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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中国文化(1)时间：2002-05-10文章作者：王宁正如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到的，在当今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而又使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这一现象正在日益影响和波及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从近几年来中国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全球化这个字眼出现的频率之高也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传媒全球化，当然也有人已经注意到了文化上可能出现的全球化趋势。应该承认，这决不是耸人听闻的宣传，而是确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当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必然会反映到社会文化等相关领域里。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实现，这种迹象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的全球化或趋同化现象，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出现趋同的现象，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因而全球化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所遭到的一些抵制和反对就不足为奇。本书（《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对峙还是对话？》，王宁主编，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编选并非旨在鼓吹一种文化上的全球化，而是要探讨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些客观现实，以便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和文化研究学者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鉴于全球化在经济学界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后来又逐步引起了政治学者们的关注，而它受到文化学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则是近几年里的事，在这方面收入本书的两位西方学者的论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罗兰·罗伯逊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如果我们将全球化当作一种历史和文化批评话语，那么它所显示出的对有着鲜明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的强有力消解和批判作用就应得到关注。同时，它作为现代性话语的对立物，与现代性以及其自然的延伸和悖逆——后现代性又有着某种反拨和交合作用。这也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始自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的资本在全世界的运作和扩张过程，这一过程到了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潮，它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显然，全球化曾在历史上的两个层面有所表现：其一是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它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也即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宏伟计划，在这一宏伟的计划下，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弱小国家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就是成为其现代性大计中的一个普通角色；其二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现象，也即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但是这种“世界的文学”并不意味着只是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特色的、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明确而且也不可能指明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但却已经隐隐约约地向我们提示了，全球化的现象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样一来，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也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随着资本的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地区；但随之便出现了第二个方向，即（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的现象。对于这后一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西进过程见出例证。毫无疑问，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不可能不受到文化本土化势力的抵制，而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因而只看到文化上的趋同性而忽视其多元发展走向显然是片面的。就我们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学术话语中，全球性话语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取代了现代性／后现代性二分法，成为一个可以覆盖这两种学术话语的新的视角。它在文化上的一个直接反映就是文化研究的崛起以及其对传统精英文学研究构成的挑战。因而毫不奇怪，一些对文学研究情有独钟的学者面对这样的情形，十分担心文化研究会把已经日益萎缩的文学研究吞没了，因而他们试图通过打压文化研究来拯救文学研究自身的命运，我认为这大可不必。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只能是导致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更为严重的对立，最后也可能导致文学研究的消亡。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来看，全球化与其相对立的本土化既有着对峙的一面，同时也有着交合和相通的一面，也即如罗兰·罗伯逊所说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的出现：全球化不可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有时全球化占据主导地位，有时本土化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尤其在文化领域中最为明显。因此，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它也可以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征，若想掩盖或抹去这种特征，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衰退。由此可见，全球化只有通过本土的接受和实践才能得以实现，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所准备。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成为现实，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将自己正式溶入世界大家庭中去了，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文学研究者们所必须正视的事实。诚然，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面前，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全球化将给中国的文化和知识生活带来何种影响？在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我们有可能为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而有所作为吗？在文化研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消亡吗？对上述种种问题，本书的各位作者都从自己各自的角度作了回答。当然，应该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正在西方学术界风行的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方法和话语模式。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在英语世界崛起的，它的研究对象并不是那些写在书页里的高雅的、精致的文化产品——文学，而是当今仍在进行着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特别是那些在精英学者那里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但一个事实却是无法否认的，即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也出自文学研究，特别是在F·R·利维斯（F.R.Leavis）那里的文化研究仍有着鲜明的精英意识。而后来的文化研究之所以能走向大众文化和当代社区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走出了利维斯主义的狭隘精英文化领地的结果。在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英国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均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文化研究经过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争鸣和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介入，已经包括了这样几个方面：以边缘和第三世界未开发地区为主的区域研究，以后殖民地的写作／话语为研究对象的种族研究，以探讨女性文化和建构女性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和性别政治，此外，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面对影视传媒对文学的冲击以及当代高科技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文化研究还应当包括影视和传媒研究。尽管目前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之命运的担忧竟对文化研究抱一种敌视的态度。但在我看来，这二者并非应当全然对立，若是着眼于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我们则不难看出，在当前的西方文学理论界，早就有着相当一批著述甚丰的精英文学研究者已经自觉地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从而可以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来研究文学。我以为这种方向是使我们走出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二元对立之死胡同的必然之路。这对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也有着一定的启发。当然，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也使得有着悠久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潮再度受挫。实际上，20世纪的西方文学界和文化界已经经历了以人为研究中心的三次大的转折，也即人文主义，反／非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毫无疑问，现代主义仍是弘扬人文主义的，而早期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反人文主义的，到了后工业的高科技时代，信息生产取代了传统的工业生产，自然，人的作用受到了限制，人的作用再也不像启蒙时期那样强大，而是成了一种“后人”（post－human）。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往往从一种身份发展为多重身份，人的主观能动性正越来越受制于高科技和互联网的作用。因此重提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对于弘扬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我认为，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现同时带给了我们两方面的影响：其积极方面体现在，它使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更为直接地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从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更为密切；而消极的方面则体现在，它也使得精英文化生产，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创作，变得日益困难，如果处理不当，最终有可能导致新的大众／精英文化的等级对立。因此，面对全球化的强有力的影响，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策略是，首先要顺应这一潮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下，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通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一方面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地，另一方面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对西方学术界的固有思维定式产生影响和启迪，最终达到消解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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