到巴黎时，在《晚邮报》上看到了一则“中共重用艺术家”的消息，连忙给家里去信，表示其归国的愿望，不久国内文艺界开始整风运动。1950年，我国国家一级美术师刘自鸣先生在巴黎遇到了潘玉良，他回忆说：“我国画家如吴冠中、熊秉明、赵无极、刘文清几位先生都常在大茅舍画院进进出出，当然，潘玉良也常来光顾。我在国内时，见过潘先生的画册，其中有她20年代的自画像，30年代把她的丈夫、儿子画在一起的《全家福》。潘先生这位绘画功力雄厚的老前辈，她的一根简单的线条都能绘出人体或手臂的立体感来，我会永远怀念她。那时的潘先生，梳着发髻，虽然头发式样变了，又时隔多年，但仍然可以认出她那并不端庄却很有个性的面孔。她的发髻梳得有点奇怪，不是梳在脑后，而是高高地盘在头顶上，颇有点中国道士模样。除了这不同一般的发式外，她的打扮却是再朴实不过了。夏天穿一件衬衫，一条长裤，一双跑鞋；冬天，穿一件棉衣，再罩上一件旧呢大衣，完全是艺术家不修边幅的气派。”令刘自鸣印象深刻的是：“潘先生说话非常直率，在她淡淡的三言两语中，却包含着对人的坦诚和关怀。她第一次到画院楼上画室看我的人体素描时，就告知我：画得太硬，因为画得太硬，画不完。这话的含意就是难于继续画下去的意思。那时，我刚开始画人体素描，从她的指点中我得到了启发，以后一直受益不浅。”据说，潘玉良当时住在6区离大茅舍画院不远的一条小街上，住所可以说相当简陋，屋里摆着几盆花草，家具也相当破旧。以至于刘自鸣的姐姐感叹说：“真没想到，一位杰出的画家，生活竟像学生一样清贫，相貌竟又如此一般！”1952年夏季，潘玉良的画室遭暴风雨袭击，房掀玻璃碎，无法作画，王守义帮她修复了画室。此后，王守义还多次助她举办画展。与第一次赴法时相比，潘玉良第二次赴法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开始有选择地从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借鉴他人的同时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创造，没有凝固在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之中。从她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她在艺术上广征博采，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它流派绘画的某些风格和韵味。在《穿红靴的女人》中，潘玉良尝试用野兽派强烈奔放的纯色来作画，同时在不损害造型、结构和色彩本质的情况下，细腻地处理画面中衣服、皮靴、皮肤的质感和光影造成的色彩变化，保持了印象主义明亮的光线和鲜明的色调。她的另—部作品《屠杀》在对战争的表述上又和毕加索的名作《格尼尔》有着相同的观点和切入角度。图画里没有枪炮、飞机、炸弹、坦克，看到的只是仰天狂叫的求救者，奔逃的人群、血泊中婴儿肢解的尸体……它聚集了痛苦、绝望、恐怖、残暴的全部意义。1940年前后，潘玉良逐渐在借鉴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更多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线描手法。线描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基础，有着很强的表现力。潘玉良熟练地掌握了这一技法。并把它融入西画中，丰富了西画的造型语言。在1941年的《女人与猫、躺着女人体》以及1942年的《戴帽子的妇女》中潘玉良娴熟地运用线描的粗细、轻重、虚实、顿挫，笔简意深，形象准确，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人体的姿态，耐人寻味。1942年后，潘玉良开始尝试用毛笔和墨彩在宣纸上作画，由于国外获取宣纸不易，所以也用毛边纸和桑皮纸。50年代后，潘玉良的艺术风格渐趋成熟，从技巧上看已经没有向新的西方潮流探索的痕迹，而代之以稳定的个人风格。她这一时期的大量彩墨画，一反文人画的淡雅，而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她充分发挥油画背景烘染和后印象派的点彩手法，同时又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质朴、浑厚、沉静的气韵，融成了一幅幅令人称道的珍品。在《观猫女人体》（1960年），《披花巾女人体》（1960年）和《女人体》（1963年）中，潘玉良先用细腻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典雅素静的女裸体，然后用淡彩点染出人体的结构和质感，背景部分运用点彩和交错的短线来制造层次，成功地将中国的笔墨精神和西画的实体质感巧妙地融入她的彩墨画中，呈现出既秀美灵逸又坚实饱满的极富独创性和个性化的审美情趣。潘晚年的油画作品亦是如此。她五十年代中后期创作了一批以中国民间妇女活动为题材的油画作品，如《双人袖舞》（1955年）《双人扇舞》（1955年）等，乍看起来有马蒂斯的大块纯色运用的特点，然而在纷繁的西画色彩中又融入了国画的线条勾勒，蕴藏着中国艺术的意境、韵律、诗情。构图大胆而夸张，画面奔放而深沉，色彩绚烂而宁静，有着强烈的律动感，给人以美的享受。在她的静物画里，盛开与凋谢的花朵是其经常刻意描绘的题材，这里明显有着象征主义的痕迹。在《月季与扑克》里，一瓶即将凋谢的月季花下摆着一幅扑克，花的凋谢是潘玉良对生命过程的诠释，而吉普赛人算命用的扑克牌则表露了一种命运莫测的宿命思想。或许是久居异乡的缘故，潘的这种宿命思想在晚年更为明显。在其1959年所作的彩墨作品，《玩扑克的女人》中，那个着装素雅、面色沉静的玩牌女人不就是潘玉良在为自己占卜着未来吗？整幅画里流露出潘玉良对晚年仍客居异乡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1958年8月，“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展出了她多年来珍藏的作品：雕塑《张大千头像》、《矿工》、《王义胸像》、《中国女诗人》，油画《塞纳河畔》、水彩画《浴后》等等。展览会刊印了特刊，出版了画册。展览未闭幕，展品除自藏未标价外，均订购一空。巴黎市政府购藏十六件，国家教育部，市立东方美术馆都有收藏。更引人注目的是国立现代美术馆购藏了雕塑《张大千头像》和水彩画《浴后》，报纸和艺术刊物都争相撰文评价。潘玉良虽不与一般画商合作，但仍有赏识她才华的法国文化界人士，邀请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馆举行展览。她一生最大的荣誉是1959年９月巴黎大学把它设置的多尔利奖赠与她，授奖典礼在该校举行，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给了她。主席致词时，盛赞她在艺术上的成就，说二十年前，她的作品就进入秋季沙龙。当晚，潘玉良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刘海粟先生，一封给潘赞化，她取出一张照片，背面写上：“今天获巴黎大学多尔利奖，此系授奖时与巴黎市市长留影，赞化兄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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