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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履生：支持故宫禁止直播

时间：2023/6/27 20:45:58 文章来源：陈履生美术馆　

　　本文刊2023年6月24日《文汇报》

　　近日，故宫博物院发布“参观须知”和“禁止携带物品目录”，这是新时代博物馆有效管理的必要规章，也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应对。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博物馆在不同的时期会遇到不同的现实问题，如自媒体在博物馆中的直播问题，就是前所未有。虽然这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媒体传播方式，人多势众，范围很广，影响很大，可是，客观分析在以手机平台造就巨大影响之中，正反皆有，而负面的在一定程度上占了很大的比例。

　　像博物馆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其公共性是首要的，是以为大多数公众服务为前提，而不是满足少数人要求。在多元的世界中，博物馆的公共性是一个基本立场，不能因小失大，不能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需求或爱好而忽视了公众的利益。试想在安静的展厅中，当观众在静静的欣赏文物和艺术品的时候，直播的拍摄、讲解等等，对于观众的打搅是显然的，这种对观众体验的破坏实际上也是对博物馆的伤害。而自拍杆、直播架等设备出现在博物馆中有可能伤及展品。重要的是这种直播的主播对于历史文物知识的把握，往往不在专业的层面上，因此，他们的理解和认识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甚至利用一些影视剧或者宫廷内斗剧来解释故宫的文物，或者利用一些道听途说来忽悠公众。当这些直播内容的在网上传布之后，并非是所有公众都能有正确的判断，更难以判断其历史的真实。而在这种影响之外是一种不正确的历史解读或审美认知会，它们误导公众的潜移默化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青少年的教育。

　　博物馆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博物馆的专家们数十年研究成果的支撑，而非自媒体主播一时兴起的自说自话，或添油加醋。像故宫这样的文博单位不管是藏品和展览都有丰富的内容，专业上的分门别类清清楚楚，不同的部门就有不同的专家，即使故宫不同门类的专家也难以解读的所有门类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这就是专业性的特质。博物馆的专业性是为公众优质服务的基础。包括故宫在内的博物馆官方媒体的传播，其对公众所建立起来的可信度，正是专业和专门。而在目前良莠不齐的自媒体的传播中，尽管人们或许采用将信将疑的态度，然而，实际上社会并没有一个甄别机制，由此，官方媒体的可信度则是文博机构的在公众中的地位。

　　如何强化博物馆官方媒体的权威性，在当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故宫出台“观众须知”禁止直播，实际上对文博单位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并非一禁了之那么简单，而是要有相应的积极措施，尽职做好自己的官方媒体工作，要全面而多样的介绍馆藏文物，尤其是要特别注重介绍展线上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辅导或引导观众观展。这种权威的介绍并非是那种“官方”的一本正经。现在很多文博机构的官方网站或媒体平台上所介绍的比较简单，而且文字生硬乏味，缺乏生动性，不能将一些丰富的内容融入到公众的话语体系之中，活不起来。基于此，文博机构各自的官方媒体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应对社会以及个人媒体的直播，以“活起来”让更多的社会公众通过官方媒体，通过不同的媒体平台，从社会和公众的角度出发去发掘相关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的知识和审美内涵，包括一些展览的介绍，这就需要文博单位花力气下功夫。

　　在数十年的发展中，文博单位利用媒体在扩展与公众的联系方面是一个软肋，虽然都知道利用媒体，却不懂得如何利用媒体。应该向那些直播的媒体人那样紧跟时代的节奏，学习他们的想方设法和多种多样，以及他们的自由度等等。他们这种连接公众的方式，对于文博单位来说，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以及各种便利的条件也可以尝试。显然，用多样的方式来推动博物馆的文物藏品以及展览与公众之间的联系，是文博单位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有效的解决公众性的问题，那仅仅是禁止直播是不够的，由此可能会引发其他方式的产生。这就需研究如何去疏导，如何去利用，如何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支持故宫禁止直播，禁止商业性拍摄等举措。这是博物馆回归本体的一种努力，也是反思近年来有些博物馆出现商业化的积极态度。像故宫这样在中国具有晴雨表地位的机构，其在文博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示范性和影响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希望更多的博物馆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连接社会和公众，发挥好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服务公众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坐在殿堂，静待来客。我们需要主动，需要有更多的媒体方式来展现自己的丰富藏品和多样的展览。另一方面，希望社会和公众也要给博物馆多一点宽容和理解。

　　只有这样，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在新时代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才能得到公众的更多支持。只有公众走进了博物馆，博物馆才能显现出它在这座城市中的重要性，才能显现出它与社会和公众之间联系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