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_ 张渤婉 

　　2024年4月19日，不仅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同时也是第15个“联合国中文日”。

　　2010年，联合国新闻部（现全球传播部）为促进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的平等使用，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启动“联合国语文日”。同年，联合国听取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基于国内专家论证后的建议，将“联合国中文日”定于每年的中国节气“谷雨”这一天，以颂扬仓颉造字的功勋。

图片来源：联合国

　　相传，黄帝于春末夏初发布诏令，向天下宣告仓颉造字成功。《春秋元命苞》中这样评价仓颉：“生而能书，及受河图录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淮南子.本经》中这样记载仓颉造字：“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的诞生终结了初民不可记载和传播的历史，传说中天帝对此非常感动，命令天兵天将下了一场粟米稻谷之雨。后人为纪念仓颉的杰出贡献，将这一天命名为谷雨，成为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联合国中文日”选在谷雨节气这一天，是对中国文化有温度的解读，也是对汉字悠长历史之起源的温情回望。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传承至今仍高度发展、广泛使用的不基于字母体系的表意文字。“仓颉造字”说赋予了汉字起源以颇具东方韵味的英雄式的开端，河南安阳发现的十余万片甲骨文则证明了早在三千年前，汉字已经是一个成熟文字系统。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可考证的文物，都指向了汉字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从未间断的演进过程。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宛若一条绵延不断的长河，连接起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古人和今人。如同李白诗中所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使用同样的文字使得我们有机会在诗词中和古人对话交流，在镌刻文字的器物上领略数千年前的兴衰成败。悠久文明的熏染和辽阔幅员的滋养让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能从更广阔的时空中撷取智慧，在朝代更迭的故事里洞见崇辱利害，在光阴来去之间体会须臾与永恒，在山河草木的流转间完成对美的观察和体验。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象形字，汉字自诞生之初便携带着绘画的属性。甲骨文中的“象”字是一头大象的侧面写实简笔画——硕大的耳朵，又长又卷的鼻子，圆滚滚的肚子——比起上古先民用符号进行的模糊表达，此时的汉字已经通过绘画的手段完成了文字与意思的精准对应。字与画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体现在甲骨文的创造方法中，也存在于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观中。当我们评价一幅中国画时，诗、书、画、印是相辅相成的重要元素。当我们衡量一个人的文艺素养时，琴、棋、书、画是缺一不可的研习科目。可以说，汉字起源的方法论和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文化内核共同印证了“书画同源”是汉字文化圈如影随形的艺术创造法则。

　　朱光潜在《谈美》中谈到木商、植物学家和画家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木商由古松想到建造房屋并以此牟利，这是实用的态度；植物学家由古松想到根茎花叶、日光水分，这是科学的态度；而画家只把古松当作一幅画来欣赏，没有意志欲念，也不追求条理因果，这是美感的态度。相类似的，作家、文字学者和书法家对于汉字也存有三种态度——作家由汉字想到遣词造句、撰写文章，这是实用的态度；文字学者由汉字想到文献史料、论文专著，这是科学的态度；而书法家只把汉字当成艺术品，沉浸在独立自足的世界里，凭借直觉去审美，在客观的一撇一捺之中找到主观欣赏的锚点，这是美感的态度。用实用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对待汉字固然有其价值，以美感的态度去觉察汉字同样可贵。

　　美感的态度帮助我们在书法作品中识别出同一个字的不同书写方法，并思考其中的优劣；美感的态度使我们留意到笔画点线面的构成，去体会背后的情绪和技艺；美感的态度带着我们冲出实用的枷锁，全神贯注地以直觉的本真去面对具有精神性的汉字书写，并从中获得审美的快感。如果说，美的感知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高尚乞求之一，那么，在日常书写和欣赏中实现了审美过程的汉字使用者则向通往高尚之路更近了一步。

　　汉字“书画同源”的绘画属性给予汉字使用者一套独有的审美对象。每一个字，每一首诗，都可在书写创作后给人们提供深思的材料。贡布里希曾说：“中国人参悟的过程就是连续几个小时沉思默想，在心理确定一个观念以后抓住不放，从各个方面去反复观察，这是东方人的精神训练，他们对此的重视程度超过了西方人对运动或体育训练的重视程度。”也就是说，中国的书画不仅仅是装饰品或是对生活的记录和再现，而是虔诚的艺术家毕恭毕敬创作的精神训练素材，成为人们参悟的支点，为人们求索智慧和灵感搭建台阶。

　　在汉字的众多类型中，美术字是和美的欣赏关联最为紧密的。对于普通的文字书写而言，美感是文字功能的副产品；对于美术字而言，美感则是主要目标。美术字在汉字表达意思作用的基础上，经过工艺加工成为一种装饰纹样，变成建筑、服装、饰品、器具、布料的一部分。

　　汉字美术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商代早期，青铜器上铭刻的甲骨文族徽图样就开始了中国美术字的征程。随后，春秋战国时期的鸟书和虫书从自然中找到灵感，丰富了此时活跃变化中的汉字字型。到了汉代，篆书和早期隶书在瓦当艺术中施展拳脚，文字装饰的领域也从青铜器、陶器来到了建筑和简牍。接下来的魏晋和唐朝，飞白审美扶摇直上，从民间技艺走向宫廷皇家，在碑文中留下用审美创作书画的佐证。

　　殷商族徽：三千年前的Logo设计

　　中国美术字的故事，还要从甲骨文时代讲起。商代中期开始，青铜器上出现了具有图像特征的族徽文字，用以区分不同族氏。族徽的出现基于当时已经成型的甲骨文文字系统，是介于文字和图像之间的一种符号化的标识，结合了包罗万象的创意来源，比如对人的认识，对自然的好奇心，对礼仪、战争、生死的领悟等等。

　　族徽有很强的辨识度，是在审美意识的驱动下，对汉字笔画运用了拆解、挪移、重组等技巧创作而成的。当时，同一个族徽的图像化表达通常是稳定不变的，字的造型、排布方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也与今天Logo设计的稳定性相一致。可以说，早在三千年前，美术字设计已经伴随着中国文字的诞生而开始萌芽，并在初始阶段就到达了相当的高度。

“亚长”铜钺 摄影：张渤婉

　　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专题展厅“长从何来”展示了一系列于2000年抢救式挖掘的“亚长墓”出土文物。墓主人亚长是商代的一位部落首领，约35岁时在战争中身亡。“亚”是商代高级武官官名，“长”代表商的一个重要部族。“亚长墓”出土文物中大部分青铜器的表面或内壁清晰可见铭文“亚长”：象征军事权力的铜钺两面的柄部都刻有铭文“亚长”；体态健壮肥硕的水牛形动物纹饰牛尊在颈部下方和器盖内壁均有铭文“亚长”；饮酒用象纹铜觥的器盖内壁及器底内壁均有铭文“亚长”。将族徽刻画在青铜器上，让一系列的礼器、祭器、食器、酒器拥有了一致的符号，在不同的形态和功能中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是叠加在器物之美其上的和谐之美。

“亚长”牛尊 摄影：张渤婉

　　透过青铜器上铭刻的族徽标识，仿佛可以看到战马踏破滔天风沙而来的英雄正气，旗帜上的族徽调动着将领和战士们的斗志，唤醒他们为部落荣光殊死搏斗的雄心壮志。美感驱使的图像化汉字创造自此展开篇章。

　　春秋战国鸟虫书：中国以汉字为艺术品的开端

　　从殷商到春秋战国的这段时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文字铸造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字形嬗变最为活跃的时段。文字的物质载体从青铜器扩展到陶器、简牍，典雅俊美的篆书也逐步演进为形体规整的样貌，形成横平竖直清晰的外轮廓，更显静态美感。方块字的外形特征自此成为汉字的独特禀赋。

　　鸟虫书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篆书发展而来的美术字。尽管叫做鸟虫书，装饰的内容不光有鸟，还有龙、凤等其他动物，也未必一定包含鸟，可以是鹤类等与鸟有相似特征的动物。学者林素清总结鸟虫书有“笔画拉长、竖笔弯曲；某些偏旁拉长或更换位置；增加装饰性笔画”三个典型特征，并将其概念扩大为“春秋战国美术字”。

　　考古学家刘敦愿认为在这个时期，文字的符号化已经很普遍，绘画性基本消失，鸟虫书的繁复花纹装饰是人为的添加，是装饰艺术影响文字书写的一种回光返照。郭沫若也肯定了鸟虫书作为汉字艺术的启蒙地位：“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

图片来源：第一文物修复研究院

　　国家博物馆馆藏“宋公栾”青铜戈1936年出土于安徽寿县，刻有六字鸟虫书铭文“宋公栾之造戈”，其中，正面四个字，背面两个字。这几个字的字型修长，竖向的笔画做拉长处理，在转折处制造封闭空间并涂黑，“之”字重复运用了优美的不同弧度和长度的曲线，“宋”字与“公”字添加了宛若兽首的装饰元素。在统一的空间内巧妙地排布点、线、面，让整体形态平衡、稳重，局部细节不失灵动，在体现宋景公君王庄严的同时，将主观审美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

　　汉代瓦当：有限空间里的无限创意

　　瓦当，是中国古建筑的重要构件，指的是覆盖陶制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起到保护防水、排水以及固定上方瓦片的作用，以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班固《西都赋》有云：“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可见，当时的人十分关注屋檐椽头的装饰是否美观。除去实用的功能，瓦当也是工匠们用文字和图案加以美化，提升建筑整体美感的主要方式。

　　瓦当的功能决定了瓦当正圆形的形状。确定了的形状将瓦当文字的创作空间限制在规定的空间内部。在既定的圆形中体现巧妙的创作，既是瓦当文字的困难所在，也是瓦当的独特美学价值所在。

图片来源：西安瓦当艺术博物馆

　　瓦当美术字的形式多元，常见的大部分为四字瓦当，但也不乏二字瓦当。西汉早期道教圣地黄山宫建筑用“黄山”瓦当，中心以一圆钮作为视觉中心，“黄山”二字分别在上下部分随形就势，“山”字以弧形作两侧装饰，以网格线作为底部根基。整个画面构成中，既有横线、竖线、弧线、斜线，也有矩形、平行四边形、圆形、不规则弧形。瓦当使用的图像元素丰富而不凌乱，且在较小的空间内没有产生笔画的粘连和互相干扰，这对工匠的审美和技艺都有一定的要求。

图片来源：中国古代瓦当艺术，杨力民编著

　　瓦当文字也常与其他美术字形式结合使用。有一例“千秋万岁”瓦当，圆心正中有一个小圆，同心圆的环形区域再被等分为四份。在周围的四个格子内分别以鸟书和虫书写着“千秋万岁”，圆心小圆内部绘制鸟形纹样。也就是说，瓦当艺术创造了一种新的格式，能将更多的文字图形创意方式包容进来。

　　汉代瓦当是美术字的一方舞台，为匠人们的创意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展示空间。坚实的物质载体使得瓦当文字随着建筑穿越风雨侵袭和朝代更迭，来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先人如何在圆圈之中酝酿巧思，又如何用文字的笔画线条配合建筑形体共同呈现美感。

　　唐代飞白：源自工匠的汉字美学再造

　　唐代张怀瓘《书断》卷上：“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飞白，是在写大字时因着墨不周，不经意中出现的露白情况。相传，蔡邕观看工匠以谷穗编织而成的草帚刷墙，草帚的尖峰高低错落，在墙上形成一条条的空白，从而产生了飞白书的灵感。飞白的字形较大，表演性很强，字字张扬，不适宜于长篇文字的书写，仅适用于匾额等有限场合。

　　飞白书起源于东汉，却在魏晋时期逐步盛行起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此时著名的飞白大家。“其飞白，犹雾穀卷舒，烟空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忽而无地，可谓飞白之仙也。”这是唐代李嗣真对王羲之飞白书法的评价。以烟和雾形容飞白，体现了飞白书缥缈浪漫的意境。

图片来源：河南博物馆藏拓片

　　唐代是飞白书的显赫时期。历经唐太宗、唐高宗两位擅长飞白的皇帝，天资聪颖的武则天耳濡目染，去嵩山拜谒周灵王之子太子晋时，留下了飞白题额“升仙太子之碑”6个大字及碑文2123个字。《宣和画谱》称：“凛凛英断，脱去铅华脂粉气味。”提额每个字的起笔之处都有仙鸟立于飞白字体之中，特别是“升”字与“仙”字，多只小鸟点缀其间，姿态各异，有的和笔画融为一体，有的则单独作为装饰元素，灵动飘逸，纤巧细腻。鸟儿环绕字间形成的意境和文字的意思相辅相成，而笔画行进之中的丝丝露白更添潇洒自在的韵味。

　　如同神秘的汉字发明传说一样，中国美术字的一次又一次的萌生也总是携带着超越时代的创造力。我们的先人善用增减，伸曲，挪移，变化的艺术技巧，将充盈、均衡、多变的汉字美感充分展现。宗白华曾说：“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的构思，成为反应生命的艺术。”乐于参悟生命与自然的中国人，在汉字欣赏和创造中找到源源不断的思维素材，共同塑造了有韧性的中华文明，也成就了我们别样的东方智慧。

　　陆游诗云：“清明浆美村村卖，谷雨茶香院院夸”。谷雨之后，雨水骤长，浮萍生发。戴胜鸟停靠在桑树之上，布谷鸟提醒着农民播种的时节。在这个春意盎然的节气里，我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生机与活力，也透过殷商族徽、战国鸟书、汉代瓦当、唐代飞白体验了汉字造型之美、结构之巧和意境之深。愿我们能像春天的田野一样，带着对汉字的热爱与敬畏，不断耕耘，在汉字的世界里播种希望，收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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