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人生的第一次往往都有深刻的记忆，而人的一生中又往往有很多方面的第一次。有的第一次很重要，可能会改变人生，可能会是人生的转折，总之，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可能。
1978年9月8日，南京艺术学院在文革结束之后经过高考而录取的第一届大学生入学。
高中毕业证书上的南京长江大桥。
那一天，我离开了家乡扬中，离开了工作三年多的电子仪器厂。这次离开应该是风光的，但不是想象的。家里很平静，几乎是平静如水。父母的期待和憧憬都在他们的眼神里；而那位抗战时期同时当过国民党和共产党乡长的爷爷，什么也没说，没有任何嘱咐和絮叨。他认为陈家祖上也是教书的，家里也都是识字的，所以，上大学是应该的。难以想象的是，当时陈家一门宗亲历史上出了第一个大学生，也没有现在的大操大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辞行。
我大哥帮我拿着铺盖行李，过了江，在镇江坐火车来到了南京；下了火车站再乘公交到了鼓楼，从鼓楼转11路就到了终点站草场门，再步行差不多一站地才到校园所在的黄瓜园。这是我第三次来南京。第一次是中学的时候，在镇江工作的舅舅带我到南京看长江大桥，那是非常激动的记忆，充满了自豪，终于看到了举世瞩目的长江大桥，而在家的兄弟四人中只有我看到了长江大桥。那年头来一次南京并非易事。
我办理了各种入学手续，到了中午的时候才招呼大哥。他住在学校的招待所里。
午饭的时候，大哥神秘的告诉我，他和一位南艺的教授住一个房间。我感到很奇怪，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饭后从饭堂就到了招待所，果真是两个人一个房间，真的是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他自我介绍姓“温”。温先生操着他的家乡话娓娓道来。温先生善谈，但我当时不太听得懂他的讲话。可是，他非常专注的尽可能用普通话来发音。温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太像教授，没有教授的那个派，加上他生理上的问题，头有点歪，眼睛也不是太好，所以，好像与教授的感觉相距甚远。但是，它平和、热情；没有架子，不端；感觉到很正。当然，那时候有关他的其它一概不知，更没有听说过“温肇桐”的大名。
此前，我没见过任何教授，在镇江考试的时候见过两位监考老师也不知道是不是教授。但教授在我的心中有一个固定的形象，而他们连接的是被批了10年的“臭老九”，实际上，怎么个“臭”法，我也不清楚。见到温先生后，感觉到教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很普通，没有闻到什么“臭”味。就这样，认识南艺的教授和老师就从温先生开始了。
温肇桐教授，江苏常熟人，很久之前他在到上海美专教书之前只是常熟虞山镇石梅小学的图画老师，但是，他非常刻苦，脑子也很灵光。他在教小学图画课的时候写了一本《小学美术教育法》的书。说是书，可是只有几十页，几千字而已，那书好像比32开还小，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值得一提。温先生寄了一本给时任上海美专的刘海粟校长。刘校长看后，大加赞赏，认为开天辟地，居然还有人研究小学美术教育法。在那个时候，确实是闻所未闻。因此，刘校长决定聘温先生任上海美专教授。话说得很清楚，私立学校，薪水很低。温先生看重的是教授的头衔，还有就是能够去大上海这一未来的发展前景，于是接受了邀请，从此离开常熟到了上海。温先生一出道就当上了教授，既没有考外语，有没有考计算机，更没有经过鸡一嘴鸭一嘴的评。日后他与刘校长建立长久友谊的基础，也因此而吃了瓜唠。
“1950年，我的导师温肇桐教授出版了《新中国的新美术》，50年后，2000年，我出版了《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
因为一本书而启用小县城里的小学美术老师任上海美专的教授，可以看出刘校长的知人善任和不拘一格，也可以看出上海美专当年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已经是一个开放的格局，除了技法的训练，还关注到审美教育的问题。1952年院系调整，温先生又随刘校长到了无锡的华东艺专，接着又到了南京，一路跟着。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为了支援西北地区的艺术教育，有关部门决定将华东艺专整体迁往西安，先期已将院藏的古代和近现代书画、石膏像等运到了西安，基本上是木已成舟。可是，刘校长带头反对，温先生积极响应。结果刘校长为此被打成“右派”，而温先生等几位跟随刘校长反对迁校西安的教授也受到牵连，都被打成了“右派”，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亲上加亲，温先生成了刘校长的嫡系。
温肇桐老师曾经想做一名画家，这是他的作品。
温先生成了“右派”之后，就离开了教学岗位，到图书馆里做图书管理员。这对他来说，也不是坏事，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从此，他有更多的时间看书、查资料、做研究。所以，成果累累，涉及到中国古代画论、画史的个案研究，尤其是对常熟籍的元代画家黄公望，以及四王吴恽，更加专注。他是真正的苦学派。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不看电影，没有任何娱乐和享受。1978年9月8日第一次见到他，是学校落实政策，把他从常熟召回南京，临时安排在学校招待所居住。而当时学校居然没有给他一人一个房间，他也没有任何抱怨。我看他和我大哥住一起挺开心的。后来，他在校内的中楼一楼有了一间宿舍。
温先生有两个女儿。师母一直在常熟，好像没有工作。他有个习惯，只要是南艺的，不管是老师和学生，到了常熟都要请吃一顿饭。我当年作为学生受到此待遇。
温先生一学期在学校待的时间不长，很多时候都在常熟家里。好像他很少去其他地方。在常熟的时候，他每天都步行到邮局，在邮局门口的报栏前看报，风雨无阻。他的身体很好，连感冒都少有。
谁都想不到，温先生在南京生活了几十年却没有去过中山陵，南京人没去过中山陵的好像也没听说过。所以，我曾经多次对温先生说，陪他去一次中山陵。他总是说“不急”“再找时间”。就这样，因为他的不断推脱而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应该说，我的美术史论之路以及在美术史论研究方面的成长，与温先生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指引、辅导、培养、栽培，惠及一生，影响至今。其中的“苦学”是最受用的。
1982年，我成了温先生一生中的第一位研究生。不过，他只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之一，排名第二，前后还有刘汝醴教授、林树中副教授。
1988年，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期间，于11月在中国美术馆画廊举办了平生第一个个人画展。我的导师温肇桐先生和师母专门为我发来贺信。最近在温老捐赠常熟美术馆的资料中发现了贺信原件，及展览折页。感叹时间过去了27年，感恩导师的鼓励。
2015年9月26日，文化部2015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温文肇始——常熟美术馆藏温肇桐文献资料研究展”学术研讨会在常熟美术馆举行。
"南京艺术学院1978级同学作品展"明天上午11点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