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 叶肖岩 西湖十景图 23.9×20.2cm×10 绢本册页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人尹伸的《西湖游记》总括“西湖之胜，旷者水也，秀者山也，幽者林径，奥者岩洞溪壑也”，其中的每一项，又因四时朝暮、晴雨晦明而产生无穷的变化，是以观之不足、赏之不尽，书之画之、歌之咏之，亦难以穷尽。但今日杭州西湖所列名的世界遗产名录却并非“自然遗产”而是“文化景观遗产”，因为前者皆“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杭州西湖的特色则是秀丽精巧，有如一件大盆景；但和众多人造园林比起来，西湖依托杭州这座花园城市形成“城市山林”，又有着自然景观的尺度和丰富性。历代游人过客， 既可以在园亭中赏玩一花一木、一石一景的细节，亦可以依郭举目，放怀湖山若揖，更可以朝车暮舫，徒行缓步，时而在杭州城内外的寺观停留，留下足迹和诗文。

　　 湖城一体，游玩西湖乃至周边群山既可以纾解城市生活带来的压力，又有着方便丰富的后勤服务可以享用，令人倍感轻松愉悦。历史上的西湖除了作为风景名胜供人游玩， 还是杭州最大的水利设施，具备提供着城市饮水、运河供水、旱季灌溉、水产种植养殖等经济功能，说它是杭州经济生命之源也不为过。人们的劳作与游玩、欣赏和创作，又不断累加到西湖景观之中，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为后人在实景和精神两方面的再建设提供了灵感。这种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相互启示、相互成就的例子，固然可以找到很多，长期充当政治中心的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莫不如是。但它们的文化遗迹往往与政治、宗教深深捆绑，而两宋都城的城市文化模式，与其说像都城，毋宁说更像商业中心。如杭州以西湖为中心，政治、宗教、文化遗迹配伍均衡，形成令人心情愉悦、身心放松、灵感激荡的创作环境，一代代人风流云散，甚至地面建筑无存，却靠作品流传千古。商业文明底色带来文化的丰富性、开放性，也是杭州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

　　 杭州西湖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历代父母官的经营，他们也在此过程中将自己的令名留在湖山之间，如唐代白居易、北宋苏轼、明代杨孟瑛、清代阮元，分别以白堤、苏堤、杨公堤和阮公墩之名，成为西湖的一部分（尽管白堤、苏堤皆非原筑）；西湖的成名与档次感提升，也离不开逸士高人的加持，尽管葛岭和东晋高道葛洪炼丹联系在一起， 但直到北宋文人林逋（和靖）的“梅妻鹤子”才确立了杭州的隐居文化，使这个城市与唐宋流行的道教文化进一步深度捆绑，也生动体现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道理。

　　 南宋杭州名临安府，虽为行在（临时都城），但在当时的中国、东亚乃至世界，仍是人口最多的第一大都会、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也是盛产奢侈品的手工业中心——这种手工业包含了职业绘画，大批职业画家在临安府谋生，其中的佼佼者不乏被征召入宫，短期或长期充任宫廷画家。这些职业画家的技艺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形成了至今仍为人所盛赞的“宋画”的主体——因为历尽劫波之后，遗留至今的宋画大部分不是北宋，而是南宋的制作。今日所能见到直接描绘南宋西湖景致的绘画，如刘松年的《四季山水图》、夏圭的《西湖柳艇图》、陈清波的《湖山春晓图》，乃至叶肖岩的《西湖十景图》等， 披图展卷，顿觉云烟峰壑，透画而来；南宋人的笔记著作《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记录当时的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亦能绘形绘影，与宋画相映成趣。

　　 南宋绘画中以宫廷画家马远、夏圭为首，形成了南宋院体山水风格，主要视觉特征是边角构图和大斧劈皴法。前者表达虚空和寂无的哲学观念，后者与北宋末年到南宋流行的雷法有关，借痛快的方笔砍斫和淋漓的湿笔水墨，传达雷霆的气势与雨意。两者都是南宋皇家宗教——道教正一派的视觉表现。这一哲学背景在元明两代于天师道流播核心区域——江西、浙江、江苏、福建、安徽等地被广泛理解，助力南宋院体成为流行风格，在元代离开宫廷，并在明代形成在野的“浙派”和宫廷里的“院体”两大主流。其中明代“浙派”不但继承南宋院体的痛快淋漓，并将用笔的速度提升到极致，而明代院体则致力于北宋工致画法、宏大构图与南宋院体的融合。“浙派”得名于其开创画家戴进。其是浙江杭州人，他曾经在北京活动，试图成为宫廷画家，但未成功，滞留一段时间后，回到杭州，卖画终老。这段经历使他的风格中也融入了明代院体中的北宋元素，比如宏大、充塞的立式构图，北宋郭熙式的卷云皴法，但他又用明代浙派的方笔侧锋和极速运笔，将温柔的卷云皴改造成风卷残云般的狂暴面貌。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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