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
资料图/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17世纪肆虐英格兰的黑死病，曾导致伦敦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但这场瘟疫对英格兰北部却影响甚微，止步于曼彻斯特郊外的一座名叫亚姆（Eyam）的村庄。当疫情波蔓延至亚姆村时，村民们没有四散逃离，而是决绝地用石头垒起围墙，将整个村与瘟疫封闭在一起，阻止了疫情向外扩散。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在岩石上钻孔，把醋泡过的硬币放进去（当时认为醋可以消毒），向村庄周围的商人换取肉和粮食。如今，亚姆村的石头墙遗存依然保留在原地，交换银币的小孔被游客摸得发亮——这里成为亚姆村瘟疫博物馆的一部分，讲述着那段充满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故事。在全世界，瘟疫/抗疫博物馆是一类特殊的存在。这些以健康和疾病为主题的博物馆，记录了人类的瘟疫史和医学进步史。早在1906年，国际医学博物馆协会就已经成立。然而，中国至今还没有一座国家级的医学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近日呼吁，有必要建设一座国家级的“中国防疫博物馆”，纪录从非典到新冠肺炎的历史，纪录中国人民在新世纪为生命而拼搏的历程。陈履生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解释，近100年来，我国历经多次重大疫情，例如1911年的东北鼠疫，以及新世纪的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经验教训较为深刻，应该用博物馆来纪念这一史无前例的战斗。
亚姆村瘟疫博物馆。
图/亚姆村瘟疫博物馆官网
用一座防疫博物馆“给历史和未来作出交代”
新京报：这次新冠疫情期间你在做什么，怎么看待这次疫情的影响？
陈履生：1月15日，我的个人画展在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开幕，第二天就去了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考察了13家博物馆和美术馆，21日经巴黎回到北京。回北京之后就感觉到了疫情的扩散已经超出想象，但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像现在所认识到的那么严重，一直到大年三十晚上还在外面吃饭。没想到初一以来，疫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只能听从政府的号召，宅在家里。
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时间。这一个多月里，当然没有闲着。我首先是整理在罗马尼亚考察博物馆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写了9篇关于罗马尼亚博物馆的考察文章。其间，开始酝酿提出建立“中国防疫博物馆”的想法，并开始做关于瘟疫类博物馆的研究，以及与医学相关联的一些博物馆的考察和研究。这就有了关于建立“中国防疫博物馆”的文章，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响应和认同。
新京报：你经历过几次印象深刻的疫情？这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陈履生：一生中能遇到一次如此规模的疫情都很罕见，欧洲的黑死病300多年也就那么一次。这次疫情出乎我的想象，也出于国人和全世界的意想之外。
当然，我会想到17年之前的SARS，那时从城里“避难”住到了昌平，但感觉没有太严重，第三天就进城了，整个SARA期间都没有戴过口罩。今天要比17年前更为严重，上次没有“封城”，虽然建了小汤山医院，规模也不如今天武汉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
而且，这次影响到全国人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一年一度传统春节的喜庆氛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很多人在医院中度过了春节，度过了整个正月。医护人员至今还奋战在岗位上，还有很多人要开始返工而不能，武汉还在“封城”之中。
这次如此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可以说，人生中能经历一次都很罕见。而经历过从SARS到新冠肺炎，我们这一代可能在历史中都是为数不多的。
亚姆村瘟疫博物馆。
图/亚姆村瘟疫博物馆官网
新京报：你呼吁建立中国防疫博物馆，有什么必要性和迫切性？
陈履生：这次疫情对我们和对世界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也都感受到切肤之痛。我想，我们应该用博物馆的方式来关注当下，给历史和未来作出交代。重要的是通过建立一座博物馆，像纪念碑那样的存在，把这段历史完整地保存下来，让人们了解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以及传染病的危害，以教育后人既要树立正确的公共卫生观念，也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非典的教训，没有给社会留下一份直观的遗产。那么这次新冠肺炎的沉重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建立“中国防疫博物馆”所表现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是从现在开始，要系统收集和整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种各样能反映这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一些物品、资料等，包括李文亮医生的相关资料，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些特殊病例的诊断资料等等。保留这些与生命关联的重要遗存，既能反映社会问题，也能表现社会的积极作为。
目前国内差不多有十家博物馆开始征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各种物品，这是博物馆人的一种积极反应。今天的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而未来的历史所反映的正是我们今天的状态。其中有很多是值得记取的教训，也有值得反思的内容。显然，有些问题的反思不仅仅是当下，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会有几代人的责任。因此，今天建立一座“中国防疫博物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展现在我们面前。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Casa Filipescu-Cesianu博物馆。受访者供图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口罩盒应纳入博物馆
新京报：你认为防疫博物馆展现的时间范围主要是什么？应该纳入哪些展品和内容？
陈履生：我认为“中国防疫博物馆”应该在专业范围之内，把新冠肺炎与非典以来的中国防疫、战疫的历史完整展现出来。这是中国当代史的一部分。
还可以往前延伸，比如毛泽东主席1958年写作《送瘟神》反映的余江血吸虫病防治历史。还可以放眼全球防疫史，包括300多年前欧洲黑死病疫情等等，都可以纳入到博物馆。这次疫情不仅关乎我们的城市和国家，已经波及世界很多国家，我们要有一个世界的概念，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来对待防疫问题。
博物馆里的展品，可以包括医护人员的日记和病患记录，像李文亮医生的材料。还有一些文件、用品，比如口罩。如果能把世界各地生产的口罩集中起来陈列在一个柜子里，那也是很精彩的。不仅让我们知道，仅仅口罩就如此丰富，也能联系到100多年前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先生的杰出贡献（伍连德指挥扑灭了东北肺鼠疫疫情，设计“伍氏口罩”，让中国人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从中我们能看到世界多样性在口罩上的反映，以及口罩折射的历史过程和当下状况。
博物馆还应该集纳一些普通人的资料，以及日本捐给中国写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口罩包装盒这类有社会影响力的物品。博物馆也可以展示科学防疫中的一些新仪器和设备，看到治疗新冠肺炎的各种方案，以及不同阶段的认识，等等。总之，我想内容是多样性的，只要能够反映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各种物品、文件、资料、影像、音频、视频，都可以纳入征集范围。
未来的展示应该有一个整体的大纲、脉络，有具体成果的展现。当然我们还不能忘记对逝者的悼念，把失去生命的那些人的姓名镌刻在博物馆纪念墙上，让后人了解在公元2020年年初所发生的一切。
墨尔本大学医学博物馆。受访者供图
超出专业领域，在公共范围内起到教育作用
新京报：不同于文化、艺术、科学类博物馆，防疫博物馆有特殊性和特定功能。你认为防疫博物馆会如何体现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一座博物馆能够对防疫事业做出什么贡献？
陈履生：不管是防疫，还是疾病、医学，这类博物馆都具有鲜明的专业性特质，都和生命关联在一起，因此会有很多专业的内容。
我去过的全世界370多家博物馆中，很多综合性博物馆中有类似内容，或者有特定展区，或者有专门展柜，来陈列与生命关联的内容。总体来看，医学类博物馆的专业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共性，因此传播范围不广。医学类博物馆通常规模都不是很大，而且都和医学院结合在一起，其专业范围也都是服务于医学院的教学。所以，这类博物馆比之于其他博物馆的公共性要差。
因此，未来我们如果建立防疫博物馆，应该扩展专业范围，重要的是在公共范围之内起到教育作用。这座防疫博物馆可能会成为全世界一座非常特别的博物馆。如果它能够在专业方面表现得很好的话，是能够实现的。
墨尔本大学医学博物馆。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外国卫生、疾病类博物馆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陈履生：以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博物馆为例。首先它归属于大学，没有独立建筑，是在大学图书馆的楼上。其馆藏特色是与大学学科关联的著名教授的收藏，以及相关历史。虽然规模不大，却能辅助教学，能够激励后来者学习前辈学者的榜样。因为这一博物馆见证了大学的历史，也反映了城市和国家在医学方面的发展和成就。
新京报：亚姆村瘟疫博物馆是专门记录英国黑死病疫情的博物馆，对我国建设防疫博物馆有什么启发？
陈履生：英国曼彻斯特的亚姆村瘟疫博物馆，记录了300多年前欧洲黑死病的历史，尽管这是那场惊世瘟疫的一个切面，反映的是一个小村庄中的人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当黑死病从伦敦向北蔓延，到了亚姆村，因为当地百姓自觉建立起隔离措施，使得瘟疫到这里“戛然而止”。
这段历史中的普通人，为了不影响他人，宁可牺牲自己。今天在亚姆村瘟疫博物馆中所呈现出来的，正是这样的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
未来要建设“中国防疫博物馆”的话，将会给予我们一种历史的呈现，又会反映人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所显现出来的很多事迹，尤其是很多人忘我无私的奉献故事，都能够教育后人，激励公民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这种教育意义反映在博物馆中，不仅仅是作用于当下，更面向未来，在走向未来的每一个历史时间段中发挥作用和影响。
新京报记者 倪伟
2020年3月5日《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