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的滥觞，由来已久。从史前时代的花鸟鱼虫图案，到秦汉晋唐时期的壁画、帛画等，都可见到花鸟画的雏形。早期花鸟画，多为记事、装饰之需。唐宋以降，花鸟画则兼具寓兴的功能。宋人《宣和画谱·花鸟叙论》说：“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故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画家笔下的花卉、鸟兽、草木，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到了明清时期，花鸟画中具有祥瑞寓意的题材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寓兴的范围与社会功能均超越了既往的时代。

　　 传统花鸟画被赋予祥瑞之意，大抵不出以下三类情形。一因谐音而得吉祥之意，有的是因花鸟的音近而引申。如荔枝有“一本万利”“大利”之意；“柿子”代表“事事如意”；葫芦寓意“福禄”；柏树、柿子和如意在一起，便有“百事如意”之寓；九只鹌鹑在一起，常常有“久安”的隐喻；“竹”与“祝”谐音，因而就有画三竿竹喻指“华封三祝”；“百雀”代指“伯爵”，有祝福贵至伯爵之意；三只羊一般表示“三阳开泰”。有的与他物配搭而组成吉祥词语，如“猫”和“蝴蝶”同入画，便是“耄耋”，是祝寿的题材；“蜂”和“猴子”在一起，为“马上封侯”；稻穗插瓶，表示“岁岁平安”；红蝙蝠与幡旗，预示“洪福齐天”；柏树、蝙蝠、幡旗和笙，合并为“百福繁生”；笙和戟，有“升级”之意，祝福加官晋爵；笙与莲花，有“连升”之意；白鹭和莲花，有“一路连科”之意。

　　 二是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花鸟被赋予不同的吉祥寓意。如牡丹寓意富贵；松鹤喻指长寿；端午时节，将蜀葵、艾草、菖蒲、石榴花等置于门前或花瓶中，称作“天中佳物”，艾草、菖蒲等均有祛邪的功能；梅、兰、竹、菊一般称作“四君子”；松、竹、梅为“岁寒三友”；水仙、松枝、梅花、百合等合在一起，是为迎接新年的“岁朝清供图”；朱竹既有辟邪、祝福之意，亦有“清风”与“超俗”的隐喻；菖蒲有长寿之意，亦可辟邪；青铜斗和铜壶，为“日进斗金”；百花有祥和、盛世之意。

　　 三是拟人化。如辛夷花成为“素色幽香”的君子；三只小雀喻指“三公”，祝福位列三公、官运亨通；大鹏展翅，一般为“鹏举图”，代指志存高远；跃鲤指跳龙门，祝福高中举子或高升。

　　 当然，也有不少吉祥题材的花鸟画是将谐音、寓意等混用的。如瓷瓶中插着牡丹，便是“平（瓶）安富贵”；蜜蜂围绕牡丹采花，是富贵蜂拥；古柏和灵芝都有长寿之喻，将其与墨竹并入画中，就有“嵩龄拱祝”之意，是为人祝寿的主题；蝴蝶在草地飞翔，绕花而飞，寓意“探花”；花草生于地，蝴蝶或草虫栖息于草上或地上，便是“及地”，因而成为“探花及第图”，是祝福读书人科考中举之意。

　　 细究起来，花鸟画中祥瑞之意的品类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应物而祥：明清花鸟画的另类视野》即是就其中部分主题展开讨论。书中所选各类绘画，都是以传世之作为中心，或详其源流，或析其画风，或讨论其鉴藏，或探究画史意义，其中不少作品，乃首次刊发；或某类作品，则尽可能梳理、网罗其所有存世之作，希冀为同类题材的绘画提供相应的参照体系。书中所涉绘画作者，既有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徵明、仇英，明后期“青藤白阳”的徐渭、陈道复，清初“四王”之一的王时敏、“金陵八家”之一的樊圻，清中期“扬州画派”的郑燮、李鱓、华喦、边寿民、高翔，宫廷画家金廷标、董邦达、蒋廷锡、徐扬和清晚期“海上画派”的任伯年、虚谷、赵之谦、倪田、吴昌硕、陆恢，岭南花鸟画坛巨匠居巢、居廉等，亦有明代的鲁治、文元善、陆原、崔[慧]　　、朱竺、朱先和清代的伍瑞隆、顾骢、袁源、陈琼、沈焕、胡璞、郭适、王文锦、梁琛、贺师诚等在画史上不太受关注的画家。正是基于此，我力图避开传统的绘画史研究路径，从另类视角重新解读不一样的绘画史。希冀此书能为传统吉祥文化的探索、推广、传播，花鸟画的流变以及绘画的断代史、分类史研究尽绵薄之力。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绘画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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