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三代以及此后数代油画家而言,不论是地域性色彩的简化还是发掘,他们所面临的都是能否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深入地体现油画的语言特征,即这种简化和发掘都必须以更加充分发挥油画语言的基质为条件。具有意象特征的油画家大多聚拢于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三地。这种现象似乎揭示了意象油画和董其昌“南北宗论”有关南宗绘画艺术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者从历史的经验,意象油画也可以称作中国油画的南派油画。
作为第二代油画家中的佼佼者,吴冠中在意象油画上的探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他的“风筝不断线”形象地概括了“意”和“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它是意象油画创作论的总结和升华;另一方面,他的油画实践,特别是寻求黑、白、灰与点、线、面内在的构成关系所构成的形式意味,使意象油画的探索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和现代特征。实际上,色彩的简化是意象江南的一种语言经验。这种经验既是地理的,也是人文的,否则就不会形成以水墨为媒介的中国画,乃至以水墨为观照的全部中国画美学思想。因此,在意象油画中,借鉴和移植水墨语言来形成油画本土性语言特征及审美理念的绝不止于吴冠中一人,苏天赐、王流秋、徐君萱、陈天龙等都在他们意象油画的探索中,表现出符合潮湿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的江南地域色彩。应该说,这是意象油画探索的一种深化,也是油画本土化必须迈过的一个门坎。对于第三代以及此后数代油画家而言,不论是地域性色彩的简化还是发掘,他们都面临的是能否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深入地体现油画的语言特征,即这种简化和发掘都必须以更加充分发挥油画语言的基质为条件。
作为一个人物画家,俞晓夫(1950年-)一直在他的作品里本能地呈现出对黑色的崇尚。从《我轻轻地敲门》(1984年布面·油彩)到《我的精神家园》(2003年布面·油彩),他的作品不仅一直以大面积的深色为主调,而且逐步减少了驳杂的色彩,形成以黑、灰和浅暖色为主的色调。他的这种逐渐单纯而柔和的用色,不能说和他作为江南文化人的人文气质与地域性色彩的长期濡染无关。事实上,除了色彩的这种意象的地域性,他几乎没有描述现实视角中的人物与场景,他把主体的“我”和艺术巨匠的“他”、现场的“我”和历史空间的“他”拼装在一起,像把“我”推进历史和把大师带入现实一样,他在画布上凝固的是关于他自己的艺术与精神的意象,那里既有现实时空的碎片,又有飘忽不定的悠思玄想,还有难以触摸和看清的梦幻。
作为一个版画家,王劼音(1941年-)的油画语言固然少不了极简化物象和版画的色彩观念对他的影响,但如果仅限于此,他不会深层地进入油画语言的蕴奥。而一直注重多方面艺术素养的他,本就天赋一怀淡泊,生性里充满了中国文人高蹈冷逸的气质。因此,他的作品将硬笔的涂鸦、湿润的水渍、浓重的宿墨和看似不经意实则苦心经营的油彩笔触融为一体。他的作品看似清玄,似花非花,似水非水,似云非云,但率意恣肆的背后掩藏了他的深思熟虑、意匠经营。他的这些意象油画不仅以意造型,而且在“意”的背后做足了文章,“象”只是这文章的一些词句而已。画路和他相像的奚阿兴(1944年-),有着版画意味更加浓郁的油画语言。不同的是,奚阿兴的形象比王勤音更具象些,而且是人物。但奚阿兴很少刻画现实中的人,他的“意”大多从民间美术的形色中获取养分,特别是无锡泥人的“线”、“形”,成了他以意造型的基础。他是在“黑”与“白”两极色的中间,寻找油彩语言的微妙意味。如果说,王劼音、奚阿兴得益的是黑白木刻,那么曾经以具象写实为立足点的女性画家凌启宁(1943年-),则得益于她近些年的铜版创作。从色彩丰厚的具象到色彩减化的半抽象,她在用“意”修正自己的创作方式,用“意”搜寻心灵的境界。她的“意”在于用铜版干刻与腐蚀的语言意味转换现实物象。
版画家出身的油画家,总习惯于色彩的减法。不过,尽管周一清(1952年-)改变了粉墙黛瓦--“黑”与“白”的极色对比,但他还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将色彩限制在灰黄色温暖的情调里,像温情的回忆,他用记忆的“笔”把白色刷成土黄色,把黑色涂成灰色,一切的景物,包括天空与田野都被这两种色彩涵盖了。周一清的意象性不仅仅在于用心灵和情感洗刷物象,而且还在于他对于笔意和笔性的玩味,是这些自由、随意甚至于有些逸笔草草的笔触,赋予了那些简朴的构图和单纯的色彩以质朴与静穆的力量。
在笔者看来,中国文化是内陆川江湖泊的文化,是烟雨迷蒙、婉约典雅的诗性文化,所谓中国丝竹、书法、绘画,无不呈现出具有这种地域与气候烙痕的文化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是川江湖泊的诗性文化造就了丝竹、书法和绘画这些典型的中国艺术体裁,而丝竹、书法和绘画的艺术语言又承载了独特的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从这个角度上,如果说油画不能在语言上体现这种诗性文化的特征,那么从根本上,就不能说油画具有了中国的文化特质。问题的艰巨性还在,这种本属于水墨媒介的文化特质,还很难在欧洲油画的语言体系里找到现成的答案。因此,在油画舶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在表现中国诗性文化上对油画的语言有所突破和创造的案例,更多的是对印象主义以及印象主义前后时期对于光色表现的模仿和移植。实际上,这种阳光下的江南,并不具有中国诗性文化的典型性。而像吴冠中、俞晓夫、王劼音、周一清那样的意象油画的江南特征,是以色彩的简化为代价的,它是中国画水墨语言的异质同构,这只是意象油画具有江南地域性色彩特征的一个方面、一种探索的方向。那么,对于富有中国文化特征和地域特征的烟雨江南,油画语言的本土化只能是色彩的简化吗?
从20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江南风情描绘的沈行工(1943年-),先后在他的《小镇春深》(1984年布面·油彩)、《渡口细雨》(1987年布面·油彩)和《秋晴》(1994年布面·油彩)等作品里,不仅出色地描绘了江南地域的人文风貌,而且出色地表现出江南地域的色彩特征。此后,他专注于江南风景的描绘,从而显示出他对江南地域色彩发掘的独特才能。那些作品几乎都撇开了阳光明媚中的景致,而着意表现雨雪烟雾中的江南。他特别擅于表现江南四季色调的变幻,真正地挖掘了江南阴天蔽日里的丰富色彩,无论绿色调、蓝色调,还是褐色调或白色调,都能显示出他对于色彩微差的识辨与驾驭。在沈行工的江南风景中,绿色是他最擅长处理的一种江南色调,这些画面的绿色不仅鲜有雷同,而且变化丰富,也可以说,他是在丰富的绿色微差中弹奏着一曲江南的情歌。沈行工的江南风景,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在色彩语言上对于中国诗性文化的表达与创造。一方面,他深悟并极其自然地运用了中国艺术的创作方式,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形象再现,用意象来纯化他对于诗意江南的色彩表达: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色彩的设计意识上。虽然优秀的油画家在色彩的捕捉与表现上都是主动的,一种是强化审美对象自然条件色的色彩关系,另一种则是完全的主观化,但很显然,沈行工的色彩意象是介于这二者之间。他是先捕捉自然的色彩印象,尔后进行主观化的设计。
如果说沈行工对于江南地域性色彩的发掘,多少体现了他淡雅宁谧的气质与格调,那么邱瑞敏(1944年-)和陈世宁(1955年-)的地域色彩性虽也具有江南那种湿润鲜嫩的特征,但更像雨后江南的那种清新和明快。同样是绿色和蓝色,邱瑞敏的色度更为饱和与生猛,但这些纯色的运用并不飘浮或虚饰,这多半源于画家对于黑色的巧用。他很少使用粉墙黛瓦的“白色”,在意象光色中,偏爱“暗里见亮”的色彩设置关系,这个“亮”不是粉墙的白色(他总是抑制粉墙白色的面积和亮度),而是纯净的绿色、黄色和蓝色;这个“暗”也不仅是黑色,而是结构造型的坚实与密集。在意象油画中,邱瑞敏是为数不多的追求坚实意象造型的画家,他体现的是造型的“坚实”而不是“写实”。这说明意象油画并非不可以追求坚实的造型,和“意形”、“意色”的用笔之“松”一样,意象的“紧”也来自怎样用笔。邱瑞敏的“紧”出自他用笔的飞动性、速度感和连动反复性,由此形成了他笔性张扬、笔意峭拔的个性,他的“意象”往往是借现实感性之“象”的发挥而一吐胸中之块垒。相对于邱瑞敏的“紧”,陈世宁的用笔较为轻灵和放逸。他不是以厚堆法反复咏叹意象,而是以直觉的率意性敏锐地捕捉瞬时即逝的错觉幻象。因此,尽管他的那些作品并不和现实时空相悖,但色调的变幻总感染着思想与意绪,而且那些透明的色调也总是释放出江南特有的温润与柔和。
意象江南是文化江南。专注于寒春暗香描绘的莫雄(1960年-),似欲用油画语言表达梅花在中国文化中的品质、格调和寓意。他选择的意象不仅是中国画学里绘物的“似与不似”,而且是油彩语言与水墨语言的“似与不似”。他的作品用油彩语言改变和修正了水墨画的图式,那种没有光色、缺乏景深、欲简还繁的图式本身,就是意象化的结果。以意构境,他通过丰厚而灵巧、概括而微妙的油彩语言,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气质和韵致。
“意象”对于本就以光色为魂灵的油画而言,怎么能缺乏色彩的想象和创造呢?在吴大羽、朱膺等完全形成自己意象光色的个性风采之后,陈钧德(1937年-)、阎振铎(1940年-)又是以意生色的代表,他们用想象和梦幻之“意”编织着他们绚丽、灿烂和奇幻的色彩。陈钧德的画如梦似幻,像童话里的场景。他甚至把树木画成红的,田野画为蓝的,天空变成绿的,他用意象设计色彩构造自然。他偏爱橙红、中黄、湖蓝和草绿的对比,行云流水似的色块交替地变换着,饱和却不浓艳,瑰丽却不妖冶。那些非现实的物象完全融入云团气流式的色彩变幻中,轻松的线条只偶尔勾画出轮廓,在色块间跳动着。物象在陈钧德的笔下被删简到只剩下色块的对比,映入眼帘的是幻觉的色调、色意和色韵,而且,他的这些意象色调总弥散出细雨潇潇、烟霭蒙蒙的江南情致和恬淡宁谧、秀润典雅的文化格调。
从意象光色的角度,陈钧德的设计性是隐性的,他的那种意象光色和他感性错觉的观照方式合而为一。相对而言,金纪发、邬烈炎和金田的色彩幻象则理性得多。金纪发(1943年-)的作品以表现花卉为主,取花卉色彩的热烈、浓艳和斑斓。他的画面从花形走向花色,以至完全抛弃内容而直追色彩变奏与对比的本身。那些厚重饱满的色块因刮刀的力度和笔触的速度而充满了视觉张力,他的意象光色不仅在于从具象之形中抽取出来,而且还在于整合与协调那些色块之间的关系。同样从具象的园林抽出平面的几近建筑平面图那样的意象方式,邬烈炎(1956年-)的光色却不是金纪发的浑厚,而是轻快、飘渺,来无踪去无影。邬烈炎玩味的始终是硬笔涂鸦的原始性和稀释涂抹原色的快意,他是在薄透的色层和率意的笔线之间完成一个个意象的。单纯的随意,直觉的原始,既是他的“意”也是他的“象”。轻快、减省、透明,金田(1960年-)的光色意象更为理性,他的画似乎在一个原本是三维的空间里抽去相互之间大部分的连接关系,然后把空间的碎片拼贴在平面上,通过“意象”替换碎片上的色彩。这种“意象”像拼图游戏,但游戏规则显示出画家对于节奏、秩序和韵律的把握。
意象油画经过第三代以及此后数代油画家的探索,已出现繁盛阔大的气象和阵容,他们对于意象油画的探索在显示出浓郁的地域性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他们丰富而鲜明的个性化创造。除了上述例举的个案,在大陆范围内比较典型的还有戴士和(1948年-)、张冬峰(1958年-)、洪凌(1955年-)、阎平(1956年-)、王克举(1956年-)、刘曼文(1962年-)、祁海峰(1963年-)、夏俊娜(1971年-)等等,这是一长串为人熟知而富有光彩的名字。意象既是他们的创作观念和方式,也是他们的表现语言和艺术特征,而且相较于第一、二代油画家,他们的意象又夹杂了一些时代的气息,体现了当代人文观念和现代视觉经验的整合与转换。应该说,第三代和第三代之后的油画家对于意象油画的理解与创造更加自然,更加深入,也更加具有当代性。在他们面前呈现的已不只是民族文化的审美心理与价值判断,更多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于都市文化时代综合媒材艺术的本土性问题的探讨。“意象”在当代不是落伍了,而是更符合当代人的观照方式与表现特征,只不过电脑、电视提供了更加现代的意象化图像技术与手段。
比如,20世纪九十年代后以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为中心形成的“具象表现”画风,实际上就是具有很强“当代性”特征的意象油画。以许江为首,焦小健、章晓明、杨参军和井士剑为骨干的具象表现主义,将意象油画从优雅秀润的江南风景转换为都市文化的现场,即使他们去表述江南的景致,也往往是从都市文化的视角去观照和表达。许江(1955年-)的《大都市系列》,显然不是都市景观的实写,而是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对都市兴衰的文化思考与追忆。他的作品像记忆的碎片、人文的影像,当他用激情而富有动感的笔触试图拼贴他充满文化玄意的都市图景时,这种“意象”之“意”显然不是风情的优雅与温婉,而是渗透着深刻的哲思与寓意。从人文都市的角度,焦小健(1956年-)的画面是实写,但观照的是当代都市的魂灵,而这些发自内心深处的都市表情又那样完整地体现了江南地域的色彩征候。章晓明(1957年- )的作品保持了江南人文儒雅的气质、温润的格调和超脱的矜持,同样是西湖景致,却呈现了整洁、平面、极简和概括的现代信息文明的审美体验。杨参军(1958年- )的“鱼”,实是都市里的“人”,他捕获的是都市文明所形成的纷扰与孤独、嘈杂与落寞、繁华与萧索等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冲突和对比。而井士剑(1960年- )则直接描绘了都市人的精神生存状态,那些处于不经意之中的人的侧影与神情,与其说是现实的刻画,毋宁说是影像的截取。他们的作品虽非实写,却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和现实影像的某种关系,而“怎样的程度”显示的是表现性的图像“修正”乃至诉诸表现性的语言。“具象表现”将“意象”拆解为“具象”和“表现”两个部分,这种表述方式,一方面体现了意象油画(本土油画)对于“西方化”的再度反刍,另一方面也标志了意象油画的当代文化性,即以许江为首的具象表现主义的意象油画与风情秀润的意象油画在审美视点上的不同与区别。
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和寻觅意象油画的现象与轨迹时,无意中发现:具有意象特征的油画家大多聚拢于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三地。这种现象似乎揭示了意象油画和董其昌“南北宗论”有关南宗绘画艺术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者从历史的经验,意象油画也可以称作中国油画的南派油画。究其原委,不外有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文脉的渊源。这里是自宋元以后中国文化最为繁盛的地区,人文荟萃,地灵人杰,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形成意象油画的天然温床。二是这里是20世纪中国油画的发源地,意象油画于此本就根深叶茂,一代意象油画的奠基者生于此长于此,不能不给后人以泽养。三是江南人的性格、气质、禀赋乃至地域、气候都是意象油画创作者和创作环境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但不论从哪个角度,可以肯定的是:意象油画的发生与发展是和最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江南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油画本土化在某种意义上应以意象油画为主要特征。
阎振铎
御花园
80×160cm
布面油彩
1989
陈钧德
教堂
80×70cm
布面油彩
1995
戴士和
黄宾虹
40×40cm
布面油彩
1997
谌北新
村口
34×38cm
纸板油彩
1978
阎平
去大海去天边
140×160cm
布面油彩
2003
张冬峰
故乡
60×60cm
布面油彩
1999
洪凌
夏韵
130×170cm
布面油彩
1988
刘曼文
窗外的诗情画意
60×60cm
布面油彩
2002
王克举
庄稼地
140×160cm
布面油彩
2002
许江
晚钟(局部)
120×99cm
布面油彩
1996
丁衍庸
芬芳
45.5×30cm
布面油彩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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