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噪断犹喧的午后，古都长安热忱的空气炙热蒸腾，似在身证苦集灭道一般。

　　西安碑林博物馆曾举办的展览“长安佛韵”位于一座绿荫环绕的三合庭院式建筑中，半下沉式的结构与人字坡的大屋顶构成了一个高挑开阔的内视空间，大像区里二十余尊形体高大、法相庄严的佛陀、菩萨石刻造像比肩而立，在高台上眼睑低垂、嘴角微扬的俯视着渺小的众生，刹那间一个开悟，仿佛进入了十万莲花的清凉世界。

　　空间的正南方暗红色基调背景前，五尊体量高大的北周时期释迦佛立像皆呈右手施无畏印、左手屈肘牵握衣角、直立于莲座之上的姿态。佛陀头顶螺发右旋，肉髻低平，柔和的面部在灯光下似乎带出一抹拈花微笑般的神态，其中保存最完整的那尊，完美的唇线上下清楚地雕刻出来了颇有异域风情的小胡子。（图一）

图一（1）

图一（2）

关于“北周五佛”的那些事儿

　　位于西安市东郊的白鹿原下，有一个名叫湾子村的地方。2004年5月的一天，这个原本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居然同时出土了五尊青石质地的佛陀立像，若在相信“天人感应”的古代，必然会被视为国运昌隆的祥瑞之兆。围观村民们自然欣喜万分，有人主张将这五尊身高均在2米以上的大石佛放进庙里供养，然而湾子村村长大人深刻明白地下出土文物属于国家的道理，力排众议，并将其全部送进了西安碑林博物馆。

　　五尊佛像造型、风格、工艺、体量、石质等等各项指标皆较为相近，由此判断其雕造于同一时期，其中一尊佛像的台座上刻有“为七世父母敬造释迦玉像一区”等等的铭文，落款“大象二年七月廿一日”。北周大象二年（580）是周静帝宇文阐在位时间，次年，九岁的小孩子宇文阐被他那位“干外公”杨坚逼迫禅位，北周亡而隋立，这是插播的题外话。

　　“北周五佛”肉髻、螺发、广额、两肩圆满、身体正直、手纹等等细节清晰，基本表现出了汉译佛教典籍《方广大庄严经》（唐代，中天竺译经僧地婆诃罗译）中所描述的“三十二相”，且线条流畅、衣褶纹理表现清楚，从其雕刻技法上来讲，堪称上乘。那尊蓄髭的释迦佛像身高216厘米，身披袈裟，自右肩垂下，在胸前呈“U”型大领口后再搭覆于左肩后，从左臂肘部下向上绕出一角，牵握于左手中，内露右衽坦胸的僧祗支，并有结带露出袈裟外，垂感自然的袈裟呈现出轻薄贴体的质地，凸显出佛陀双肩圆润、小腹微鼓的身形轮廓。从佛陀的造型风格来看，深受笈多式造像艺术的影响，而在对衣褶线条的处理、手印及左手牵握衣角等方面，又表现出在对外来影响的接受下新产生的地域特色，即所谓“长安模式”。自此以往，这种模式在北周-隋-唐三代王朝近四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因长安城举世瞩目的国际地位，而以之为中心向周边广大地区辐射，对隋唐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事事无碍的娑婆世界总是容易跳脱现实，然而还是再次回到蓄髭的释迦佛像这个话题中来吧。这尊佛像为什么留着小胡子，不仅与其他四尊不同，并且与目前所能见到的大多数各个时期的佛像都不同？佛陀有没有胡子？为什么要如此关注佛陀的胡子这样一件小事？这就得追本溯源的从佛陀的诞生开始说起了。

佛陀的诞生与佛像的诞生

　　佛陀，在梵语、巴利语中皆称为Buddha，汉译常见“浮屠”“浮图”等，是距今2500多年前中印度迦毗罗卫国的释迦族人，据说是净饭王与摩耶夫人的太子，由护明菩萨托生而成。在西晋时期译出的《佛说普曜经》（月氏译经僧竺法护译）中，就记载有白象入胎、树下诞生以及九龙浴太子等佛传故事（“降神处胎品”）。

　　文字记述经典之外，图像中可以找到更为直观的表达，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壁画与造像碑上多以多幅连环画的形式向并不太认字的普罗大众进行最直观的宣传。这些图像是佛教传播的载体之一，跟随着佛经传入以及译出的步伐，在知识文化层次偏低的人群中更具有感召力。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的北魏和平二年（461）释迦坐像以及皇兴五年（471）弥勒坐像的舟形背光背面，可以看到摩耶夫人感梦白象入右胁而有孕、摩耶夫人树下生太子、太子生堕地行七步、九龙浴太子等等经典小漫画，为当时老百姓们所喜闻乐见。（图二）

图二（1）

图二（2）

　　佛陀诞生的时间，目前基本能够一致的说法是公元前565年，而在其修行、悟道、寂灭后的若干年里其实是没有佛像的。虽然在后世出于种种原因衍生出“优填王造像”的传说（《增一阿含经》，东晋时期，北天竺罽宾国译经僧僧伽提婆译），将第一尊佛像的产生设定在因思念而造像的因缘：

　　“释尊，一夏九旬，升忉利天为母说法，不远阎浮。时拘睒弥国优填王思慕之。以牛头栴檀造如来像，高五尺”。

　　这个美好的故事也曾被著名取经僧法显、玄奘先后记录在行记中，只不过将思念佛陀的人换成了波斯匿王（见东晋高僧法显所撰《佛国记》）。

　　优填王与波斯匿王皆与佛陀同时代，但传说并不足以证明佛像的诞生时间。随着考古调查发掘的推进与出土遗迹遗物的日渐丰富，学界认为佛教艺术初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但只是开始建造用以供养佛舍利的佛塔及弘扬佛法的阿育王柱，例如位于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附近的桑奇佛塔、位于中印度地区的巴尔胡特佛塔、位于南印度克里希纳河下游南岸的阿马拉瓦蒂佛塔，及分布于印度各地的数十根阿育王石柱等。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段时间确实不曾出现佛像：

　　桑奇共有三座窣堵波（stūpa），1912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对其中的桑奇大塔进行了全面清理修复工作，并整理研究出版了《桑奇遗迹》（A Guide to Sanchi）。桑奇大塔的南门建于公元前75年至20年，最为古老，有铭文为证：Siri Satakarni国王在位期间完成此门的建造；大塔的北门保存状况最为完好，雕刻着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有翼狮子和有翼公牛，以及印度特有的驮着法轮的大象与药叉形象，此外还有象征“佛法僧”的符号（月牙叉、盾以及莲花宝轮的组合），北门门楣上浮雕有须大拿本生、马拉的攻击等等图像；大塔西门的门楣上浮雕有八王分舍利、象王本生等，门柱上雕刻出古印度教中驾着战车的太阳神苏力耶与骑着白象的雷神因陀罗，此外还混搭着猴王本生、小怪兽格里芬、苏美尔文化中双手控双兽的大力神等等；大塔东门雕刻有树下药叉女形象（左臂高举攀着树枝，右臂环绕树杈，四肢皆带着多重臂钏臂环），这种形象并不属于佛教系统，而是源于古代印度民间的生殖崇拜，但显然，若干年后出现的佛教造像中摩耶夫人树下诞佛的图像与其关系甚密。

　　时间如恒河水，流逝的飞快，转眼就进入了公元1世纪，大乘佛教产生，早已涅槃的佛陀借助于耆那教、婆罗门教、民间崇拜的蛇神（Naga）、药叉等早已成熟的造像艺术，以偶像实体的形式，构建了佛教图像体系，从思想中走出，进入了现实世界。

从“大脚板”到“真人秀”

　　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仅以一些特定的象征物来比拟佛陀，例如相轮、宝座、伞盖、窣堵波、树、三宝，甚至佛陀的足印等，佛陀本身的形象却从未出现。他的高矮胖瘦、他的发型肤色、他的形容举止……除了知道他是大雪山南麓迦毗罗卫城（Kapilavastu）的释迦族人、出生地位于今天的尼泊尔与印度的交界处，人种属性至今尚不明确。

　　在佛陀涅槃了500年后，在没有画像、照片、朋友圈等高科技的古代，也没有人从佛陀时期一直活过五百年，那么他应该长什么样，这就不是一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脚板”模型了。

　　在从公元1世纪延续到3世纪的贵霜王朝，古印度雕刻艺术以三大流派为主——西北部的犍陀罗、中部的秣菟罗、南部的阿马拉瓦蒂——始终不分伯仲，立足于各自原有的艺术底蕴，创造出自己眼中的佛陀形象，在之后漫长的数百年间也曾互相交流借鉴，最终在白匈奴的暴力破坏下结束各自的坚持，那种层层叠叠的地域元素最终融合取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产生出了新的艺术样式。

　　话说到这里，似乎与远在长安城的那尊北周小胡子佛像越来越扯不上关系，看官莫急，这就上几张能够表现古代印度雕刻艺术流派风格的造像图片，来和北周佛像进行直观比对。（图三-图六）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看完图三到图六的佛像，也许能够感觉到在与鹿野苑风格时代最近的北周佛造像身上，聚合有犍陀罗、秣菟罗以及阿玛拉瓦蒂这三大流派的特征吧。其实，三大流派本身也在互相学习借鉴，越发展就越不能够清晰地说佛陀的艺术形象只具有某个地域的单一特征了。

　　佛像初创之时，因为三大流派所在的地区都有着对其他偶像神祇崇拜的深厚传统，以及对成熟的诸神谱系的了解，造像技艺并不幼稚，只是或许会过多依赖于对已知形象的借鉴，所以在其早期造像中，出现与耆那教祖师、婆罗门教神祇、药叉神以及世俗贵族形象难以辨识的情况。但由于此阶段，各地区大多为独立发展，尚可以清晰的区分地域特征：

　　在犍陀罗地区，佛陀本人的形象以王侯贵族的世俗样貌出现，特点是大睁双眼、蓄髭的单体立像。但很快就发展成为眼睑半垂呈现冥想样貌，并不再表现唇髭，面部始终保留着的是漂亮的高鼻与完美的唇线，同时如水波般流动的发丝在头顶束成发髻的样式持续的时间较长，在后期也未被佛经中所讲那种螺发右旋的“相好”式样完全取代。

　　在秣菟罗地区，佛陀形象出现结跏趺的坐像与两足分立的大立像。结跏趺坐像中，佛陀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扶于左膝上，与耆那教祖师的范式较为接近；立像则两足间或台座上多雕刻狮子、供养人等形象，与药叉立像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秣菟罗风格对中国西南部地区佛像样式具有较深的影响。

　　阿玛拉瓦蒂地区的佛像坐式与秣菟罗地区不同，表现为双腿微盘、双足仅在脚踝处交叉的坐姿，其后发展出“半跏趺”的坐姿，主要对东南亚佛教地区造像的影响较为深远，而北齐时期的青州造像也受到其通过“海上丝路”带来的影响。

　　最终，白匈奴的暴力破坏结束了它们“各自为战”的历史，融合取舍中产生了新的艺术样式，同时通过战争、贸易、宗教传播、使者往来等，跟随着驼队、马帮、海船，在南瞻部洲广袤的人间世界里入乡随俗开枝散叶。

五百年来的小胡子：传译佛经中的佛陀髭须

　　这里其实要讲的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汉地初期，在公元6世纪之前数百年间交错互动的问题。

　　据南朝萧齐时期（479-502）译出的《善见律毗婆沙》卷第二（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人僧伽跋陀罗译）记载，大德目犍连子帝须派遣九位大德比丘各自带着五名眷属行从，分别前往罽宾揵陀罗咤等九国“竖立佛法”，其中前往臾那世界国（即中国汉地）的是大德摩呵勒弃多，他在汉地传播迦罗罗摩经（巴利文：Kālakārāma-suttanta），使七万三千人得道果，有一千人受其感召而出家。这件事情发生在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73-前232年），时值中国战国后期虎狼之秦将要一统六国建立大秦帝国之际，民间或已在摩呵勒弃多等僧人的传教活动下产生佛教信仰的萌芽。

　　事后200年左右，在公元1世纪的某天，因为汉明帝刘庄一个诡异而有着某种莫名预兆的梦，佛教被官方从天竺引进了洛阳，一匹白马驮来了佛经和佛像。在此之前，与汉明帝亲情甚笃的兄弟楚王刘英已与佛教徒们有所接触，并在其封国彭城（今江苏徐州）供养僧侣、修造浮屠之祠，佛教信仰或缘此而在江淮地区形成氛围。这一件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故事也许可以在江苏孔望山东汉时期摩崖石刻中获得实证，学者们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的佛教人物造像，主要内容是以佛祖涅槃图为核心，此外还雕刻有以高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为特征的佛像，由于此地地理位置的原因，学界对孔望山佛教造像的来源问题，目前有两种声音：其一是由西域通往汉地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线延伸，其二是源自于海上丝路。然而在好不容易凿空西域，且以牛、马与骆驼等大牲口为主要长途交通工具的两汉时期，横贯亚洲内陆并连接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更具有交通优势。

　　新疆和阗地区自古居于西域南道要冲，其西南部是白雪皑皑的喀喇昆仑山，与印度、巴基斯坦接壤。上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和阗发现了2件金铜释迦佛头部残像，其时代约在公元3至5世纪之间，浓密的唇髭与犍陀罗北部斯瓦特地方出土的释迦佛像相近，具有明显的犍陀罗初期风格。（图七、八）

图七

图八

　　另一件同时期的金铜释迦坐像也具有相近的特征，据传出土于河北石家庄地区。除了浓密有型的唇髭外，通肩袈裟褶皱细密厚重并已垂下台座，台座两侧的狮子、中部宝瓶中生出莲花，以及其肩生火焰的造型，被认为是受印度犍陀罗与阿富汗释迦造像等多重风格的影响。（图九）

图九

　　除了从西域交通要途传入中国汉地的佛教及佛教造像外，在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的巴蜀文化圈内，如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及陕西南部等地，也发现了不少公元2-3世纪的佛像，如乐山麻浩崖墓浮雕佛像、重庆丰都县东汉延光四年（125）墓出土摇钱树佛像、武汉莲溪寺墓葬中出土的东吴永安五年（263）佛像等，其中东汉延光四年墓摇钱树佛像的年代与印度本土佛像产生年代十分接近，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佛像，对考证佛教图像从印度经滇缅道（古称“蜀身毒道”）传入中国的时间和途径颇具价值。

　　这一类最早被铸造在青铜摇钱树上的佛像，唇髭明显，高髻并表现出椭圆形头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牵握衣角，结跏趺坐，此外结合其通肩袈裟“U”形衣纹的样式，已然呈现出印度早期犍陀罗与秣菟罗杂糅的造像风格。此类佛像作为摇钱树信仰的附属图像出现在墓葬中，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此类造像的出现并不全然是出于纯粹的佛教信仰的原因，或许更多体现出两汉时期神仙方术地方信仰的意味，可以认为是佛教图像及其朴素的信仰观念早于经典体系，通过民间商贸通道流入中国的早期状况，体现出地方民众从偶像崇拜的角度对佛教在中国萌芽阶段的关注及感性认知。

　　信仰如同花粉，在人群的迁徙中被传播散布，而贸易活动是人类翻山越岭漂洋过海长途旅行的行为动因之一。佛教信仰以及佛像被形形色色的人群随着贸易买卖的活动通过南北贸易通道带入汉地，但在佛教传播的初期仍呈现出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特点。在佛教教法和证法的核心“佛、法、僧”三宝中，僧人是主动弘化佛法、传播佛像的主要因素，传译的佛经中对于佛陀长相的记载更成为汉地塑造佛像的经典依据之一。

　　转眼进入公元4世纪到6世纪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及北朝时期，这是一个纷乱之世，却出现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期，有不少来自古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的僧人在汉地传译佛经弘扬佛法，其中有两位僧人格外耀眼夺目：

　　鸠摩罗什和法显。

　　鸠摩罗什出身天竺望族，母亲是龟兹国公主。鸠摩罗什自幼出家，从9岁起在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疏勒等地学习佛教经典，后在龟兹声名远播。公元401年，鸠摩罗什被后秦第二代国主姚兴迎入长安，从此全身心投入译经事业，在其余生的十一年间共译出经论35部计294卷，对佛教在中国汉地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助力作用。

　　历史的无法预设，使一些人和一些事处于同一空间却擦身而过。

　　在鸠摩罗什即将到达长安之前的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从长安出发，从河西走廊过新疆焉耆、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后过和阗，南越葱岭，途经巴基斯坦及阿富汗境内，进入天竺境内（印度、尼泊尔），在游历三十余国收集佛经、图画佛像后，法显乘坐商船从海路东归，途经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岛等地，公元413年在山东青州登陆回到建康（今南京），他带回来的佛经和佛像应对青州及南朝建康等地产生了直接影响。插播题外话：这一年鸠摩罗什圆寂于长安。

　　公元408年，与释迦牟尼同一家族的迦毗罗卫国僧人佛陀跋陀罗(buddhabhadra），在后秦僧人智严的邀请下从罽宾国来到长安，但因与先到达长安的鸠摩罗什不和，不得不带领弟子僧众40余人转赴庐山、荆州、建康等地译经，在他译出的《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第三中记载了佛陀的长相，其中特意描写了佛陀长着髭须。

　　南梁前期（6世纪初），扶南国僧人僧伽婆罗（Sa?ghavarman）在扬州翻译出《阿育王经》，记载了八王分舍利时，阿阇世王分到八万四千颗，此外又得到了佛陀的唇髭，在归国途中遇见难头与龙王向他要求分舍利，阿阇世王不舍得给，龙王威胁他说不给舍利就捣蛋，阿阇世王只好把佛陀的唇髭分给了他（见《释迦龙宫佛髭塔记》第三十）。

　　除了直接从印度等地带来的佛像外，借助于这些译经僧们对佛经的翻译，佛陀的长相已在中国广袤大地间生活的民众心里形成了清晰的观感。这段时期也是中国石窟寺的开凿及佛教造像的兴盛期，其中著名的有以克孜尔石窟等为代表的龟兹石窟、以柏孜克里克石窟为代表的高昌石窟，及以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为代表的中原石窟等，在长安的周边还出土了大量北朝造像碑及单体大像。

　　在陕西省富平县出土的北魏熙平二年（517）邑子十六人造像碑上，一龛内高浮雕有一佛二菩萨造像，佛陀居中半跏趺坐，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非常明显的是螺发右旋的高肉髻下，瘦削而长的脸上有两道阴线刻出的弯曲有型的小胡子。（图十）

图十

　　敦煌莫高窟285窟东壁的《无量寿佛说法图》绘制于西魏时期，画面具有明显的南朝风格，居中结跏趺悬裳坐于束腰高台的阿弥陀佛，唇髭清晰，其袈裟式样与西安碑林馆藏的北周释迦佛相近，此外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牵握衣角的姿势在这段时期内似乎成为了佛像的经典造型。（图十一）　　

图十一

　　在观摩了以上来自印度犍陀罗、新疆和阗、四川盆地以及长安周边的佛像后，可以知道那尊北周释迦大佛的小胡子并不是跨越时空的孤例。或许可以说，佛像胡子的根源来自于古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初期的贵族形象，而它的理论依据则是来自译经僧们对于佛陀形象的描述。在佛像产生并传入中国汉地的五百年间，佛像的胡子已被多种地域文化、多种意识形态调和杂糅，从对某一人种长相的具象表现转变成为一个象征符号，被移植在符合当地审美观所创造出来的佛像上，尤其在唐宋之后的汉传佛教中，佛像极少表现出唇髭，较为特殊的是经过宋明清各代彩画重妆的甘肃天水甘谷大佛，唇上两撇蓝色的小胡子真是令人难以捉摸。最后插播一件小八卦：唐高宗李治即位之初为了表达对武则天浓浓的爱，以武氏为模特，费时25年在洛阳龙门修造了举世瞩目的卢舍那大佛，再现了她二十五岁的容颜，这尊佛像是决然不可以长胡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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