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1959年6月10日，南京艺术专科学校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学制四年。图为1959年6月以后，南京艺术学院丁家桥校址校门。大门的右边挂着“南京艺术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两块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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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从1974年左右就在县文化馆里混，高中毕业等待分配工作，无事可做。文化馆像我的家一样，有事没事都泡在那里。从那里开始学画，参与“批林批孔”的展览，并巡回到下面的各公社，还做过讲解员。可是，我的艺术生涯实际上是从1978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进入黄瓜园开始起步。转眼过去了40年，正好像母校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一样，一切都在巨大的变化之中表现出了岁月无痕，白发和皱纹难以消减对青春岁月的迷恋，但是，我依然感恩国家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恢复高考的重大举措，为这个国家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了新的生命和新的历程。
点滴
当我们今天能够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和国家的文化事业作出一点奉献的时候，还是要感念母校的那些见证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事业起步与发展的一代宗师，记住与我成长关系密切的老师：刘海粟、谢海燕、陈大羽、张文俊、刘汝醴、温肇桐、张文俊、苏天赐、林树中、张华清、刘菊清、保彬、金士钦、金庚荣、奚传绩、周积寅等，还有那些行政教务的老师，以及已经忘记姓名的工友，还有那位打饭时总是手抖的饭堂的师傅，因为他的手一抖，我们的饭盆里就会少一点——往事皆在记忆之中。往事万象，点点滴滴。
“草场门”与“黄瓜园”
1967年5月，南京艺术学院由丁家桥迁至南京市北京西路黄瓜园1号（即现址，南京市虎踞北路15号），图为南京艺术学院黄瓜园老校门。
1978年9月，当我拿着南京艺术学院的入学通知书从扬中坐轮渡（现在有了长江大桥）过江、经镇江乘火车到南京后，又转坐公共汽车到鼓楼，然后乘11路公共汽车到了草场门。那时候还没有虎踞北路，只有一条往北的勉强可以通车的简易道路，两边杂草丛生，真正是“草场门”。这里属于城市的边缘地带，还不如现在城乡结合部繁华，但是，那种情景，以及还保存有一点原生态的感觉，就是郊区的印象与南艺一墙之隔的古林公园也没有建立，只是园林局的一个苗圃。南艺在这一条路的西侧，拐进去就是一个充满民国气韵的门楼，上面一个“黄瓜园”的门牌。这个四面有围墙的“黄瓜园”，是美术系的所在地，南艺的总部以及音乐系在草场门的教师进修学校（后改为教育学院，现在已经属于南艺）内。这一最初的感觉，对我这个向往省会大城市、从县城来的学生来说，好像难以吻合理想中的情景。
1978年秋，全面恢复招生，美术音乐两系共招收学生128人，1978年9月入学。图为80年代的南京艺术学院校园。
民国范的“黄瓜园”
“黄瓜园”里并没有黄瓜，四面都是小山坡，走进去真是披荆斩棘。进门就能看到最高也是最大的单体建筑——礼堂，我们的开学典礼就在此进行。路的左侧是美术系的一栋教学楼，沿着路往下走，一个篮球场，两栋宿舍楼，一个饭堂和一个招待所，主要建筑就是这些。当时南艺的规模也就是如此。这里虽然不种植黄瓜，倒有一点“黄瓜园”的感觉，自然天成的生态环境几乎可以连接到民国的时光，尤其那礼堂确实是民国的遗产。当时，如果在这里拍民国题材的电影都不用修饰就是民国范。
不情愿地去了“工艺图案”专业
作为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高考的南艺第一届本科生，我们是南艺美术系此前历史上招生最多的一届，共96人；而我所在的“工艺图案”专业，则是美术系此前历史上一届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共19人。
1978级工艺图案专业师生在黄瓜园校门口合影。
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数字，可是，在当时却意义非凡，显现了因为改革开放在数字上的突破，以及为国家贡献的积极作为，并彰显了艺术教育春天的到来。我所学的这个专业，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一个新的专业。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说“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发展工艺美术事业为国家挣取更多的外汇，根据当时的现实要求和二轻行业的具体情况，将原来的染织专业扩大到染织之外。因为，如果是染织专业，就是本省分配的实际情况，一个班有19人是不能成立的，而图案可以运用到染织之外的其它科目之中。
当时的其它院校中并没有工艺图案专业，可见改名的实质是为了多招生，也就是“扩招”，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美术院校普遍扩招的祖源。而这一年南艺还多了史无前例的“工艺绘画”和“工艺雕刻”专业；后来工艺绘画又裂变为“工笔人物”“工笔花鸟”以及“工艺装潢”。显然，围绕着工艺而设置的专业明显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正好像今天遍地开花的设计专业一样。
我所学的“工艺图案”实际上就是“染织”专业，它不仅属于染织专业的教学体系，而且任课的也是清一色的染织专业的老师。染织即印染、织绣，细分则为被单、床罩、毛巾、花布、蜡染、地毯、刺绣等等，还有南京的云锦。毕业之后主要就是分配到这些行当的工厂或研究所之中。
当时还没有说到服装的事，更没有什么“时尚”之类。时尚的只有“邓丽君”，还不能明着听，因为课堂上老师还在批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尤其是那“何日君再来”，说是日伪时期的产物；“君”好像说是日本人。实际上我们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政治头脑，就是听了十几年的革命歌曲，转而听听邓丽君感觉很新鲜、很入耳、很舒服，或许这正是我们青春期的感应。我们所想的“君”是“邓丽君”而已。所以，到了20年以后的一次台湾之行中，还专门去了一次邓丽君的墓，拜会这位曾经追过的梦中歌手。
想绘画念头蠢蠢欲动
我们这一届学生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绝大多数都已经在工厂、农村或城市的电影院、文化馆混了几年，主要都是从事绘画工作，绘画观念都很强，即使进入了“工艺”，那心大都也在绘画，往往是蠢蠢欲动，我则是其中之一。
我当时最怕的就是专业老师批评我们“专业思想不巩固”。我们当时实际的绘画水平也大都要接近或高于现在的本科水平，记得陈世宁同学入学前就参加了全国美展，而他在鼓楼曙光电影院画的电影海报，常常是我们观摩和学习的对象。因此，我经常潜入到油画班、国画班的教室，看他们的习作。他们确实画得好。一个字，“服”；两个字，“很服”。可以说是服服帖帖。直到如今看到这些同学也都是高看一等。
美术系与老师教工合影
我们这个班多数是南京的同学。他们是南京人的班长秦军，其他有张道一老师的女儿张若，诸如樵老师的女儿诸艺盟，杨培钊老师的女儿杨紫，南京同学还有李可（江苏国画院著名画家李亚之子）、沈小末、薛卫、曹建强、夏燕靖，镇江地区除我之外有邢庆华、殷建军、张洪生；苏州地区有王伟明、张蔚星；扬州和淮阴地区的有薛亮、张亦平、卫东风；徐州地区的有吴以徐。教研室的老师有：金士钦（教研室主任）、金庚荣（副主任）、张嘉言、李湖福、曹耀明（以上为专业课）、诸如樵（素描）、刘菊清（工笔花鸟）、曹辅銮（色彩）、高冠华（写意花鸟）。
我到了黄瓜园找不到北
我从长江中的一个小岛来到省会，在镇江参加考试时写生不知其名的花所遇到的尴尬，还残留在心中，到了黄瓜园就更找不到北。虽然在工厂时画劳动模范的肖像形神准确，得到工友和领导的齐口夸赞，但那毕竟是基层。如今，课堂的感觉以及石膏写生的要求，还是不能适应。最重要的是，对于这个“工艺”以及“图案”，和班上的很多同学一样，不能激发起基本的兴趣，因此，专业思想“不牢固”就成了最严重的问题。实在是没有办法，如果考不上那就只有呆在扬中老家，兄弟四人，只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想想都后怕。如果想考上，就必须放弃心仪已久的油画或国画，所以，只能报考那人数最多而有可能是报考人数相对较少的图案专业，实际上我很幼稚，事实上有我这个想法的人很普遍，都想求个稳的。心上的毛病是根上的毛病。同时，于心不甘的是毕业之后去印染厂，画被单、画花布、做蜡染，那将是终生的不爽（抱歉，那是当时的想法；现在想想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说不定会有另外一番天地。）
尽管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各行各业大有作为，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将在选择所学方面表现出来。毫无掩饰地说，在艺术这个百花园里，我这个专业是受到歧视的，这是历史的遗留问题，一说是搞工艺的，自然矮人一等，不出南艺的门就是如此。画人体模特儿都是挑剩下来的，这就不说了，大家都懂。而刘海粟院长的风光，陈大羽老师的风采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再看看那久负盛名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经是我心中的神殿，几十年之后说没就没了。
刘海粟院长的接见
因为专业方面的问题，自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就决定未来要改学美术史专业。因为刘海粟院长“解放”之后首次亮相，在江苏美术馆举办个展，我在参观的时候发现了他的题画艺术的特点，而这时候的学界、包括学校的史论老师中还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因此就写了一篇名为《刘海粟先生的题画艺术浅识》的文章，后来发表在南艺学报《艺苑》上。这是第一篇研究刘海粟院长题画的文章，也创造了南艺本科生第一个在学报上发表文章的先例。刘院长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打听作者是谁；当他得知是本校的一位三年级的学生时，非常高兴，就提出要见见这位学生。
当办公室的李国杰老师通知我，说刘院长要在西康路省委招待所接见我的时候，内心是激动不已。虽然这不是第一次见到刘院长，可是，单独见面的感觉自然是亲切和自豪。刘院长言谈举止不凡，气魄很大，声音也很洪亮。刘校长讲话很有特点，上海话加家乡的常州话，再加国家推广的普通话，我们国画班的张振华同学模仿海老的讲话，惟妙惟肖。振华学兄经常不经意中就会流露。刘院长给与我的鼓励，自然也是后来我转向美术史专业的一个动因。
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那时候拍照是一件大事，系里的那位小林把控着相机，捧着相机前前后后；他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想拍谁就拍谁。而他并不是想拍刘院长就有机会，对于像刘院长见学生这种小事，是不会通知他到场的。所以，我一直留有遗憾。
当年的情景一直镌刻在我的心中。这次接见中还谈到要成立“刘海粟研究会”，刘海粟院长特别嘱咐要将我吸纳为成员，实际上，我这个学生怎么能和老师混为一谈。然而，后来此事却不了了之，自然有另外的原因。
1979年7月，刘海粟重新出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并不浪漫四年难忘的记忆
在这个并不浪漫的四年里，学习虽然不算十分紧张，可是，同学们都很努力。基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现状，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艰苦。外出写生总是带两个馒头、几块萝卜干和一壶水，我们在长江大桥边上六楼楼顶上画大桥的雄姿，在中山植物园内画春天中的百花齐放；我们还带着被子去苏州的东山写生；在北京租来被子打地铺住在现为北京CBD核心区域的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室里。在北京除了看故宫等名胜之外，就是去首都机场欣赏见证改革开放成果的机场壁画。我们还在山东菏泽一望无际的牡丹田里，早出晚归。这些都是难忘的记忆。
整理旧物，发现一批1979年在南艺时的课堂作业，有人说，看了人体写生可以确认你确实是学画出生的。还有人说，当年应该考中央美院或工艺美院，哪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