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松喦：钱松喦诞辰120周年纪念展”7月31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至8月11日。本次展览以“祖国山河抖擞描”，“迢迢我自江南来”，“拾翠披云寻我师”三个主题，将展出中国美术馆馆藏20幅及家属提供钱松嵒作品100幅。】
在20世纪的中国绘画史上，钱松喦（1899～1985）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个案。他的特殊性在于其在时代影响下的由旧变新，由新而引领了时代的潮流，成为这个时代中社会主流所期望的那种顺应潮流而又能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一代名家。作为一个时代中的佼佼者，钱松喦的勤奋与天赋，才能与精神，在应对时代要求中所表现出的特别的作为，是时代的造就，也是其自身努力的结果。他与新中国美术发展息息相关的艺术成就，是这一时代艺术高原中凸起的高峰。在他诞辰120周年之际，当我们回望这一高峰，依然可以看到鲜明的时代印记中透露出的历史和艺术的价值，依然可以看到他为传统水墨画在20世纪中期以后的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这正是这一高峰巍然屹立的学术基础。
和同时代的许多出生于晚清、成长于民国的老画师一样，钱松嵒并没有进过艺术院校学习，尽管当时的新学已经兴起。从1907年（8岁）开始，他即随父亲钱绍起在江苏宜兴的杨巷镇的私塾就读，可以说这样的学习经历并无特别之处，但在这学习的起始阶段，钱松嵒对书法、绘画逐渐产生了兴趣，继而又临摹《芥子园画传》，并留心民间画师和民间艺术作品，经常徜徉在裱画店中。这样的经历在同时代的画家中也大致相同。直到13岁（1912年）时，入其父亲所任校长的杨巷镇立第一初小，然不久即嫌课程太浅而辍学，返村过起了五年半耕半读的日子，并学习国画传统技法。由此可见，钱松嵒在国学方面的童子功有别于同龄人，这也反映了他的家学渊源、个性特色与时代特点。
钱松嵒的最高学历是五年制的无锡江苏省立高等第三师范学校毕业（1918年～1923年），此间，他受教于书画家胡汀鹭，主要研习沈周、唐寅、石涛、石溪等人的画法，而胡汀鹭幼从锡邑画家朱逊甫学画花卉翎毛，在其师早亡后遂自学。初作花鸟，从张子祥、任伯年起步。钱松嵒随胡汀鹭学习的同时，还学习透视、色彩、解剖、光影等西画技法，反映了这一时期开始的西画教育的波及和影响。当钱松喦从第三师范毕业时，已经出版了平生的第一本个人画册。由于他成绩优异，时任校长的陈谷岑力劝其进大学或出国深造，被钱婉言谢绝。与之相反的是，宜兴同乡徐悲鸿（1895～1953）则分别于1917年和1919年留学于日本和法国。而这时候离宜兴不远的上海于1912年就有了上海美专，而创办者刘海粟作为与宜兴毗邻的常州人，其年龄也只比钱松喦大三岁。显然，这是一个新学与旧学交织的年代，钱松喦固守本土则表现出了他的个性特色，这对于理解和认识他后来的艺术发展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钱松嵒29岁（1928年）时应聘任教于私立无锡美术专科学校，开始进入到专业的领域。无锡美术专科学校是钱松喦的老师胡汀鹭于1924年和诸健秋、贺天健等创立。显然，钱松喦能与自己的老师和当时的名家胡汀鹭、贺天健、陈旧村、诸健秋、王云轩、钱殷之等共事，说明了他实际的专业水平和在地方上的影响。他在无锡美专主要教授山水画和诗词课，这是他的专长。他性格温和，不善交际，往往授课之余即在宿舍画画，表现出了在艺术上的勤奋和早年所下的苦功。这一时期他有时去胡汀鹭的画室看老师画，并与时在丹阳的吕凤子有书信往来 。
1929年，民国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钱松喦一人竟入选2幅作品——《寿者相》和《山水》。前者是传统功力和外来艺术相融合的成果，五只龟的不同姿态，采用西洋透视法、明暗法，而用笔用墨和长篇题跋，则又是地道的文人趣味。这样的知识范围和学习经历，不仅为钱松嵒的艺术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影响了他后来的艺术发展。
峻山行旅图 20世纪30年代 145.5×39.5
秋鸣 1934年 58.5x31
山居银装图 20世纪40年代 145.5×39.5
考察钱松嵒的早期作品，可以看出其与大多数同代人一样并没有脱离从临摹入手的学画方式，但他并不是一个固守画谱而墨守成规的人。可能是受到当时新学的一些影响，也可能是他领悟到了现实与画谱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13岁的时候就开始对景写生，不断从现实山川中获取思考和灵感的源泉，在艺术的探索过程中，表现出多种路向的发展特征。钱松嵒15岁（1914年）的时候就创作了表现家乡山顶云气迷蒙之象的山水画，而从这时候开始，他也多绘村中之景。21岁（1920年）时，钱松嵒作了以对景写生为基础的描绘无锡鼋头渚、锡山、惠山诸名胜的山水12幅；26岁（1925年）时，他在携所任教的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学生游沧浪亭时，又作了《沧浪亭图》。到了30年代，钱松喦又画了《闲话石矶松影图》《云海松涛》，表现出了学习石涛画法的特点。
在花鸟画方面，钱松喦1934 年的《秋鸣》以及40年代的《花果螃蟹图》，表现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和多元化的发展，这之中既有旧的传承，又有新的开拓。1948年的《春暖》中画两头肥猪，表现出了在新题材开发方面的写生的功力，同时还以写山水的笔法画树干，显现了出了在不同题材方面的融会贯通，以及他在笔墨方面所形成的个人风格。而这一切都成为他在进入到新中国之后转型的基础。
显然，钱松喦在新学与旧体之间的兼学所形成的专业基础，对于20世纪中国水墨画的传承与教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这就是以传统为本的学与以新学为体的练，加上临摹与写生的结合，使他有了一个能为转型期艺术发展服务的不同一般的能力。如果他只擅长于临摹，不能脱离范本和老师的规范，那么，他就不可能有时代之新；如果他只具有写生的能力而没有笔墨的功底，那么，他的新就有可能是新学体系下的发展而失去传统中国画的面貌，也就难以造就自50年代以来的既有传统笔墨表现又有时代气象的新的面貌。
从1923年到1956年，钱松嵒先后在多所小学、中学以及美专任教。相对于从1957年被聘为江苏省国画院画师之后直至晚年的安定生活来说，钱松嵒30年代至40年代的生活是动荡不安。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不仅饱受了生活的颠沛流离，同时，国难给予他心里的感受也直接反映到他的绘画之中，从而表现出一个传统型文人画家的品格与胸怀。
“如此万方多难甚，那堪犹听报平安。”钱松嵒1934年在题《鸡》中表达了他忧国的心情，由此可以联想到他早在1919年于无锡第三师范读书时，就曾参加声援北京大学生“五四运动”的示威游行活动，表明了一个青年学生对社会政治的基本看法和人生立场。而这种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及至抗日战争，则愈发浓烈：“又是茱萸照酒瓢，只今阳九厄难销。那堪极目登高望，烽火烛天胡马骄。”钱松嵒以他的方式，表达了心中对国难的忧愤。他的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情，与那一个时期满目的“饥寒益迫，野无炊烟，路有饿殍”的景象，都直接影响到他以后对新中国的态度及其相关的创作。他有着反映现实的要求和渴望，但是，他此时的作品毕竟还是属于文人画家的范畴。他正直、善良，具有忧患意识，却多半还是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文以载道”的影响。然而，生活视野的狭窄和闭塞，使他未能与社会更紧密地联系，他只能是孤芳自赏式地在昏暗中徘徊、摸索，不可能用艺术的方式来表现。
面对眼前的现实，钱松嵒并没有完全沉浸在自我笔墨的闲情逸致之中，他在画《雪景山水》（1944年）时，还感念“今冬大雪苦寒，十余年来少见，嗷嗷哀鸿大有无衣无褐之叹。迩来米珠薪桂，民不聊生，苍苍者果不遗斯民欤。”他也深知“我绘是图，恍若画饼”，可是，他的心胸却在知识的层面上关注现实的生活，表现出了一位传统文人对于时事的基本态度。1954年，钱松嵒创作了《娘做新衣儿读书》（展出时称《渔家乐》），基本上表达了他对新社会的看法，这幅画反映了他对渔民生活的感受——旧社会“愁浪愁风艇上居，打鱼苦自食无鱼”的渔民，翻身做了主人，脱离了衣不蔽体、目不识丁的苦境，正是“万般欢乐从今数，娘做新衣儿读书。”这也几乎是他自我人生经历的写照。抗战胜利后，他在师范任教的工资难以养家，因此，不得不辗转苏州、南京、常熟等地办画展，鬻画谋生。其中一次到南京，非但没有卖掉画，还要付每天的房钱、饭钱，最后连回无锡的车票都买不起。而“黄山近在咫尺，因在旧社会不获一游，徒存梦想”，这是他在新中国游黄山之后的感叹。
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年过50的钱松嵒则由过去以教书和卖画为生的画师，转变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不仅没有衣食之虑，而且有了过去所不敢想象的社会地位。他开始阅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到“讲话”的时代意义，明白了画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人生价值和创造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作品的意义。他又有了在新中国的主人翁的自豪感，思想逐渐随之发生转变，并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1951年的《土改后农民欢度春节》相继在无锡市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及全国美展华东作品观摩会展出，并在《华东画报》1951年新18期发表。同年，当选为无锡市第一届文联主席，后来又被选为苏南文联副主席、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
治螟图 1950年 103.5×53
善卷之春 20世纪50年代 54×40
张公洞 1953年 112×60
钱松喦社会地位的提高更激励了他的创作热情，而由此生发的感叹、感念、感怀的心境，又使他自觉地认识到新社会的优越性，同时，也促使了他用自己的画笔讴歌新的社会，以图“莫对人民辜厚望，百花齐放力争春”（1957年作诗）。社会的变化，文艺的功能的加强凸现了艺术家的地位，也使得画家油然而生发了过去所没有的自豪感；正是这种自豪感，催发了他的责任感，所以，在50年代初的创作就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面貌。这个时期的钱松喦常利用课余时间走进农村，画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积肥、春耕、种菊、运菜等农民生活，运用他的全部技艺，真心诚意地表现新事物、新生活，赞美新的社会制度和广大民众的新的精神面貌，如《积肥》《娘做新衣儿读书》《秋菊图》（《甘泉寿菊》）《船群》等。
50年代是钱松喦创作丰硕和崭露头角的时期。1953年，《快乐的暑假》入选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会”。1956年，《瘦西湖》《溪山如画厂如林》《劫海回春》入选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在这一届展览会上出现了在新中国美术史上许多代表作，如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刘子久的《为祖国寻找资源》、刘旦宅的《河清有日》、刘海粟的《富春江严陵图》、贺天健的《严濑东钓图》、潘天寿的《灵岩涧一角》、陆俨少的《教妈妈识字》、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汤文选的《说什么我也要入社》、姜燕的《各尽所能》。翌年，钱松喦的《锡山》《鼋头渚》又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江苏省第一次国画展览会”。由此，他在50年代以后的江苏画坛上赢得了最初的声名，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影响。1958年，钱松喦深入无锡芙蓉湖两岸体验生活，创作的《芙蓉湖上》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一届“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这一作品也标志了他于山水画创作领域内在这一时期的高度。而这一系列的创作成果则奠立了他后来到南京发展并擎立山水画革新大旗的基础，这样的源流关系也标明了钱松嵒在新中国山水画史上声名鹊起的发展轨迹。
交公粮 1953年 48.5×81
快乐的暑假 1953年 113.5×49
渔家乐 1954年 69×48
捕雀 1956年 69.5×46
清昼小憩 1956年
本文为《钱松喦画集》（笔墨松喦：钱松喦诞辰120年纪念展）的“前言”第一、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