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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里的缤纷

时间:2023/2/21 21:31:04  来源:美术报

麦积山佛像背光顶部的大黑天壁画

   佛教产生于印度,佛像产生于贵霜,但在洞窟里造像绘画却可远溯到埃及,三千多年前阿布辛贝勒神庙就是在山崖间开凿的,里面有壁画。亚历山大的东征促发了佛教的产生,凿窟造大像技术也随之而来,阿旃陀开佛教石窟之先,又经克孜尔东传,这一条文化之链从遥远的埃及一直播撒到中国。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后,敬神的场所由原先的宫殿、庙宇扩展到了洞窟这一崭新的地方,壁画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出现了外国神祗佛陀,中国的绘画从此新添了“佛教美术”这一门。

   中国目前最早的石窟是甘肃的天梯山石窟,开凿于北凉时,由昙耀主持其事。北魏破北凉,昙耀等人随之迁到平城,开凿了云冈石窟,另一支僧人西去,开凿了敦煌石窟。然而,甘肃的炳灵寺却是有准确的纪年,开凿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踞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这些石窟共同组成了“凉州模式”,以后又影响到全国。中国的石窟从十六国时始,以敦煌、云冈、龙门和麦积山石窟为代表,时间贯穿了魏晋、隋唐、宋元,到明清后衰微。

   宋代时石窟还有余绪,大足、安岳、延安、彬县、杭州等地的作品都不失为佳作,此外还有大理国的剑川石宝山和桂林等处的点状分布。然而和魏唐相比,宋代的造像虽然比例准确,然而拘谨呆板,缺少灵动生气。

   云冈是“凉州模式”在中原的继续,开始了以帝王皇家出资建窟的先例,体现了“皇帝即佛”的观念,规模之宏大,佛窟之众多,前所未有。在艺术手法上也是兼取众长:巨佛和小佛,佛窟和支提窟,石雕和泥像,建筑、雕刻、浮雕和绘画并列在一起,难以区分。往往在崖间凿了窟后,把洞口装成建筑的檐,还立上巨柱,称“石窟寺”。窟内巨型佛像的背后就是浅刻的浮雕,其间还有凸出的高浮雕。到了清代,又在浮雕上填了重彩,鎏了金,民间称为“五花洞”。

   云冈石窟还处于中国佛教洞窟的早期,有西域僧和匠人的参与,在造像的模式上还带有犍陀罗风格,人物粗壮,造型简约,手法稚拙,有北方草原民族的气魄。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龙门石窟早期也承袭了云冈的做法,古阳洞、宾阳洞等窟里的菩萨还有交脚跏坐的姿势,服饰还保持着天竺的袒左斜披袈裟式,还保留着马吐腊密密衣纹的痕迹。每一个洞窟里造像背后的圆光上部,火焰、飞天、龙、化佛、菩萨、忍冬、莲花,各种图形层层叠叠、密密匝匝,升腾飞跃,就无异于一幅图形极美、极为复杂的极乐世界浮雕壁画。

   宾阳洞的南北两壁有两幅浮雕壁画,一为《孝文帝礼佛图》,一为《文昭皇后礼佛图》,合称《帝后礼佛图》。这是北魏宣武帝为父母而修凿的窟。帝王虽然贵为天子,但在这里他们只是以供养人的身份来礼佛,地位要比佛、菩萨、听闻和护法诸部低。画面中的帝后各率一队,分列龛的南北,穿戴隆重,仪仗威严,在群臣的簇拥下,正在列队参拜。画面人物众多,密集重叠,然而浑然一体,互有照顾。

   这两幅壁画中的人物已经没有了犍陀罗风格的厚重,减弱了凸起的高度和立体感,而是以线来造型和分割,上承汉代画像石的减底浅刻风格,然而在人物的结构上更加准确,显然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这与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政策是一致的。

   与此同一题材的《帝后礼佛图》在巩县的石窟寺里还有18幅,场面更加壮大,仪从更多,手法也更圆熟。这是宣武帝在凿造了龙门的宾阳洞后,因身染疾病被治愈而发愿建造的。由于宾阳洞的浮雕后来被盗,这些浮雕已成了绝世孤品。

   巩县石窟里还有一对飞天,左右对峙,神采飞动,拈花微笑,顾盼有姿,裙裾和披帛的组织疏密有致,其中一幅被收在《中国美术全集》的扉页上,当是中国最美的飞天形象。

   同一题材的《礼佛图》在洛阳有出土,人物不是皇帝而是官员,构图显得疏朗,然而在仪仗中却有北魏的马、牛车和器物等造型,为后代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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