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新中国画卷 上的儿童》（江西美术出版社2019年出版）“序文”的第一部分
△北宋 苏汉臣《灌佛戏婴图》159.8×70.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宋 苏汉臣《秋庭戏婴图》197.5×108.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 苏汉臣《侲童傀儡图》23.6×23.2cm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明 陈洪绶《戏婴图》150×67.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 李嵩《骷髅幻戏图》27×26.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 金廷标《冰戏图》121×64.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 佚名《婴戏图册之斗草图》11×2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新中国文艺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出了新中国的时代特色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这之中首先表现在新题材的大量出现，其核心问题是文艺创作都关乎到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与建设，而为了建设新中国就必须用新文化、新思维、新审美来服务这一时代的使命。在美术创作中，1949年之后出现了大量的与时代相应的新题材，其中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娃娃戏”题材与其他新题材一样也表现出了与时代相应的特点，因此，这一题材也就成了新中国主题美术创作中的一个特别的内容。与其他新题材不同的是，儿童题材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在改造旧“娃娃戏”方面焕发出新的生命之光和时代神采。无疑，这之中同样也传承了传统儿童题材所蕴含的那些特定的寓意，即希望能够在社会的发展中，一代一代的儿童能够在承前启后中担当繁衍、传续的重任，正如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所唱：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
爱祖国，爱人民，
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
时刻准备，建立功勋，
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前进，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显然，“共产主义接班人”对于新政权来说是一个指向未来的长久之计，“从娃娃抓起”非常重要。因此，当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还回荡在人们耳畔的1949年10月13日，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团中央公布了《关于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从此，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宣告诞生，并以每年的10月13日定为建队纪念日。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少年儿童作为人类成长的早期阶段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哺育、养育、教育，其成长的状况关系到社会的未来发展，因此，它的重要性也就反映到美术创作之中，而美术创作所表现的则是这些孩子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快乐和欢愉。在中国美术史上，儿童题材的美术创作是一种特别的题材，不管是在主流美术的发展中，还是在非主流的民间美术的表现中，都有着重要的表现，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并在中国形成了主流和非主流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却同样受到了不同阶层的喜爱。因为，这些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形态的绘画，所表现出来的主流价值观相同，都反映了几千年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都表现了“连生贵子”“五子登科”“百子千孙”“长春百子”的吉祥寓意。所以，为了后代的繁衍，也为了表达人们心中的企盼，通过绘画的表现而实现其教化的目的，或表达理想的憧憬以及对家庭幸福的向往。中国艺术中的这种特别的表现以及功用目的，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特例，表现出了中国美术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独特性。
△宋 苏焯《端阳戏婴图》 88.9×51.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 佚名《冬日婴戏图》196.2×107.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民间艺术的表现中，针对春节而特别创作和制作的年画有着悠久的传统，并形成了具有区域性的地方特色。通过张贴年画不仅是实现其教化的传播，而且是在新年这一重要的时刻表达“多子多福”的愿望，同时还烘托了新年的节日氛围。
现在很难确切地说明中国绘画史上儿童题材美术作品的起源，但早在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就出现了独立的婴戏图的画面。而画史中的唐代张萱、周昉精于仕女画与婴戏图，似乎表明了“婴戏图”在唐代应该已经成为一科。在张萱的《捣练图》的最后，新练下面有一嬉戏的女童，天真烂漫，不仅为画面增添了“捣练”之外的情趣，也显现了儿童在画面中的特殊意义。而在其《虢国夫人游春图卷》中，同样有抱持的女童，表现出了这一时期绘画创作关注现实生活、表现母爱的特点。到了宋代，刘宗道、杜孩儿也因画婴戏而出名﹐苏汉臣、李嵩更是把“婴戏图”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成为擅长“婴戏图”的代表性画家。其中苏汉臣最具代表性的《秋庭婴戏图轴》，表现了姐弟二人在庭院漆凳上玩弄枣磨的游戏，正是人们乐于欣赏的和谐幸福的场景。画面中的人物呼应，以及庭院布景，都显现了宋代艺术中反映现实、崇尚自然的美学观。而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有着表现时令和节庆相关的内容，《百子嬉春图》《九九阳春图》《端阳婴戏图》《重午婴戏图》《秋庭婴戏图》《秋庭戏婴图》，都是在特定时节中反映童真的乐趣。而《婴孩斗蜇图》《婴孩斗蟋蟀图》等都是娃娃题材中以玩乐、嬉戏为中心的具体表现。
还有与《婴戏图》相关的李嵩的《货郎图》，应该是宋代社会生活中常见的景象，好像发生在村头巷口，好像能够听到远处的吆喝声。画面上的老货郎面带笑容挑担摇鼓；飞奔而来的童子与手臂伸向货担孩子，加上给孩子选玩具的妈妈，以及怀抱孩子的妈妈与吵闹着要玩具的孩子，加上属于他们的狗，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人物与环境关系。这不是一般的娃娃戏，而是表现的一种宋代生活。显然，这是传统绘画中儿童题材的一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因为它用文人的方式表现了风俗画的内容，又用风俗画的形式与民间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至于更为普遍的“百子图”则以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千姿百态、妙趣横生，表现出了多子多福、生活美满的人间盛景。与之相应的是，在纷繁的各种装饰中，与生肖图案、吉祥器物、儿童游戏相结合的表现，也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这之中具有象征意义和符号特征的是，与“婴戏图”以及与连生贵子、五子登科、百子千孙这种寓意相关的还有各种特别的物象，通过他们蕴含的特定的寓意而指向专门的内容。比如被称为五毒之一的蟾蜍，在这类画面上并不是汉代艺术中普遍存在的代表月亮的符号，也不是和女蜗或西王母相关的内容，或作为专属配置的存在，而是另有他指。所以，有的画面上是以孩童用线绳系蟾蜍，有戏蟾、驱蟾之意。它在婴戏图中的出现，往往又是表现端午节驱害辟邪这一具体的时令关系与主题内容。而有开百子之说的石榴，因果实多子又被认为是千房同膜，千子如一，所以，被看成是多子多孙、多福多寿的吉祥之物。如果蟾蜍和石榴出现在同一画面之中，就有了驱邪祈福的双重意义；而当它们作为图案单独出现的时候，同样也有这种专门的寓意。
可以说，以多子多孙、多福多寿为吉祥寓意的艺术表现，在中国艺术史上有着绵延久远的历史发展脉络，而且深深的扎根在基层民众之中，成为中国最大众化的艺术表现题材，并且有着多样而丰富的艺术表现，还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传统。所以，当1935年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到达陕北，并开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13年奋斗历程。为了在延安以及周边的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随军的文艺工作者也同时开始了服务于战时的宣传工作。以改造旧年画、推出新年画的方式在文化上融入到根据地之中，从一开始的尝试，到后来的新年画运动的普遍推广，形成了具有共产党文艺特征的一种革命根据地的新美术传统，并直接影响了1949年之后新中国美术的建立与发展。
延安以及晋察冀地区有着丰厚的民间美术资源，年画、壁画、剪纸、泥塑、皮影等等，不仅为基层民众所熟悉和喜爱，同时也承载着特别的教化功能，并形成了一个从传播到接受的文化传统和乡间民俗。所以，“在山西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以胡一川、彦涵、陈铁耕、罗工柳等，从延安前往的‘鲁艺术刻工作团’为中心，在1939～1942年期间，即已同当地民间艺人合作大量刻印各种新年画，并曾在一个市集上出售万份之多。”（叔亮《从延安新年画运动谈起》）“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我们除了用年画来做宣传以外，还创造了用年画作为贺年采仪送给老百姓，如运用了民间过去的‘招财进宝’式的长条以庆祝丰收。又仿照过去年画中‘五谷丰登’的形式，来鼓励努力春耕、支援前钱。老百姓收到后都张贴在房屋的柱上、树干上、山村要道的墙上受到群众的欢迎。”“这些年画是经过边区各县、区政府散发到大小村庄，几乎是贴满了整个晋察冀边区。”（徐灵《战斗的年画——回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年画创作活动》，《美术》1957年第3期）
△赖少奇 抗战门神 35×25cm 套色木刻
△张晓非 识一千字 1944年 木版套色年画 18.5cm×13.5cm
“从1943年到1945年的几年中，先后产生了不少为群众所喜爱的作品，如：以鼓励劳动生产为题材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沃渣）和‘兄妹开荒’（佚名）；以宣传文化教育为题材的‘念书好’（江丰）、‘读了书、又能写、又能算’（戚单）；以宣传拥军及歌颂人民军队战绩为题材的‘拥护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古元）、‘大战平型关’（佚名）和‘火烧阳明堡’（佚名）；以歌颂人民美好生活为题材的‘丰衣足食’（力群）、‘人兴财旺’（张晓非）和‘全家福’（佚名）等等。在形式方面：有的采用‘娃娃戏’，有的采用‘财神’或‘门画’、有的采用‘全景’式、有的采用戏曲武打场面等等形式，”（陈叔亮）始于延安的利用旧形式并改造旧内容的新年画，除了突出表现与根据地相关的重大政治主题之外，“娃娃戏”的利用与改造也出现了新的景象，这就是除了与大众关系密切的吉祥寓意之外，新的内容也开始注入到“娃娃戏”之中，并形成了与新年画相应的新“娃娃戏”。其中最有代表性画家的就是以创作《娃娃戏》而闻名的冯真。
冯真，1931生于上海，广东南海人。1946年15岁时只身从上海辗转到达华北解放区张家口，入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学习，并参与了“冀中年画研究社”的艺术创作活动，开展绘画的大众化改造工作。1947年，冯真还参与了创建“大众美术社”。这一年她创作的《娃娃戏》《参军》在当时的印刷量就高达60万份，成为那一时期中最受群众喜爱的年画，而她时年只有16岁。诞生于革命根据地的《娃娃戏》，不是传统“娃娃戏”的寓意，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主题——“打老蒋”——表现出了共产党革命文艺的特点，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冯真所借鉴的是传统“婴戏图”中表现孩童模仿戏剧（皮影戏或傀儡戏）的场景，这也是生活中常见的儿童模仿游戏的一幕。这种好人与坏人的装扮表演又类同于当时流行的街头“活报剧”，反映了新文化民众宣传的潮流，而改造北方年画的形式，“新”又成为大众的一种喜闻乐见，它吻合的是“解放区的天”。无疑，冯真的《娃娃戏》也是根据地特产“新年画”的代表之一。而在其影响之下，“娃娃戏”在后来的新年画创作中，又衍生出其它“反美反蒋”“反匪反罢”等内容的新年画。
作为中国绘画传统中独有的“婴戏图”，其专门表现儿童的绘画基本上就定位在它的审美范围之内，并将这种题材的审美扩大到整个社会之中，一直影响到后世，表现出了“婴戏图”一脉相传的和持久的生命力，像国人的繁衍与世代相续一样。可是，经由延安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利用和改造，具有文人概念的“婴戏图”变成了极具民间色彩的“娃娃戏”，而在1949年之后，又从“娃娃戏”演变而成为新中国儿童题材的美术创作，并融入到当时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潮流之中，进一步表现出了不同于解放区的新的时代特点，显现出了新中国的时代特色。
△冯真 娃娃戏 1949年
△孙青羊 娃娃戏 194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