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日记

是为存在之注解

在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

名人日记稿本

是新旧赓续的思想启迪

是历史风云的明证实例

是家国情怀的真实演绎

是心路历程的详情注解

后人读之

 可思一日 之 记自我行状

集一月 之 见居家行旅

结一年 之 见时局变迁

聚一生 之 学问著述履历

2021西泠秋拍

载取多本名人日记稿本

集锦为跨年之礼

以供各位品读

当事人的小家大国之所思所为

亦可作研究之用

一本本故纸的时代感跃然纸上

直击人眼目 令人读来欲罢不能

写在岁末年初

　　今人有跨年共数倒计时的庆祝方式，而民国时，相信接受了一定新思想的文人雅士，也不免会在元旦前后有所思有所为。如“国学大师”黄侃在1913年日记的最后一页上多有涂改，并写下了“永夜孤灯寻旧梦，明朝万户换新年。清尊且为梅花醉，岁晚相逢最可怜”的感怀诗句。

黄侃 写于1913年12月31日的日记（自作诗）
“明朝万户换新年”

　　这是存世最早的黄侃日记，写于1913年，黄时年二十七，也是黄侃点校本《黄侃日记》的第一则。日记中包含诸多在后续出版的点校本中被删去的黄侃隐秘信息，此册日记，对于了解当时黄侃的生活轨迹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本黄侃所选用的日记本为商务印书馆所出的《学校日记·癸丑》，”每页写有“修学”“治事”“通信”“温度”等内容，但黄侃并未明确按其名目进行记录，不过每日开支却详细记录。这本日记本在其每页页眉处有“名人名言”，页脚处还有“历史上的今天”，形式颇为“时髦”讲究。

　　而从马叙伦、陈慧合写《寒香宧日记》中，我们也可知，民国便有岁末理发迎新的行为，表明人民内心对于新的一年的美好祈盼。

马叙伦 写于1935年12月31日的日记（左页）

右页为陈慧 写于1935年12月31日的日记内页，

其中提到：作为辞旧迎新的举措之一，陈慧“九时至龙虎公司理发”，马叙伦也“出外购物及理发”。左页为马叙伦、陈慧合写于1936年元旦的日记，亦为本册最后一篇。

时以月计，方见人心

　　黄侃日记写作期间，适值“二次革命”爆发，国内武装倒袁运动方兴未艾，因之日记中有“遥闻炮声，举室皇恐”等记述。而就在陈炯明宣布广州独立的第二天，即1913年7月19日，黄氏“同哈云裳往中海谒袁（世凯）公”。

黄侃 1913年7月19日记有“同哈云裳往中海谒袁（世凯）公”

　　日记中另有黄侃两度会晤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的记录，1913年冬即应赵秉钧之邀赴津，出任袁世凯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值得注意的是，黄侃入仕仅数月，旋于次年春辞归上海，从此退出政界，致力于学术，或许又与章太炎在北京之遭遇有关。此日记即为黄侃一生中短暂宦迹的见证。

　　又，1935年的华北，被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学界不少有识之士振臂疾呼坚决抗日，他们在混乱的时局中奔走，内心充满苦闷和焦虑……

　　10月9日，日本策动“华北自治”，委派土肥原贤二到北平劝诱宋哲元等人。因此事载报时间为“双十节”（即辛亥革命纪念日）后一日，马叙伦于当日日记中记载，“夫双十节乃吾中华民国产日也。余虽无状，亦为助产之一份子。今日肢体已残，千孔百疮，命在垂危，思之扼吭”。

马叙伦 1935年10月11日日记

　　时任北大教授的马叙伦在结笔于1947年的自传《我在六十岁以前》一书中写到：“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敌人侵略华北更露骨了，北平文化、教育界的人们，尤其像我一辈的人们，从前怎样慷慨激昂伴生命来革命的，自然更受不住，‘声求气应’，又有了结合。……北大有我和许德珩、张申府、尚仲衣等，都要说话了。” 

　　2021西泠秋拍中，这本马叙伦、陈慧合写日记，写于1935年的最后三个月，其中集中于十二月的文字，着重记载了华北事变高潮相关，表明了马叙伦当时的心境。此本为市场仅见马叙伦完整日记，市场中最重要马叙伦文献。

马叙伦写于1935年12月的日记中，对华北事变所引起的学生运动多有着墨。

　　在这本日记即将写完的1935年12月25日，中国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

　　与战时中华大地有关的记载，还有一本日记是共产党员楼适夷写于1943年·上海的《工作·生活·情绪》未刊文稿，该日记记录了楼氏借居期间与上海文人的交往，也谈及汪伪政权等。从日记中我们可知抗战时期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艰难处境和困苦生活，但他们依然坚持信念和斗争，坚持用文字等形式与日敌进行文化抗战，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在《生活·工作·情绪》日记开篇处，楼适夷写道：“依人篱下，想起来真是无限感慨，只有一点可以自慰：浮沉二十年，历尽惊涛险波，还是一副傲骨，决不因个人的求谋而堕节丧志，尚得在污浊世界中保持一身的洁白。”

　　彼时时值上海“沦陷”，楼适夷因为共产党员身份留在上海，进行文化抗争，住在裘柱常、顾飞夫妇家作为掩护。此间因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为避免暴露目标，同事之间不能互相往来，故楼适夷将上海生活详细记录于日记以作日后证明。这本日记便是楼适夷写于1943年6月23日至8月10日期间，自命名为《工作·生活·情绪》，从未发表，弥足珍贵。

楼适夷 抗战期间《工作·生活·情绪》日记手稿

　　除上述之外，此次日记专题中还有一本朱希祖有关旅行西安和筹备国立西北大学的未刊日记稿本册。这本日记始于1923年6月18日（朱氏误书5月），讫于同年8月16日，是朱希祖自接到刘镇华邀请至离开陕西全过程的记录。

　　内容涵盖一路所见的风土人情、与陕西政学两界的接触、学术演讲、购买古籍碑帖、参观西安及其周边王陵等名胜，简亦点评陕西学风、历任督军及政治举措，乃至北洋政府当局等时局混乱情况。对于研究朱希祖及1923年之西安均有重大意义。

朱希祖 《旅行长安日记》首页

　　朱氏此行发生在国立西北大学筹备的关键时期，他应邀参与学校筹建的相应讨论，日记中有与傅铜共同草拟国立西北大学章程等内容，由其“说明西北大学章程、宗旨，议决付印，再修改”，以及参与该校选址事宜，为学界所未知，可见朱氏此行意在参与筹设国立西北大学并为之作出重要贡献，意义非凡。

朱希祖日记中多次提到与筹建“（国立）西北大学”相关内容

某年，数载，乃至一生，

尽在一册之中

　　黄侃曾说，“年五十，当著书”，此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学界是种美谈。可惜在他过完五十岁生日不久，便酒后猝死。在1913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就有年纪轻轻便身体不适的记载，“晚饭后昏暓逾时，缘日间咯血数口也。”查阅相关资料可知，此后黄侃余生，皆有“咯血”病症相伴。

黄侃 1913年10月18日的日记（上图左页）

　　本专题中另有林语堂的一本红色皮面日记本，此乃林氏家藏的重要物件。抗战期间（约1938至1943年），林语堂将有关重要著作出版并提及家族履历、捐款救国等事件写录于此册，并自称为金书（Golden Book）。

　　此本日记内容详实，其中含英文笔迹120余页，是林氏对自己1938-1943年乃至前半生的总结和记录，涵盖很多生活化的点点星光，读来真实有趣。不难看出，这本日记是林语堂五年多时间的“手边物”。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与即将到来的2022年，皆为农历虎年，甚是有缘。

林语堂的抗战救国账目，名为“Help China 吾国”

　　此外，2021西泠秋拍中另有罗倬汉日记、杂文及藏书目稿本九册。因罗倬汉曾将他租借之书屋命名为“青塘书屋”，“一是取其故乡兴宁县青塘乡之名，一是取‘万山青绕一杯塘chr(39)之意”。故称其日记为“青塘日记”。

诸多情愫，留藏笔下

　　首现拍场的马叙伦、陈慧合写《寒香宧日记》不仅记录了时局和主人公的所思所想，也详细记述了这段不为世人所知的恋情。日记为马、陈两人合写，一唱一和，共叙时事和柔情。日记中，马叙伦为“冰”，陈慧为“又宜”。陈慧为陈叔通之女，1934年许寿裳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委任陈慧担任英文系主任。日记中多次提及“又宜”（陈慧）赴平大女子文理学院上课。

陈慧主张“以后不妨将此日记本作为两人合用者”，故时常能见得两人“在日记中对话”之场景。

　　如上图中，日记先由陈慧起笔（A 处），言之“现已五时三十分，还想说说话，所以不写下去了”，时马叙伦胃疾缠身，故陈慧日日探望，两人虽同处一室，却仍通过日记交流；随后，马叙伦续写“又宜（即陈慧）忽感不快而去。又宜先为余病而闷闷。余今复为又宜而闷闷也。人生如此，实太可怜。”（B 处）可见，此段应是马叙伦在陈离去后有感而发。即在同日，谅是心中情绪难以纾解，马叙伦先是自嘲自寻烦恼，责怪陈慧扰动自己心弦，（“又宜实在讨厌”,C处），后又怕对方生气，随即为自己辩解“过一会就好了”（D 处）。或是指望隔日陈慧见了之后能理解他此时心情。情绪起伏之中，当时两人感情之热烈可见一斑。

马叙伦在日记中称“又宜（陈慧）真吾之天使也”。

　　1936年1月，马叙伦与杨秀峰、许德珩等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任主席。相信陈慧在这之前也给了他很多动力和支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叙伦携家眷困守“孤岛”上海，开始了沦陷区8年的生活。而各种迹象表明这之后，陈慧虽一直与马叙伦保持联系，但二人的感情和关系有了一定的转变。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正式。民进第一次会员大会即成立大会的签到名单（上）。1946年1月2日，民进召开第二次成员大会，组成第一届理事会（下）。皆有马叙伦和陈慧的签名（红框标注）。

　　后两人于1945年与雷洁琼、许广平等组织民主促进会。在马叙伦女儿的记述中，“（陈慧）很早就和我父亲认识，所以和我父亲特别好。……我是1940年生的，当时父亲在上海没有固定收入，奶粉这些东西都是她给我买，所以我管她叫姑姑，关系非常近的。”1983年,陈慧以83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侃日记中还记载了自己最早与黄绍兰的交往细节，后续出版点校本中相关内容均被删去。他们于次年结婚，黄侃用假名登记，两人的结局却令人唏嘘。

黄侃日记中与黄绍兰交往的相关记述，分别为：

1913年7月31日中，黄侃以“十一妹之名访问黄绍兰消息”，这是日记中第一次提到绍兰；8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第一次见面，此后几日，两人几乎日日相见，“绍兰来，喜可知也”；12月2日的日记，用红笔写着“晨起晤兰，欢愉无量”，可见黄侃内心的热恋之喜悦，溢于言表。

　　名人日记是研究文人学者最真实最详尽的第一手资料，是写成其个人年表最切实的依据。因其私密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有公开案例，就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而言，1927年9月郁达夫《日记九种》的出版，曾轰动一时。他这种“大胆”的举动着实为自己赚到了丰厚的一笔稿费，其发表的内容也着重于与王映霞的交往日常，所以这“日记九种”的内容还是经过考量的，应属个人情感纪实文学。

　　而真正的日记内容如陈子善先生所言，是“更为真实地坦露个人的思想和情感，……许许多多不为后人所知的作者的交游、活动、观点和著述”。近年来，一些近现代文人学者的未刊日记的面世，皆引起世人关注和学界的研究兴趣，给吾辈研究那段历史和相关人物提供了诸多新鲜素材。

　　在我看来，日记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的文字体裁，

　　在于它原本是完全私密的，不加掩饰的，也不打算公开的，

　　因而有可能更为具体地记录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

　　更为真实地袒露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揭示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

　　许许多多不为后人所知的作者的交游、活动、观点和著述，

　　大大小小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和世事线索，

　　通过日记才有可能得以一一呈现。

　　日记是时代风云和人情冷暖的投影之所在，

　　能够承载这种投影的文类并不多，

　　日记恰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陈子善

2021 2022

岁末，起笔下一轮春秋冬夏

相关拍品信息

▲2021西泠秋拍 中外名人手迹专场

Lot 3411

马叙伦（1884～1970）抗战时与情人陈慧合写《寒香宧日记》未刊稿本?

线装本一册

1935年作

说明：此为马叙伦、陈慧1935年合写《寒香宧日记》一册，含1935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三个月完整日记，系市场仅见的、亦是唯一披露二人恋情的马叙伦日记，系市场中最重要的马叙伦文献。

　　马叙伦、陈慧的恋情鲜为人知。此册作于二人热恋期，又名“香影日记”，为陈慧10月10日时命名，且主张“以后不妨将此日记本作为两人合用者”。马氏谓“我们自己证明我们是神的结合。这正是有价值的情意”。

　　日记详细记载马叙伦生活、交游、创作、文物鉴赏情况，以及亲历的诸多事件，如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等，含诸多马氏自作诗，是马氏个人生活、家国情怀及中华民族苦难情状的重要记录。

　　日记中谈到马叙伦著作《说文解字疏证》《石鼓文疏记》，其长子马克强，杭州下羊市街故宅；10月11日载，“上海商务印书馆适将余撰《石鼓文疏记》印成之本寄到，聊一快意”；又及又宜“令祖止庵太世丈师《冬暄草堂诗集》”，所及止庵为陈叔通父亲陈豪；拟为又宜刻印“止庵女孙陈慧”，可知日记确为二人手书。

　　此日记是在陈慧的劝导和支持下所写的，10月1日开篇就写到“自又宜劝余为日记，居然三月未断”，可知此前三个月（即二人确定恋爱关系后）马叙伦即已坚持作日记。此时二人正是热恋期，是以几乎每日相会。陈慧每每来马叙伦家中，就在其日记后写下她当日或前日一切相关事；间有一两日不见，马叙伦即在其日记后空出几行，等陈慧来家中便立即补上，因此陈慧的日记多有补记在书头或挤在其他地方完成。

　　日记所及之人多为一时之选，且多与马氏在其时有直接来往。其中谈到孙中山、章太炎、黄节、蒋梦麟、胡适、王家玮、冰心、吴文藻、汤用彤、冯友兰、陶孟和、顾颉刚、罗常培、熊十力、容庚、黄侃、陈汉第、陈叔通、沈兼士、沈士远、李宣龚（拔可）、王福厂、邵裴子、郭沫若、张东荪、汤尔和、白鹏飞、王个簃、郑天挺（毅生）、陈公博、王星拱（抚五）、叶景葵、吴雷川、许寿裳、马裕藻（幼渔）、马衡（叔平）、魏建功、李沧萍、潘树声、周作人、宋哲元、王世杰、许德衍、孙传芳、熊式辉、胡汉卿、汪精卫、邵元冲、陈布雷、褚民谊、秦德纯、萧振瀛、张自忠、袁文薮、戴静山、施剑翘、余叔岩、姜绍谟、汪彦儒、刘崧生、傅孟、林培庐、许宝驹、傅汝霖等。

　　其中又忆及五四运动，谈到日本侵华导致的华北危机等重大历史事件。日记记载马叙伦五四运动时期曾为主持各校教职员会议奔波忙碌，兼及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计划、河北香河“自治”事件、汪精卫南京遇刺案、孙传芳遇刺案、北平图书馆拟将重要珍贵古籍善本南迁、“一二·九”运动、长江流域水灾等重大事件。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华北“自治”事件始末。又，“一二·九”当天陈慧日记记载，“今日闻有学生示威团出，城外学生未进西直门被阻。冰（即马叙伦）闻之极为感动，余即问，‘你要不要加入？chr(39)冰答曰，‘还没有到时候，若到了那时或要加入。chr(39)”至12月11日、13日、16、17等，马叙伦日记中皆有记载此次事件。日记记录事件正是日本疯狂侵略华北、华北危机日益严重之时，马叙伦等嗣后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并任主席，而正在热恋的情人就成了他生命中的“天使”，可以稍微排遣其内心的郁闷。

　　26×15cm（册）

▲2021西泠秋拍 中外名人手迹专场

Lot 3412

黄　侃（1886～1935）存世最早日记《癸丑日记》毛笔原稿

纸本一册

1913年作

著录：《黄侃日记》上册P1～26（删节出版），黄侃著，黄延祖重辑，中华书局。  

说明：此为黄侃存世最早的日记——《癸丑日记》稿本，多达约190页，记录了其1913年6月20日至12月31日（即癸丑五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初五日）近半年时间的情感、交游、治学、通信及日常生活等，涉及袁世凯、赵秉钧、章太炎、钱玄同、陈三立、陈方恪、苏曼殊、梅兰芳等一大批重要人物。

　　黄侃一生记录的日记较多，但流传下来的极少，多为钞本，稿本较少，完整的毛笔稿本更是凤毛麟角。

　　中华书局及江苏教育出版社此前均出版过黄侃之子黄延祖主持编纂重辑的《黄侃日记》，均收录有此本日记的过录洁本，其中诸多对于黄侃不利的信息，如与黄绍兰的交往、出入风月场所等内容，都被删除；黄侃在日记中有记账的习惯，在出版的点校本中亦被删除，而这些信息对于了解当时黄侃的生活境况及其时社会经济状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日记系1912年由遁世购赠黄侃，扉页署款“纗华”，即黄侃。据王芸孙《诗艺丛谈》、傅德生《宋元明清诗词曲佳偶》，黄侃青年时曾爱恋一名为“秋华”的女子，可惜未能如愿婚配，1912年曾专为其创作词集《纗华词》一卷，嗣后黄侃有室名“纗秋华室”，又为长子取名“念华”。值得一提的是， 9月18日日记中有墨笔划去一行，黄氏旁注“此条非我所记，秋华记之，当永矢不忘”，则可推断“秋华”确有其人，且其与黄侃在1913年仍有往来。然而此时，黄侃与黄绍兰正处于热恋期（二人于翌年完婚），或许正因如此，秋华所书一行才为其秘密涂去。

　　日记写作期间，适值“二次革命”爆发，国内武装倒袁运动方兴未艾，因之日记中有“遥闻炮声，举室皇恐”等记述。而就在陈炯明宣布广州独立的第二天，即1913年7月19日，黄氏“同哈云裳往中海谒袁（世凯）公”。日记中另有黄侃两度会晤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的记录。未久，二次革命宣告失败，章太炎不肯逃亡，于8月冒险进京，准备拥黎倒袁，而袁世凯、赵秉钧忌章氏甚深，派巡警出入监视；赵秉钧又日与王赓密谋捏造证据欲置章于死地。反观黄侃，1913年冬即应赵秉钧之邀赴津，出任袁世凯政府国务院秘书长。袁、赵、王三人此时对于黄的极力延揽，与对章的忌惮憎恶，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见章、黄在学问上的同气相投，并未弥合二人之间的政见分歧。值得注意的是，黄侃入仕仅数月，旋于次年春辞归上海，从此退出政界，致力于学术，或许又与章在北京之遭遇有关。此日记即为黄侃一生中短暂宦迹的见证。

　　据日记载，黄侃曾多次出入风月场所，尤在七月逗留北京时最为频繁。而黄侃对所见之人，亦会在日记中有所评价。如“所见无一佳者，阿凤亦徒有虚名耳”，“召日妓四人，以忠家秀菊为最”云云。甚至纪录在外留宿的旅店房号，这些私密的信息在后续出版的点校本中亦被删去。

　　黄侃对曲艺颇为痴迷，尤钟情于梅兰芳戏，如有“梅郎戏极佳”，“取梅兰芳照及《庄子注》与数诗而去”，“立听梅兰芳戏钟许”等记载。而11月19日，又谓“近看梅郎亦不甚佳。鼻有节，略?，槁瘦非凡，大失所望，从前皆浮著耳”。

　　日记牵涉人物众多，具体包括袁世凯、赵秉钧（智庵）、汪大燮（伯康）、张一麐（仲仁）、汤化龙、刘揆一、王赓（揖唐）、哈云裳、章太炎、汤国梨（师母）、钱玄同（德潜、中季）、朱希祖（逖先）、汪东（旭初）、陈三立（伯严）、陈方恪（彦通）、苏曼殊（子谷）、钱芥尘、况周颐（夔老）、李详（审言）、陈陶遗（陶怡）、江瀚（叔海）、陈去病（佩忍）、刘成禺（禺生）、孙少侯、陈鸿甫、王邕（容子）、陈家鼎（汉元）、朱葆康（少屏）、冯远翔（叔鸾）、黄宗仰、王无生、康心孚、孙武（尧卿）、曾道（通一）、丁世峄（凫严）、瞿方书（荪楼）、查光佛、王用霖（颂威）、卞铁生、刘伯英、吴玉才、李晓敦、金蔚农、边境宏、鲍鸿吾、赵星甫、魏季繇（魏源孙）、黄三德（三合会首领）、邝汉卿、申柽胱欢、梅兰芳、贾璧云、孙菊仙、汪笑侬、王凤卿、李仁阶、吴福城、王干城、卞孟弢、何林生、李笃甫、程海平、李喜孙、左阶平、张成、王养臣、平少黄、陈振志、邵品山、季骐官、陈?甫、刘公畏、李子湘、孙泽尘、孙泽藩、杨雪琼、徐育华等，关乎政治、文化、曲艺等领域。

　　另有黄侃对其家眷的诸多记述，如母亲、八姊、九姊、十一妹（浦如）、黄念田（次子）、喜甥、龙甥、世敦、曾佑、蓉儿、燕侯等，对于黄侃家系研究可资借鉴。

　　从日记的手稿中，比点校本保存了更多的信息，能体现出黄侃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于黄绍兰的细腻情感显露无遗；对于日常生活的记录，能使我们对于黄侃作为一个普通人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19.5×12.5cm

▲2021西泠秋拍 中外名人手迹专场

Lot 3417

林语堂（1895～1976）抗战时期有关重要著作出版并提及家族履历、捐款救国等的《写作日记》

笔记簿一册

约1938至1943年作

说明：此为林语堂抗战期间（约1938至1943年）手书《写作日记》，含其英文笔迹120余页，以编年形式记载林氏《京华烟云》、《吾国与吾民》等重要著作出版发行历程，旁及家族履历，并将其支持抗战的救国捐款收录在册，

　　提到宋美龄、宋庆龄、蔡元培夫人周峻等，是林语堂盛年时期风采和家国情怀的重要见证，对了解林氏写作习惯、作品发行情况、版税收入及个人性情有重要参考价值。

　　日记书于英国烫金手账本上，扉页有本款“The Golden Book of Mr.Mrs. Lin Yutang. Started November, 1938. Paris. 林语堂，民廿七年修订”。因册中所记大量关乎重要著作在海内外的陆续发行，又涉及畅销后的丰厚版税收入，故林氏戏称其为金书（Golden Book）。

　　值得注意的是，日记按成书日期顺序具体记载了《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Importance of Life）、《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孔子的智慧》（The Widsom of Confucius）四部重要畅销著作的拟稿、截稿、成书、初再版、重印与海外翻译历程。可据此完美还原这位幽默文豪写作习惯，以及他与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生活书局、时代书局、兰登书屋、John Day 诸出版社交涉经过。1935至1951年间各季度销量与版税收取亦一一按日期记载无遗。甚至还可由此探知因受恶劣的抗战局势影响，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局1937、1938年多个季度的款项并未结清（以铅笔注有“unpaid（未付）”）。

　　此外还涵盖有林语堂自1927年起至1943年包括《开明英语语法》、《卖花女》、《京华烟云》、《孔子的智慧》、《剪拂集》、《国民革命北伐小史》、《易卜生情书》等在内的所有译著之清单明细。再者，林语堂创办和编辑《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西风》、《中国评论周报》和《天下月刊》杂志的始末亦囊括在内。

　　大笔支出则多为抗战期间对国内的资金和医药援助，大量大额款项直接汇至宋美龄、宋庆龄，兼有资助蔡元培夫人周峻等故人。直接受益者还有医疗援助协会、红十字会、妇女协会、北泉慈幼院、伤兵之友、康藏学院、江苏医院、保卫中国同盟和各类慈幼院等。作者统称此类为“救国”（Help China）义举，延续多年，未有间断，令人慨叹。这位乐观主义旗手往往不为人知的爱国情操展露无遗。林家三女抗战期间对国内的援助记载同样详实，总数达万余美元。她们1939年至1940年间合著《吾家（Our Family）》，并合译谢冰莹《女兵十年（Girl Rebel）》。林语堂不仅大力支持她们的文学事业，还在账本中为她们记下了此二书拟稿、截稿、成书、出版、印刷和稿费收支情况，格式同之前对待其本人著作时完全相同。

　　林语堂另于1938年11月28日手书有个人履历一份。自述1895年至1916年青年时期个人历程，后成为自传之原始材料。他还对福建林廖二家族的履历着墨颇多，于国于家，有情有怀。其中涵盖1940年林氏家族短暂迁至重庆并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晤面，当年“飞机赴重庆”、“北碚房屋家具”、“捎蒋夫人重庆”、“misc at 北碚（在北碚什费）”皆耗费巨资。以手绘十二生肖并罗列林氏双亲及远近亲属生日和生肖年代表的形式，铭记诸人。对林家长辈和其他兄弟姐妹以及夫人廖氏家族的经济援助更是延续不断，逢年过节亦礼贺备至。

　　16×10cm（册）

▲2021西泠秋拍 中外名人手迹专场

Lot 3413?

朱希祖（1879～1944）有关旅行西安和筹备国立西北大学的未刊日记稿本册

日记一册（共六十四页）

1923年作

说明：此为朱希祖1923年作日记稿本册，计64页，系市场仅见的朱氏日记，未见发表。

　　稿本包括1923年旅行长安日记和旅行武汉时记录王星拱《环境改造之理论》三讲两个部分，详细记录所见所闻，谈到刘镇华（陕西督军）、陈大齐、徐炳昶、傅铜、王星拱、吴法鼎、蔡屏藩、张鹏一、段祺瑞、曹锟、黎元洪、冯玉祥、胡景翼、阎相文以及西北大学校长傅铜、李协（仪祉）等，对于研究朱希祖及1923年之西安均有重大意义。

　　日记中所披露的朱希祖与傅铜共同草拟国立西北大学章程，由其“说明西北大学章程、宗旨，议决付印，再修改”，以及参与该校选址事宜，为学界所未知，可见朱氏此行意在参与筹设国立西北大学并为之作出重要贡献，意义非凡。

　　旅行长安日记含正文42页，旅费记录5页，另他人书费用记录1页，始于1923年6月18日（朱氏误书5月），讫于同年8月16日，是朱希祖自接到刘镇华邀请至离开陕西全过程的记录。内容涵盖一路所见的风土人情、与陕西政学两界的接触、学术演讲、购买古籍碑帖、参观西安及其周边王陵等名胜，简亦点评陕西学风、历任督军及政治举措，乃至北洋政府当局。如“下午二时，过保定时，黎元洪新为曹锟逼走。曹锟驻保定。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驻北京，迫黎走。王承斌为直隶省长，驻天津，劫黎之总统印。黎本傀儡，均受小人播弄。其人格亦无足取，故国人不为之惜。惟劫夺相□，置总统如弈棋，弃置随意，徐世昌、黎元洪皆为非法总统，皆非法迫走，曹欲继之，亦恐一蟹不如一蟹耳”。

　　日记记载朱希祖曾拟五个演讲题目，“一文学之势力，二新史学之趋向，三考古学与史学之关系，四法家之历史观念与统一事业，五司马迁之史学”，与张鹏一《在山草堂日记》所载等相合。而朱氏实际所讲则不至此五题。

　　朱氏此行发生在国立西北大学筹备的关键时期。其时，陕西督军刘镇华聘请傅铜为该校筹备处处长，指定地址并筹就30万元为开办费。次年1月，经北京教育部批准成立国立西北大学。傅铜出任校长。是以期间朱氏与刘镇华、傅铜、蔡屏藩等频繁接触，为之积极谋划。其所拟章程“采北京大学、杭州大学之所长而去其所短”，以至“人多赞成”。

　　册中演讲记录共16页，含《环境改造之理论》《生物学方面理论》《社会方面理论》三篇，为王星拱《环境改造之理论》第一、二、三讲演讲内容之记录。时在1923年初。当年，湖北教育界举行寒期讲演会，李大钊、朱希祖、王星拱、张仲琳、麦克乐（Charles Harold McCloy）等均受邀参加。2月初，王氏在湖北中华大学讲演第一、第二讲，在武昌高师作第三讲。朱希祖则在中华大学讲演《文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第一、第二讲，在武昌高师作第三讲。其中，《生物学方面理论》一讲，内容以王星拱著《科学概论》第五章《生物进化与球面沿革》为基础。

　　使用商务印书馆特制算学练习簿。

　　26.5×15cm（册） 

▲2021西泠秋拍 中外名人手迹专场

Lot 3414

楼适夷（1905～2001）《工作·生活·情绪》未刊文稿?

线装书一册 

1943年作 

说明：裘柱常旧藏，委托人得自其家属。

　　此为楼适夷1943年6月23日至8月10日期间的日记，为市场所见唯一的楼氏日记，亦是少见的沦陷区重要文人日记，从未发表。

　　彼时上海“沦陷”，楼适夷因为共产党员身份留在上海，进行文化抗争，于裘柱常、顾飞夫妇家避居。顾飞为黄宾虹女弟子，又为傅雷表亲，与当时上海文人来往颇多。日记中多有作者与夏丏尊、傅雷、赵朴初、裘柱常、唐弢、李健吾、王任叔、满涛、楼炜春、楼国华、范育出等人交往的记载，谈及汪精卫、陈立夫、弘一、钱振锽等，并含从未披露的助夏丏尊翻译法藏寺藏经《南传大藏经·本先经》等事。

　　楼适夷曾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沦陷生活》一文中提起过此日记，谈及写作该日记的缘由及去向。“想到那一天，抗战胜利的日子，和隔绝的朋友们重新见面，他们问我：‘在哪个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干了什么？chr(39)我将怎样回答呢？我便每天发心记下一段诗集，把所见所闻，写了下来。”此间因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为避免暴露目标，同事之间不能互相往来，故楼适夷将上海生活详细记录于日记以作日后证明。此后因楼氏老家历经一场洗劫，将此日记遗失。

　　该日记记录了抗战时期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艰难处境和困苦生活，却依然志气未改，坚持同日敌进行文化抗战，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25.5×14.5cm（册） 

▲2021西泠秋拍 中外名人手迹专场

Lot 3416

罗倬汉（1898～1985）日记、杂文及藏书目稿本九册

线装书九册

约1928至1964年作

说明：此为罗倬汉日记、文稿六册，学生谢夫礼代为校钞《青塘藏书目初稿》三册，约作于1928至1964年间，系其著作、藏书和各种活动的记载，关乎胡适、阿英、刘节、容庚、冼玉清等。

　　其中，《青塘日记》四册有毛笔题写卷数，为卷“八三（一）”“八八”“117”“119”，所记时间起迄分别为1936/7/22至9/5、1937/7/20至11/11、1962/1/1至12/31、1964/1/1至12/31，即罗倬汉留日期间、“七七事变”爆发后回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对于抗战爆发前后及十年探索时期学人的思想及生存状况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1937年日记中，述及罗氏在港与胡适晤谈事：“胡适之先生赴美过港……速赴半岛酒店得见胡先生于酒店客厅……我们谈半点多钟。”此外，对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日战争局势的记述用墨颇多，如“接号外，知午后二时后，中日两军在宛平大战。”“这两日上海战得真厉害！”“广州敌机来得凶。” 此外，1962、1964年日记中多有国内外时事政治及罗氏个人学术生活的记述，所及。值得一提的是，罗倬汉与晚年陈寅恪往来颇为密切。

　　《青塘杂文》第一集卷一、卷二，两册约230页，录罗倬汉自作文章十余篇，未见著录。罗氏在序文中言：“是集凡分七卷，略依时代为次。其中大抵皆为论学之文。卷二与卷七稍杂人间庆吊之作，亦悉为余所乐于从事者也。”

　　《青塘藏书目初稿》三册，系由罗倬汉学生谢夫礼校钞而成。该书目稿“依普通书目例，每书注明卷数与著者、释者、人名及时代，而又别出义例，注明每书之册数。”“每组书籍均以箱之号数为纲。”

　　罗倬汉曾将他租借之书屋命名为“青塘书屋”，“一是取其故乡兴宁县青塘乡之名，一是取‘万山青绕一杯塘chr(39)之意”。

　　附罗倬汉著1929年光东书局发行《我国民族倾向之一瞥》一册，梁焕柔旧藏。

　　24×14.5cm×6（册）?23×15cm×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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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3日（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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