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书法展览不断引起关于超越古人的激烈讨论。这种讨论现在有，过去也有。比如，谈及“当代草圣”林散之草书的超越，源于同时代日本书法泰斗青山杉雨“草圣遗法在此翁”的赞美；与此同时，还有沙孟海对白蕉超越古人的评价“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

　　如果谈超越古人，那就要有超越的对象与标准，不然我们超越什么呢？然而，当我们深入追问时，实际上没有具体的古人对象。是王羲之、颜真卿还是苏东坡，抑或是康有为、白蕉、林散之等？古人只是一种泛指。那超越古人作品，同样也是一种泛指。

　　超越不是一种标准，而是理想

　　书法有没有本质的标准来衡量是否超越呢？我们从《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帖》《伯远帖》等十大行书经典，以及《古诗四帖》《自叙帖》等狂草作品，汇聚了不同时代的审美经验乃至文化身份的产生与认同，应该说书法经典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迄今为止，人们无法从众多书法经典里找到经典的相同因素。从王羲之的《兰亭序》到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再到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这些经典之间重叠交叉的审美因素在哪里？更何况各种书法之间的审美与技法体认有着很大的悬殊，经典作品是因为哪些相同点而被列为经典？可以说每个经典都有着自身书写范式、表达指向、技术经验等方面的独特之处。

　　很显然，谋求书法经典的普适性标准，还要穿越历史语境，看似公平，实则是“刻舟求剑”的评价心理。超越古人，既不特指某个具体对象，也不特指哪个时代，既然没有具体对象，也就无所谓具体标准。遵循一套普适性标准判断且超越古人，这无疑是一种乌托邦想象。从另一个角度看，普适性标准背后隐含了当代书法家的时代焦虑。如果书法经典有某种普适性标准或者“本质”，那经典就会像今天参加展览的作品一样不断复制“本质”。有些书法理论家把

　　希望寄托在看似学术而美妙的概念上，如技法、风格、个性、形式等，然而关于个性、形式、审美本身就是开放多元的。审美价值与艺术形式，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时空就是一种“空对空”的口水战。

　　超越不是新旧对比，而是艺术理念的革新

　　超越看似新旧标准的比较，实为革新。我觉得每一次提出超越古人，都有一种时代意识的自我觉醒。王羲之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这是一种超越。米芾自评：“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这些都是一种超越。

　　王羲之一改旧体笔法，成今体面目。颜真卿以“篆籀绞转”破“一搨直下”笔法，开一代新貌。米芾一改“二王恶札”，成就“八面出锋”。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超越，都是一种革新，并非真正标准的比较。

　　每一次所谓超越，大家的判断标准几乎都指向书写技术。好像只有书写技术才是抓得住的唯一标准。由此，书写技术的精湛成为超越的基本要求。但是技术没有可比性，可比的是书写能力。技术有难易之分，但不存在好坏之分，经典之作并非是高难度的技术构成。技术体系不一，只存在派别之争。实际上“超越”更多是一种技术的变革，并非是书写技术的直接比拼。如果我们继续追问，推动技法革新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是审美和艺术理念的变化。

　　表面上技法的革新，成为超越的标准。实际上，只有审美的改变，才能真正赋予书写表达的意义；只有对传统文化有新的理解与体认，才能有新的审美意象。技法只是工具，只有当书写有审美表达时，才能纳入到艺术的话语体系。近年来从展览作品中提出的超越，恰恰是从书写技术的角度提出超越，也反映了新兴技术时代对技术力量的自信，但是当下显然没有形成真正超越的内在力量。好的书法作品，既是对书写能力的体现，更是对灵魂的表达，是书写能力和精神表达的综合。

　　我们看到清代碑学与传统帖学构成对立，这种革新的时代意识与当时“维新变法”的理念变革不无关系。看似书法取法由帖学走向碑学，由此带来的却是更深的革新目的。审美理想的重塑、文化形态的演变，最终将帖学原有的道统与审美秩序颠覆。康有为和顾颉刚的“疑经辨史”，对原有经典的理解看似是学术理解，背后透射的是深刻的社会危机与文化转型。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给碑学寻找一条革新的道路，同时也为碑学审美的合法性奠定基础。

　　超越不是作品的优劣，而是审美与观念的博弈

　　超越看似是书法作品优劣的比较，实则所有超越都是从审美变化开始。超越从作品创作到审美传播包含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本实体阶段，书法家池水尽墨，殚精竭虑；第二阶段是传播与审美的建构阶段，书法作品在被展览、被关注、被宣传、被评论的过程中逐渐进入读者视野，进而观念的博弈为书法作品打开新的文化空间。

　　同样，“新帖学”对“流行书风”的反拨，正是新一轮书法审美的博弈。“新帖学”的理论预设以回归大传统为前提，认为大传统优于“流行书风”民间取法的小传统，在对比中获得理论的合理性，继而为“新帖学”的创作扫清障碍，树立审美新典范，实现“新帖学”对“流行书风”的超越。

　　新时代书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学科时代，书法以学科的力量发展，原本的“展览——评审——认同”模式又受到挑战，一种更为整体的话语方式在当下展开，新的超越不断上演。

　　超越就意味着与前时代的审美博弈，具有优势的一方将新的审美渐渐引向主流，成就新的审美共识。一部分得风气之先的书法家，率先看到时代内部可能发生的细微变化，从原来的潜流状态上升为主流的朝向。

　　总之，深入观察文化话语与书法审美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审美观念的博弈如何渗透到这种超越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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