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巾帼：新中国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全文约54000字）的第四部分“新中国的半边天”之三。（总九）
罗映球《待归》，1957年
韩美林《勤嫂嫂》,1960年
在家务方面，传统的女主内依然维持在家庭的基本结构之中，因此，《待归》（罗映球，版画，1957年）是主妇做好饭后的等待。其他还有《田间》中送饭的妇女（徐姺，中国画，1959年）。至于在集市上，像出现在“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上的杜重划的《上市去》（中国画），表现妇女挑担上集市的画面，则具有代表性。而韩美林的《勤嫂嫂》（年画，1960年）在歌颂劳动为美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于一种和谐家庭关系的赞美。
刘国枢《送饭》，1953年
庞均《工地洗衣组》，1959年
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在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发展中，男性是工人和工业的代表，而女性则是农民和农业的象征，因此，这一时期的绘画创作有着反映这种规律的特点。工农联盟，工农互助，工业支援农业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口号。刘国枢1953年创作的油画《送饭》，画面呈现的是在工厂的车间里、庞大的机器边，给丈夫来送饭的妻子坐在凳子上擦汗，显然，她送饭的路途较远。这应该是新中国工业起步阶段的历史瞬间，同样也反映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而该画对于女性的表现还反映了和谐的家庭关系。女画家庞均的油画《工地洗衣组》（1959年），依然是在表现女性题材范围内，表现前方与后方关系，这里虽然没有表现建设的如火如荼，却通过为工地工人洗衣的服务，再现了隐藏其后的建设的场景。
王盛烈《阅读》，1950年
梁永泰《新舵手》，1956年
郑慕康《工业战线的新力量》，1960年
程十发、应野平、郁文华等《线圈车间新貌》，1960年
周思聪《周总理和纺织女工》
然而，在时代的发展中，女工人逐渐增多，从女拖拉机手到纺织工，再到各行各业，那些脱离了田地而在工厂上班的女性是无数农村女青年的梦想，也反映了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中的必然，所以，“半边天”也出现在工业、交通、运输、科研、服务等很多方面。王盛烈1950年创作的水粉画《阅读》，表现了4位女工在劳动休息时阅读的场面，反映了青年女工好学上进的精神状态。纺织厂是女工聚集的地方，钱松岩的《纺织女工》（50年代）所画就是普通的纺织女工，专注的神态，纺织机所在的氛围，虽然简朴、简单，却在朴实和平凡中表现出了新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以及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梁永泰的《新舵手》（版画，1956年），郑慕康的《工业战线的新力量》（1960年），程十发、应野平、郁文华等的《线圈车间新貌》（1960年），任意的《织地毯》（版画，1961年），杨之光的《缫丝厂工人》（1963年）。对于工业战线中的女工的表现在一直延续和发展中，越来越普遍，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大规模建设之中。唐小禾，程犁《葛洲坝人》（油画，1984年）、何克敏的《特区正午》等作品，都表现了建设工地上的“半边天”，显现了新时代的特色以及新中国美术创作传统的传承。
何克敏《特区正午》
李少言《老街新貌》，1960年
方人定《旱年不旱》,1963 年
李少言的《老街新貌》（套色木刻，1960年），以山城中常见的“老街”为背景，表现走出家庭的街道中的妇女不在家中吃闲饭，组织起来创办纱厂的新作为，歌颂了这些过去的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到建设新中国的劳动之中的新风尚。她们将新纺出的纱晾晒在老街上，而这些鳞次栉比的新纱与错落有致的街两侧的房屋形成了鲜明的新旧对比，以老街形貌呈现出了时代的变化，从而将新中国女性参与社会的时代特色显现了出来。这其中既有山城的风情，又有时代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其中的那些纱厂女工屋舍，与出现在这里的“新貌”恰成对比，并呈现出了山城特有的风情和地域特色。
吴凡《小站》，1964年
李斛《女民警》，1960年
在表现社会服务方面，女性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而在主流性的表现中，往往会挖掘出这些特别的内容，唤醒了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调和了当时的整体氛围。表现公交车女乘务员抱小孩下车的《下车》（方人定，中国画，1956年），在“为人民服务”的主题下，反映了城市中的新风尚。即使在一般性表现公交车女售票员的作品中，吴凡的《小站》（版画，1964年）几无太多的可以叙述的内容，像白描那样表现出了女售票员在停靠小站之后在路边喝水的神态，表现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基层劳动者的形象。而李斛的中国画《女民警》（1960年）直接表现推着自行车在交通岗亭前的形象，其时尚的职业与女民警的形象塑造，加上李斛在中国画语言上中西合璧的探索，成为这个时期内人物画的重要代表。
吴凡《村邮》，1963年
吴凡《炊事员》
吴凡还在《村邮》（水印木刻，1963年）中表现了一位女邮递员，她提着自行车走过跨越河上的独木板。画面中的水面上波光粼粼，露出水面的石头上搁着木板作为交通，人行可以，但对于骑自行车的邮递员来说，跨河则需要胆量，因此，人们通过这一画面看到了乡村女邮递员服务社会的辛劳。画面中还另有一块木板搁在远处的岸边，形成了这样一条不同于常态的邮路。这是一个在构成上非常具有形式感的画面。吴燃的《新设的邮箱》（套色木刻，1973年）同样是表现现实中从事平常工作的女性，她们的美就是在日常的背景中显现出了画家们对生活的深度挖掘。
王德娟《毛主席和女民兵》,1962年
赵淑钦《我们都是神枪手》，1974年
裴建华《西沙女民兵》，1976年
在“全民皆兵”的时代，在高度防止外来侵略和破坏的岁月，民兵作为一种基层武装组织，“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成为一种社会的时尚，在绘画作品中也有较多的表现。60年代的代表作有王德娟的《毛主席和女民兵》(油画，1962年)，王盛烈的《海风》(国画，1962年)，方人定的《旱年不旱》（1963年）；70年代有曾照歆的《巡逻》（套色木刻，1972年），赵淑钦的《我们都是神枪手》（油画，1974年），黄胄的《女民兵》（中国画，1974年），周瑞文的《巡海女民兵》（油画，1975年），裴建华的《西沙女民兵》（油画，1976年），陆俨少《英姿飒爽女民兵》（中国画，70年代）等。应该说，《毛主席和女民兵》中的那些飒爽英姿，代表了一个时代，而她们与领袖在一起的画面自然能让人们联想到毛泽东的那著名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潘嘉俊《我是“海燕”》，1972年
表现女军人的作品在时代的发展中也有很多。1972年，广州军区某部战士潘嘉俊创作的油画《我是“海燕”》，入选了当年的全国美展，是一幅在当时流传较广、影响很大的表现女性的作品。该画表现了一位在风雨中爬上电线杆维修电话线路的女解放军战士，相应的背景则是脍炙人口的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散文《海燕》中那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田克盛1974年表现女空军列队准备启航的《党的委托》，那种时代中的精气神也显现了当时主题创作的主流性的审美倾向。
马骥《坚决消灭传染病菌的毒虫》，1952年
杨先让《增产油料作物供给国家需要》，1854年
盛此君《勤俭持家，厉行节约，支援建设，利国利家》，1959年
从女农民、女工人、女教师到女民兵以及女军人等职业女性在中国撑起的“半边天”，是来自古代的那种被人们称赞的“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主义。所以，50年代以来与时事关联的诸多绘画内容，都显现了女性在绘画创作中的特殊地位：马骥的《坚决消灭传染病菌的毒虫》（宣传画，1952年），杨先让的《增产油料作物供给国家需要》（宣传画，1954年），沙更世的《大家都来吃甘薯》（宣传画，1958年），盛此君（女）的《勤俭持家，厉行节约，支援建设，利国利家》（宣传画，1959年），尹戎生的《公社花开红满城》（宣传画，1960年），都表现了女性在各方面的作为。
牛文《东方红》，1959年
而表现女教师的作品《东方红》（牛文，版画，1959年），以一位弹钢琴的少数民族女教师为中心，周围一圈是民族学校的学生，他们手拉手载歌载舞。美丽的形象与动听的琴声，混合了时代的交响。陈聿强的《宏图》（套色木刻，1981年）表现在野外帐篷中马灯下工作的年轻女技术员，她一手执笔，一手拿着三角尺。身边的一侧有用于勘探的标尺，说明了工作内容；而标尺旁边的一盆绿植，以及正面显著位置上的一把吉他，都说明这是一个属于她们新时代。她们既有工作，也有娱乐；既有事业，也有生活。通过这一作品可以看到时代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新时代中的女性与过去的不同。
“半边天”中还有一批属于新中国的女画家，她们在这个时代中的积极作为，特别是在表现新中国女性方面的努力，又是另外一道新中国的美丽风景。女画家姜燕(1919-1956)一直倾心于女性题材和女性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在新中国的新题材方面，创作成果丰硕。其代表作有《考考妈妈》（1953年）、《办食堂》（1958年）、《草原上的早晨》等。其他的女画家如何香凝、王叔晖、吴青霞、萧淑芳、邓澍、王德娟、程犁、庞均、单应桂、周思聪、朱理存、郑小娟、王迎春、阿鸽等，都为表现新中国女性的绘画创作贡献了代表这个时代的重要作品。
（未完待读，敬请关注）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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