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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人与二十一世纪时间：2001-09-14文章作者：●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既有积极的理性精神，又对理性的限度和责任有真实了解的知识人，才是二十一世纪真正有力量的知识人王元化与胡晓明的对话胡晓明：在上海这样的工商主导的城市，大家很容易听到大批公司人、企业人、金融人和专家的声音，但是却似乎很难听见“文艺复兴人”、“人文主义者”、“通人”、“思想者”的声音。像先生这样以人文为职志、以博雅为趣味、以思想关怀为宗旨的知识人，应该还是有相当多的听众的吧？王元化：我不主张把知识人截然判为两种人。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有没有公共的关怀。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人，我以为都应该有一种自觉其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声音。友人张灏的一篇谈及殷海光的文章中，讨论到由于分工的发展，知识人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只具有一种职业的操心，变成整个组织化社会中没有批判意识的“有机知识分子”。我很赞成张灏所说的知识分子要有公共关怀。公共的关怀可以是对身边事的主动的知情和热心的参与，也可以是关于文明与发展、知识与文化等大的问题的省思。比如现在大家都在说的全球一体化。其实对文明的忧虑是十九世纪人文知识分子的老问题。恐怕二十一世纪的主流仍然是科技文明和功利主导。我们正在看到文化和教育走向市场，大学也在企业化，知识人才走向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教师和知识分子成为普通雇员……人们的大多数活动和形形色色的个性，正在逐渐被科技和利润之手整合为一体，科技和利润的逻辑正在逐渐成为评估一切的准绳……如果是这样的话，离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充分发挥，确是还有相当远的路要走的。所以，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敏感，他们对文明发展的思考，是对人的自由命运的忧虑关心。这种关心和忧虑随着科技的发展，是从不间断的，只不过是在这样一个世纪转换交替的时刻，越是显得鲜明强烈罢了。胡晓明：从您的书中读到你特别喜欢十九世纪。作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种种灾难，又面对世纪末的种种病象的过来人，您对二十世纪有什么看法？王元化：我不否认我对十九世纪比对二十世纪有更多的感情。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爱的读物。在我的著作中，谈得较多的是莎士比亚、费尔丁、狄更斯、勃朗特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巴尔扎克、司汤达、罗曼·罗兰等。十九世纪文学，重要的我都读过。二十世纪的文学我读得很少。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二十世纪的文学大概不是这样写的吧？所以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成长的。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十九世纪也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二十世纪似乎显得稍稍黯淡罢？缺乏第一流的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怎么不令人怀想十九世纪呢？十九世纪的思想和学术的遗产都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我们的时代充满着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东西，在这个思想和观念变成走马灯的时代，我们容易看出十九世纪的好处，毕竟那是一个对思想和学术充满着虔敬之心和潜心耕耘的时代。我喜欢从具体的文化问题下手作批评，而不是发表宏伟的概观。比如现在大学的产业化、市场化，究竟是利是弊，依然很值得研究。从前的校长往往是文理兼通的，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才了。至于对精深学问的探讨更是被忽视。目前学校中有许多人，甚至完全不懂人文精神对于人的素质培养的重要。学校里科研课题的申请，有功利化、浮躁化的倾向，而背后的导向是只注意量的扩张的形式主义。这些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将来的人由现在的教育来造就，教育的品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文化气质。所以人文精神在这里就有了至关紧要的作用，所谓人文知识者发出声音，就包括这里很基本的关心，基本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表达而已。胡晓明：记得殷海光说过：“一只加拿大狂欢鹤需有一百六十亩才能生存愉快。”的确，在市场至上、功利主导的社会，人们的精神自由空间是不那么大的，所以你说的多元立场和个性自由发展，作为人文知识人的基本诉求，作为二十世纪人文思想的重要财富，在未来的世纪里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你说你不喜欢作比较，我正是要说十九世纪的人似乎比二十世纪的人有更多自由的精神向度(psychologicaldimension)，这里的关键是十九世纪人有一种文化上的“广漠之野”，而现在这种精神生存的背景渐渐消失了。你不一定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你所喜欢的莎士比亚、契诃夫，那个时代的文学、诗歌、音乐、美术、哲学，这一切人文主义者奉为神明的优美事物交织而成的旧世界，正在走向边缘、破碎、消失？王元化：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我只能简单讲一点想法。这些意见现在很时髦的。什么是时代精神？什么是新陈代谢？在文学作品和文化思想中，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十九世纪末也像现在一样，曾出现不少能体现时代气息的新思想新流派，它们也曾经风行一时，可是而今安在？在那以后，人们还是喜欢原来那些生命力历久而不衰的作品。我在前几年所写的文章里可以说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艺术不能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之间，作出高下之分；艺术只有崇高与渺小、优美与卑陋、隽永与平庸的区别。”(见《九十年代反思录》第一九○页)我认为人的需求是多样的。所谓大众文化也不能够一概而论。雅和俗，不是绝对的。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发生着互补互动关系的，许多大众文化直接来自民间，带着新鲜的活力，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唐宋的传奇、话本、变文，元明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历代的民歌民谣，都在文学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清末王梦生撰《梨园佳话》，谈到京戏时，称“二十四史忽化声能语，自声入而心通”，已经揭示出这样一种互动关系。当然，今天的大众文化与高层文化的关系复杂得多，我们需要作细致分析。完全反精英文化、以媚俗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比如暴力、凶残、犯罪、黄、赌、毒和迷信等，是需要作抵制的；这些东西正在挟着电子科技和商业利润的优势，铺天盖地而来，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地弥漫于中国的广大城乡。这样的形势下除了抵制之外，有没有可能多发展多元本土的乡村文化、社区文化、民俗文化，与之抗衡，消解它独霸天下的势头？表面上并不那么有害的大众文化，也有潜在的消极意义。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它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久而久之会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主体。一个以媚时媚俗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胡晓明：你的思考中，可以发现有一以贯之的基本假定，大致说来即你对于知识、理性在近现代的命运的反思，是不主张太过于强调其中的力量，又不主张完全放弃其责任，这种思考，十分接近哈耶克、伯林等人的思路，是不是这样呢？王元化：我对晚近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想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多，我比较熟悉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给我的那点思辩的底子。毕竟我是这样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我所看过的经过的已经相当丰富，为什么不把这一切作为思想的对象呢？我对近现代知识命运的反思，集中在描述一种我称之为“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大致说来，这种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为什么这种过分信赖甚而崇拜的心态会导致对人的自由的侵害？理性精神和人的力量，虽然使人们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它加以绝对化，甚至神化，又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时候，他就会以真理的名义，将反对自己和与自己有分歧的人，当作异端。对于我本人来说，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经历了十分长久的痛苦思考。那时我并没有读过哈耶克等人的著作，在一些问题上可能会有相近的结论，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二十世纪最有力量的知识人做的、想的，都在中国有极充分的体现，中国几乎成一个最大的思想试验室。以中国近现代思想作反思的对象，有可能产生一些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命题。但这又并不是说知识人可以不去探求真理，放弃追寻理想。我理解的探求真理的态度，仍然是一种执著虔敬诚实的热忱，是人文知识者的一种高尚的气质。我曾谈到爱因斯坦、霍金以及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中所表彰的德国科学家，那样一种忘我舍身、以真理作为人的最高幸福的气质，永远都不会失去光彩的。同时，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疾虚妄、求真知、关怀天下，追求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也永远不会失去光彩的。一方面，对知识和文化的信念，对真理和道义的担当，对人的自由命运的关心，永远都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人文的意义。另一方面，这些信念和追求并不只是一些光秃秃的冲动与形式化的口号，而是有内容的、考虑后果的、负责任的。总之，既有积极的理性精神，又对理性的限度和责任有真实了解的知识人，才是二十一世纪真正有力量的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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