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苏省美术馆和德基美术馆联合主办的“云自在——高云作品展”将于7月28日在南京德基美术馆开幕，谨以此祝贺展览开幕。
2012年南京艺术学院校庆百年，作为杰出校友，与高云同学同台同框
《永乐修典》（与安玉民、李强、詹勇合作，管峻题跋）
274.5cm×440.5cm，纸本，2016年
《永乐修典》局部
《小小神枪手》、纸本、1974年的首张创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关于历史的记载，在中国除了众多的史书之外，那就是历代绘制的关于历史或有关历史的绘画，这些有着“成教化，助人伦”功用的艺术，为中国人伦、道德和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绘画中的历史观以及用绘画来记录历史的方式，已经有了普遍的存在，不仅在公卿祠堂、先王庙等重要的礼仪或教化场所，还出现在墓室之中。这种无处不在的历史图像是用绘画来表达对于历史和先贤的尊重，也是促进中国文化延续的一种特有的形式。因此，在史书中记载的很多关于历史的辉煌和历史的借鉴之外，在照相术没有产生之前，对于历史、技术以及艺术的表现，绘画就成为图像表现过去的唯一，是除了文字记载历史之外的另外一种重要的方式，所以，在遗传至今的很多绘画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存在以及历史的过往，也可以通过图像来表示对于先贤的尊重和致敬。
作为一种艺术，传续这种用绘画来表现历史的方式，到了20世纪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照相术，但只能面对现实的摄影却无奈过去，绘画依旧在表现历史方面不可替代。到了1949年以后，因为社会的需要，历史画的创作成为中国主题绘画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而且产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品。无疑，这种超于前代的发展，是因为社会的需求，还原历史，创造历史，正好像在天安门广场的核心位置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而围绕着纪念碑基座上的表现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浮雕，成为新中国图说历史的样板。
在新中国美术史上，有很多通过创作历史画而成名的画家，而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品往往也都是历史题材。所以，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画不同时期社会需求的历史也就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包括像画农民起义、批林批孔等等。画历史画既考验画家，又培养画家，还成就画家，但也害了一些画家。
尽管如此，历史画并不是每位画家都能画。画历史画需要有一些专门的基础和素养，也需要天分和不可或缺的历史感。高云是历史感很强的画家。他的历史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历史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是每位画家都有的，有的画家可能对现实的关怀比较上心，而有的画家却对历史的感觉表现出很特别。历史感源自于好古，或者对于古代人的好奇，因此，这种历史感可能产生于很多的方面，来自于家学，来自于后来对于历史的关心、探究等等。另一方面，高云的历史感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他非常认真的画画，画好每一张画，对未来负责。对未来负责的历史感也不是每一位画家都有的。现实中，有的画家着重于眼前，而有的画家则立足于未来，因此，对于画家来说，立足于未来是画好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没有向未来负责的态度和精神，没有这样一种历史感，显然是难以画好画的。
《罗伦赶考》，1983年，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
从第一个方面来论。高云的历史感从他早期的成名作《罗伦赶考》中就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历史题材的创作对于今人来说，正好像看天上的月亮一样，古人以月亮来谈古今的问题已经说得非常之透彻，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个古与今的关系问题。《罗伦赶考》作为一种历史题材，其表现的形式感以及它所表达的方式，呈现了当代的特点。1982年刚出校门不久的高云能够拿出如此重要的作品，立足于当代中国画坛，显然是非常不容易的。高云1983年创作的连环画《罗伦赶考》，先后获江苏省连环画评奖一等奖，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继而又以《长生殿》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而此前，高云从18岁 (1974年)第一次进入全省美术创作班，到1977年第四次参加省美术创作班，再到1978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于那个特殊的时代。时隔近40年，今天看《罗伦赶考》依然表现出经典的神采；今天看《长生殿》依然有那种不灭的经典的味道。
《长生殿》之一，1987年，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80幅）
继《罗伦赶考》《长生殿》之后的《永乐修典》，恍如隔世。从当年的自主创作，到今天的组织行为；从当年的个人努力，到今天的国家工程，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术创作也在这个变化中表现出了新时代的特点。无疑，时代不同，因为社会需要的变化，创作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而对于高云来说，他的历史感没有发生变化。他依然在自己的兴趣范围之内把握历史题材，所以，获得《永乐修典》这一国家创作工程，一切好像都是理所当然。重要的是现今还有着无数明代开国遗迹的南京，高云生活在这里已经有了40年的历史，因此，他对于明朝那些事的感觉可能也会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画家的认知，这作为创作的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样一个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特别意义的重大题材，其创作无疑与他此前的创作之间有着必然的前后关系。高云所具有的历史感，不仅是关于这一题材所应该想到的历史的很多方面，不仅仅是故事和关联的人物造型，还有主题思想，还有表现形式等多。在这样一种多方面的关联中，高云始终如一的在寻求一种突破。因为在这一创作工程的主体中，方式方法都有别于《罗伦赶考》和《长生殿》。
就历史题材创作而言，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国外，每一个时代的画家都有可能面对历史的很多问题，在可知与不可知、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有着历史的烟云，也有着历史的尘埃，如果把一张历史题材的创作画成插图，画成文字的说明，或者画成博物馆中展墙上的一种附属展品，如同植物标本画，那么，这样一种绘画就会缺少历史和艺术的深度。由此来看历史题材创作的难度，正在于不能画成人们平常所见的那种图画文字，而需要对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对历史画要有深刻的认识；需要对主题思想的挖掘，需要对历史素材进行充分的梳理和整理，同时，要用当代的方式把属于自己的形式呈现出来。
高云领衔创作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永乐修典》（与安玉民、李强、詹勇、管峻合作），其结构形式不同一般。因为要把一个复杂的“永乐修典”这一浩大工程和历史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呈现在一幅画面之中是有一定难度的。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共22,87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和丰厚的历史积淀。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决心修书，令解缙主持编纂，有147人参与，到一年后命姚广孝担任监修，钦点精通儒、释、道等各家之学的2196人，扩充编纂队伍累计达3000多，于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永乐六年（1408年）抄写完毕，此后还有刻、印、装订、包装等过程。这之中从编纂到成书的每一步，都可以形成一个画面，但都难以涵盖其浩大与繁复。可以说，任何一种方式要呈现这一历史上的伟大的文化工程，不仅有一定的难度，而且还有它的局限性。是突出帝王之功，还是倾心于文人的努力；是反映工程规模，还是显现其结构复杂；是表现时间的经年累月，还是展现空间的工序铺陈，如此等等，都有可能。但不能是连环图画。
《永乐修典》所呈现出来的宏大的局面，以及让人们一目了然的各个过程之间的关联，看到了“永乐修典”之伟大，看到了伟大工程背后的若干问题。这之中既有帝王之功，又表现了明成祖朱棣的伟岸以及宫廷中的氛围，还表现文人于此中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艰辛；既有各个工序的铺陈，表现了一部史无前例的大典在成书中的复杂过程，又有凝聚的瞬间所表现出的时间上的长度。这种一人之功与数千人努力的关系，成为这一主题创作中的内在结构。而画面的结构方式正是以突出帝王之功的向心式安排，以围绕其周围的编纂、刻、印、装订、包装等工序中文人与工匠的劳作，显现了与浩大工程相应的繁复与具体，包括一些精心的细节；同时又以中间帝王之功的重彩与周围具体细节与过程的白描相对比，呈现出了在表现形式上的独特性，从而有了不是一眼能够望穿，而是可以慢慢品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细节，改善了这一创作工程整体的生态。《永乐修典》一是突出皇帝组织之功绩，二是呈现工程规模之浩大，而通过改变常规的表现形式，使两者在不同的区域用不同的语言方式显现了彼此的差异性。在这样一个向心的结构中，像被聚光灯照耀下的舞台中心一样，主体的突出，与主题关系的呼应，构成了能够吻合《永乐大典》这样一个伟大工程的历史画卷。
毫无疑问，作为中华文明的颂歌，《永乐修典》表现出了一个立于世界独特性方面的伟大。试想，如果没有一幅能够传世的表现这一伟大工程的作品，那么，后人对于它的了解和认知就有可能像《永乐大典》后来的散佚一样，变得支离破碎和模糊不清。因此，高云为此画的付出，正是他的历史感的第二方面的表现。
2019年5月12日于深圳
1988年，创作发行邮票《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纪念》（共3枚）。获全国最佳邮票奖
高云 《西风独自凉》 140X90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