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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执念,那就执吧——沈光伟与他的高山杜鹃

时间:2023/1/12 21:02:50  来源:中国艺术报

杜鹃峡游归(中国画) 沈光伟

  作画之前,沈光伟习惯提笔静默片刻——不是审慎和犹疑,而是听任思绪飞去千余公里、追溯30余年再转回。然后,高山杜鹃在惦念中开放,无谓枯荣,无问西东。

  1984年,沈光伟第一次在黄山遇见高山杜鹃。后来他慕名去四川看花,却错过了时节,杜鹃都败落了。那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极其惨烈的颓败。初夏本该万物葳蕤,高山杜鹃却花叶俱残,之前搏命般盛开显得十分缺乏理智。它们看起来像是死了。“很悲怆,很苍凉”,沈光伟说,“我惦念它们。高山杜鹃对我来说,不一样。”

  沈光伟在认识高山杜鹃20年后才有胆量去描绘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吸引、被激励、被震撼甚至被惊吓,内心有团火却找不到柴薪,有音符却组不成乐章。他一年又一年朝圣般进山,一年又一年热泪盈眶,直到情感积蓄到几乎爆炸,艺术手段与心灵感知找到契合点开始融合,经年记忆、万千花影才化为独特的笔意与颜色铺陈纸上。出口一旦打开就容易决堤,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提笔肃立、默默不言的沈光伟,他在凝神,安抚心中的汹涌。

  杜鹃们没有死。嫩芽在残花枯叶中萌出,那是一种多么可爱的存在;纤巧的、饱满的、粉绿的、嫩红的、包裹的、层叠的,似叶又像花,它们在灰烬里重生,陪伴种子走向成熟。不多时,山林的日光、雨水与沃土又将它们供养得肥壮油绿。沈光伟喜欢这些叶芽,将它们刻画成笋子的模样。画中叶芽旁边的树叶十分巨大,往往有20多厘米长,但沈光伟说,这只有实物的一半。

  越是巨大的植株越难存活,叶长尺半的高山杜鹃,注定活得挣扎。为了得到日光,它们用尽了办法——匍匐、挺立、扭曲、斜插,摸爬滚打。沈光伟曾经用脚步丈量过一棵杜鹃树,它躺倒的部分足有20步长,卑微爬行绕过其他树木来到日光之下,它又立刻高昂,向天生长,举步维艰中,它还常常挂一身寄生植物。令人感动的是,寄生者和寄主没有彼此绞杀,沈光伟也用单纯的笔墨归纳和描绘那些寄生者,它们有自己的美,纤弱而丰富。

  “高山杜鹃让我联想到母性的伟大。”沈光伟说。高山杜鹃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它们根系虚弱,只好把营养储存在硕大的叶子里,以供开花育籽之需。花期结束,叶子也枯竭而落。这很像一个母亲用所有的营养孕育胎儿,她似乎心甘情愿被榨取、被掠夺。沈光伟把这种感动称为“传移”。花鸟画家不同于植物学家,画家是意在笔先,描摹万物皆为画心。他们把生物属性转移为内在觉悟,再把内在觉悟转移为纸上烟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芥子须弥,有道存焉。

  这些年来,沈光伟为执念故,画了无数的高山杜鹃,画了还想再画,不是因为手熟。高山杜鹃的特质与画家的内心追求高度契合,又总让画家觉得未尽得其意,仍有可挖掘、可完善之处,觉得照此下去,必能寻得大爱真谛。“艺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歌颂生命、赞美永恒。高山杜鹃体现了大爱,大爱就是永恒。”沈光伟说。

  古人很少画杜鹃,尤其是高山杜鹃,这不属于传统中国画题材。沈光伟认为自己目前依然在传统图式中,这与所接受的教育以及自身知识储备有关,但他有意寻找花鸟画创作的当代性,力求从题材和形式上有所突破。高山杜鹃算是创新题材,形式方面,沈光伟多年来所追求的个性化笔墨语言已相当成熟。“画家要有自己的颜色,比如吴冠中的中国画用色无外乎红、黄、绿;他的油画用色,我总结为‘西餐色’,是沙拉、奶油、烤面包和咖啡的颜色。”沈光伟笔下的杜鹃花有白有粉有紫有红,可素可艳,但周围环境寒气逼人,画中叶片不再油绿,而是花青与墨所营造的冷色,告诉人们它曾历经冰雪。那种灰蓝来自思想和审美的深谷。寄生的小花,则常用石青点成。“我限制自己的颜色,在限制中就产生了类别。”

  沈光伟看遍山野,提笔描摹,不管多大尺幅,往往只特写一枝,关注从个体开始,由点及面。这一枝,足够带领绘者和观者走进幽谷密林,走进古风新意。

  现在,沈光伟可以不用年年去看杜鹃了,只是到了花开时节,他都会画杜鹃。这一切,“源自生命的感动和艺术家的情怀,源自一生永不忘却的惦念。”这句话取自沈光伟为恩师于希宁《冰魂颂》所写的《冰魂颂歌》。有些事情装在心里更牢靠,何必相见。沈光伟记得,于老有些代表作就是出于未见之惦念,比如《超山宋梅》。于老去看那棵梅的时候,梅树已经被伐了,他很难过,回来以后画了他最大的一幅梅花。他48年前见过的一棵常熟宋藤,再去时也没有了,为时隔48年沧桑巨变、奇珍谢世,他画了一生中最大的那幅画《春满乾坤》。“他不可能完全记得藤原来的样子,而是靠想象赋予了它一个新的生命形态。”沈光伟说。

  沈光伟去年画了一套“百梅图”并举办了展览。画这批画,客观上是因为疫情防控期间有了空闲,更多还是对恩师的怀念。沈光伟桌上一直摆着于老的诗集,“这套诗集是我1996年整理的,里头有于老118首梅花诗,所以我画了‘百梅图’。”

  生命的价值、审美的理想需要合适的载体,有时附着在某件事上,有时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总有来处和去处。对于高山杜鹃,沈光伟寄情千遍、画了千遍也题过千遍,却仍如初见。在去年底的一幅作品中,他题道:“高山杜鹃入画图,画史上鲜有传世。文人雅士之吟咏大都倾注了悲怆苍凉之情怀,或成为其独有的文化情愫。余爱画高山杜鹃几十载,遍寻江南名山,最让我感动不能忘怀的是其生命的不屈与奔放,每每为之写照。若稍得其精神足矣。”有苍凉悲怆,更有重逢的盼望。花鸟画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大画种,是因为它能更多地表现人文,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的沟通方式美好、直观又丰富,可以用千万种方式来诉说念想。沈光伟继续题道:“余与高山杜鹃之情缘,始于黄山而成于巴蜀,1987年曾有古风述怀:‘百度寻它八万里,九寨黄龙近咫尺。奇峰异水不屑顾,山花凋落我来迟。何鸟啼血嘶嘶悲,日朗瀑布声声泣。珍珠滩上少颜色,静海默默把头低。雪山红原伴归途,岷江饮泪泻长堤。安得来年相逢早,满目琼花映碧池。’——辛丑在望,意写川行之印象,大叶杜鹃之美深镌五内,不得忘怀耳。”

  不得忘怀,所以那么多的触景生情。沈光伟家中物什也总与惦念有关,随便一捻指,便扯出绵长的时间线来。墙上挂着旧友用“抽筋剥皮皴”创作的山水,桌上的陈年账本纸用朱砂新画上了红竹,题着于希宁先生的话:“一竿奏,二竿就,三竿四竿随意凑。”画家就这样与恩师、与老友、与花草、与笔墨悠游于岁月长河,在艺术和人生的广阔天地渐行渐远渐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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