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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中国文化(2)时间：2002-05-10文章作者：王宁既然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在国际学术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对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课题有所了解，并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这种论争性的对话中，通过和国际学术同行的讨论、争论和对话达到影响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之目的。这就是本书编者的一个明确目的。我们当然可以从本书所粹集的中西方学者论述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论文中看出一个趋势，即我们中国的一些前沿学者的研究已经基本上接近国际水平，他们的论文若用英文撰写，定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本书的编选只是编者所试图实施的文化全球化战略（暂时借用这个说法）的第一步。毫无疑问，在自然科学界，科学家们已经达成一种共识：能否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并收入SCI（ScienceCitationIndex，科学论文索引）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发达与否的客观标准。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际权威性的SSCI（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社会科学论文索引）A＆HCI（ArtsandHumanitiesCitationIndex，艺术与人文科学论文索引）检索系统对绝大多数学者还相当陌生，不少学者的这种国际意识仍十分模糊，他们仅满足于利用外文资料向国人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而不能与西方同行进行讨论和对话，因而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领域内实际上存在的“逆差”现象。中国既然有那么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这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学者在国际论坛上的声音却很微弱呢？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我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人类一些共同关切的前沿理论话题需要我们共同去探讨。因而在理论上的创新也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当然语言问题也很重要，在把中国文化学术的最新成果推向世界时，我们不得不暂时借用出自西方但目前已成为国际通用的语言——英语。我认为即使我们讲的是英语（全球的），但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仍是中国的（本土的），这也决不会使我们的文化被殖民，与其相反，倒是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传播到全世界，从而使得中国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文学理论及批评实践中：传统意义的文学理论之范围变得越来越宽泛，它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含义更广的批评理论（criticaltheory）所取代；另一方面就是文学批评的萎缩和文化批评的崛起，后者显然已对前者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走向，并不只是空发一些议论，而更应该结合我们各自所从事的专业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意义的方案，我在此所要提出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面对文学研究日益萎缩的局面，我们应当弘扬一种新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这种研究的特征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就其当代形态而言，西方的各种文化研究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对中国文化和文学进行多种阐释的可能性资源，并且作为我们应用于研究实践的工具。当然，我们对这个工具的态度是为我所用，也即既借鉴它来分析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同时又从中国的文学现象出发对西方的各种文化理论进行质疑、改造甚至重构，最终旨在建立自己的文化研究理论。因此借用全球化的路径，我们可以这样来描绘：（来自西方的）理论旅行在经过立足本土（中国）的批评实践之后又实现一种（始自中国的）理论的回归。但这样的回归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复归，而是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建构性、创造性回归，它不仅可用于中国本土的研究实践，同时也足以为国际文化研究界所参考借鉴。一般人总认为，文化研究在中国已经变了型，它一味向大众文化献媚，因而丧失了文化研究在西方语境下所固有的批判性特征。这种批评虽不无偏激，但对我们却是十分中肯的。在西方语境下所具有的批判性、意识形态性和解构性的文化研究，在运用于东方语境时会不会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形成对立？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在从事文化研究实践时，我们要正确看待文化研究与传统的（人文）文学研究的关系。在这方面，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决非对立，而是一种对话和互动关系：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课题，开阔了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而文学研究的扎实的文本知识则使得文化研究者不至于脱离文本实践而空谈大而无当的文化。应该承认，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不同方法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领地，使之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中游刃有余。当然，我还想指出，在我们的文化研究中，我们要区别国际化与西化的界限，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的文化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就全球化在大众传媒领域内的巨大影响而言，它使英语世界以外的人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在未来的世界，要想有效地生存下去，不会英语恐怕寸步难行，你根本无法得到互联网上的信息。同样，在理论批评领域，“失语症”（lossofdiscourse）还有可能发展为“失声症”（lossofvoice），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将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竟不为（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外）世人所知；而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文化通过英语的中介长驱直入渗透到我们的批评话语中。这样一种局面是令人悲哀的，它同时也会激发我们的奋进决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化的发展并不一定要与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未必能产生出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倒是有可能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但艺术家的想象力异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不朽的艺术珍品，这已被拉丁美洲“爆炸文学”的崛起所证实。因此在文学的文化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也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后者进行对话，“失语症”现象的出现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西方语言的媒介来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建构自己独特的研究话语，就将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推广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我认为这正与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积极对策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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