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扶手椅之流变
　　兼记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
　　文/谭向东

　   清早期  黄花梨卷草纹四出头官帽椅（一对）
　　座宽: 56.6cm 座深: 47.3cm 高: 118.6cm
　　中贸圣佳2021年春拍
　　中贸圣佳2021春拍，呈现一对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关于这两只椅子的奇特经历，笔者曾在2014年3月18日写过一篇博文，题为“难成眷属的两把官帽椅”。不久，张金华先生看过后对我说了两个字：“快了”。今将当年的博文原文照录，不改一字，也是值得玩味的一段趣事。当时未见到Nicholas Grindley的藏品实物，照片所限，尚不知该椅扶手与腿足连接处亦是出头的榫子，实为遗憾，今特为补充说明。文中关于尺寸的谬误，是当时信息来源的错漏，各位看官见过实物便知。
　　博文链接
　　难成眷属的两把官帽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39e0ce0101ssc5.html
　　嘉德开年双展上的一把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在幽暗的灯光下默默静立着。椅为四出头式，搭脑和扶手蜿蜒旖旎，舒展流畅。背板和壸门券口牙板上浅雕卷草，曲线柔美。
　　这把标致俊朗的大四，是近年拍场上的名品。99年由嘉木堂售予著名收藏家Eskenzi，他的12件经典明是黄花梨家具，在前年嘉德春拍上惊艳出场，令全球瞩目。而这把椅子不在其中，却不知何时回到嘉木堂，得以在本场展出。
　　该椅有着鲜明的特征，因此令人过目不忘。搭脑和扶手的四出头，外翻和上扬的趋势明显；常见的扶手与鹅脖折角处的角牙，并未出现，也没有修补的痕迹，似是原始设计就如此。
无　　独有偶，另一把椅子也有着相同的特征，连形制和纹饰都如出一辙，是收藏家Nicholas Grindley的藏品。2001年和2008年，他的椅子两次出现在亚洲艺术展上，看来是未曾易手。如果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将两把椅子混淆，因为实在太相似了。尽管如此，两把椅子还是有这显著的差别。

　　Nicholas Grindley的藏品，步步高赶枨在腿足上透出明榫，而本次展出的椅子，则无此特征。当然，这一点是可以人为改变的。另外，两把椅子的尺寸也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座面。Nicholas Grindley的高118.2厘米座宽62.2，深55.3厘米，Eskenzi的高119厘米，座宽56.5，深47.5厘米。
　　形态及神韵极为相似的家具，往往出自同一地区同一作坊，甚至同一位匠师。然而，市场的原因，这两把貌似成对的官帽椅，注定了无法终成眷属天各一方。

　　本次展览的Eskenzi旧藏：

　　关于中国古代座椅的起源一说，翁同文先生在《中国座椅习俗》一书中，述及前辈学者侯思孟、吴同、崔咏雪的考证研究，并明确赞同一九六七年美国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的观点，析辨各家谬说，举证确凿，考明西晋末年佛图澄所坐的绳床是最早例子，乃源自印度，由佛教僧侣传来，又长期为僧侣坐禅入定的坐具。一九七三年吴同先生以英语所撰《从输入的游牧人坐具到摺叠扶手靠椅》一文，与侯思孟观点不约而同。一九八六年台湾学者崔咏雪出版《中国家具史之坐具篇》，资料详实，图片丰富，写下了中国家具史的重要一页，可惜此后再无论述。
　　在没有新的证据公布之前，绳床随佛教传入成为中国座椅的开端是不争的事实。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西魏至唐代壁画中，绳床的形象提供了研究的依据。例如莫高窟285窟主室北披西魏大统四年壁画、陕西靖边县统万城周边仿木结构壁画墓之北朝壁画等，都绘有僧人趺坐绳床的影像。敦煌研究所出版的杨森著《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一书，对壁画中出现的蜀柱柱头式椅、二出头椅子、四出头椅子、早期围背椅子等有详尽的描述。书中提及莫高窟盛唐第23窟北壁、中唐第186及第200窟、晚唐第9第138及第141窟等，均有四出头扶手椅之形象，惜未提供详尽图片资料。笔者查询到晚唐第9窟北壁维摩诘图、五代第61窟东壁北侧维摩诘经变中方便品图及大佛光之寺图，僧人坐禅的椅子，不仅有弯曲的搭脑，还有腿间管脚枨，最接近我们目前熟知的四出头扶手椅。

　　左：莫高窟第9窟北壁 晚唐 维摩诘与富楼那
　　右：莫高窟敦煌壁画第61窟东壁北侧维摩诘经变中(五代时期)
　　从广泛收集的资料来看，早期的扶手椅形象都与佛教有关。1988年上海青浦县白鹤镇青龙村，村民开挖窑河时发现一座唐代水井，水井中出土长沙窑执壶2件。据《上海文博论丛》2003年第4期周丽娟撰文记载，其中一件釉下褐彩执壶上模印胡人手执长形乐器，偏坐于扶手前耸的绳床之上。

　　唐上海青浦出土长沙窑执壶 周丽娟 上海文博论丛2003.04期
　　该椅靠背虽矮，但扶手有出头，极可能是四出头椅。其靠背编织成网格状。发掘报告中认为这把高背扶手椅的式样与文献中所说的绳床极为相似。那么佛教世界之外的世俗生活中，是否有四出头扶手椅的存在？笔者尝试搜集唐代座椅的形象资料，流传最广者有二。其一为日本正仓院所藏赤漆欟木椅子。

　　唐 正仓院藏 赤漆欟木胡床
　　从造型上看，该椅扶手前端立柱向上出头，并非目前意义上的四出头。据崔咏雪书中110页所载，正仓院所藏大致是奈良时代光明皇后奉献佛前的圣武天皇遗物（公元756年左右），原件本已散乱，现为复原之状。椅面为编织物，即所谓胡床椅。从其用途上看，仍是佛教人士用具。

　　另一广泛流传的形象，是高力士之兄高元珪之墓中壁画。高元珪下葬于唐天宝十五年（756年），时为安史之乱次年，与正仓院藏品时代相近。很多书籍文章曾经引用该墓壁画线图，画中高元珪垂足坐于一大型椅上，线图清晰描绘出椅子带有直方扶手，并以此判定天宝至开元年间，已有四出头扶手椅在民间使用，至少是在贵族中流传。

　　唐高元珪墓壁画上的椅子线图
　　但笔者查询到《文物》杂志1959年第8期所载贺梓城《唐墓壁画》，文中插图显示该线图与壁画所绘不完全相同。

　　唐高元珪墓壁画上的椅子《文物》1959-8
　　插图显示壁画漫漶不清，实无法认定高元珪所坐为扶手椅。此类线图与实物不符的情状时有发生，还望今后的研究者予以厘清。
　　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市陶然亭唐何府君墓出土壁画，唐史思明天顺元年759年。墓主坐一搭脑弯曲的方材椅子，但似乎没有靠背。画面下部虽已脱落，但肘部位置应无扶手。

　　唐史思明天顺元年759年 北京市陶然亭唐何府君墓出土首都博物馆
　　建于唐代中期8世纪的宝庆寺释迦造像龛，有三尊流失日本，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释迦佛趺坐于宝床上，身后有靠背，直搭脑两出头。

　　唐代中期8世纪宝庆寺石佛造像 东京国立博物馆
　　云南剑川石钟寺石窟，始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寺中雕塑大理国南诏王阁罗凤、异牟寻议政像，所坐为搭脑出头雕龙首的宝座，无扶手。

　　唐 大理国南诏王异牟寻议政图，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
　　河北宣化张庆宗墓，墓主葬于877年。墓东南壁砖雕椅子、马球杆及灯檠，砖雕部分脱落，但比例上看出该椅为无扶手的两出头椅。

　　唐 河北宣化张庆宗墓东南壁砖雕877年
　　《考古》杂志1966年第1期载董振修《河北永平清理一座唐墓》，墓主时清为钜鹿人，葬于831年。文章提及墓室西壁有砖砌桌子，北壁上有茶几、椅子，东壁中央有灯檠。室内立柱、家具均涂朱色。惜未给出照片资料，砖砌椅子形象未知。

　　资料显示，除了佛教壁画之外，出土唐代实物资料中并无确凿证据指出扶手椅流行于民间。绳床虽早已随僧侣传入中国，但并未在民间广泛使用。带扶手的绳床似乎仅限于僧侣之间流行。《全唐诗》白居易（772-846年）诗云：坐依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印证绳床之类扶手椅只为僧人所用。
　　唐代处于席地坐到垂足坐的转型期，贵族士大夫注重礼教，仍多延续跪坐的习惯。上海博物馆藏唐代孙位的唯一真迹《高逸图全卷》，图中竹林七贤席地而坐，身依凭几，背靠隐囊，完全是魏晋风骨。

　　唐 孙位 高逸图全卷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但唐代的高坐之风，仍然造就了坐具的发展。按《资治通鉴-唐记》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辛卯条，记载唐穆宗坐在大绳床上见群臣，这种陈设恐怕是日后宝座流行于宫廷的肇始。唐代周昉的《内人双陆图》《挥扇仕女图》《演乐图》等，都有坐具的形象，甚至有椅子，但以杌凳类为主。
　　唐李济翁《资暇录》云：“近者绳床皆短其依衡曰折背样，言高不及背之半”。此即玫瑰椅式样的最早记述。其后两宋至明代绘画中，多见玫瑰椅的形象。
　　然而彼时处于坐姿更替的胶着时期，高坐可能仅仅是一股清流。甚至到北宋初年，《閒见录》记载宋太祖雪夜拜访赵普，设重茵地上，证明桌椅在宋初尚未普及于民间。杨文公《谈苑》：“主家造檀香椅子、桌子，斯固富者罕见之物”，显见宋初桌椅尚未普遍使用。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甚至讥笑当时妇人坐椅子杌子为没有法度，可见时人仍沿袭古风，尚有席地而坐的情况，但亦说明南宋时椅具渐渐进入居室生活。
　　唐代至北宋的数百年里，民间不曾流行四出头式扶手椅，是不争的事实。《韩熙载夜宴图》是最好的例证，全卷所绘的座椅，均为无扶手的靠背椅。故宫藏北宋张先《十咏图》，绘于1072年。图中四人均坐于灯掛椅上。

　　北宋 张先 十咏图 故宫
　　究其原委，笔者认为与唐代安史之乱和唐武宗灭佛事件有关。
　　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北方大部毁于战火，寺庙被毁僧侣逃散，北方佛教的发展受到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唐武宗灭佛。敦煌研究所陈双印、张郁萍《唐代佛教分期问题研究》一文认为，公元845年开始，唐武宗几乎毁掉了全国所有的寺院，寺院资产也几乎被全部没收，绝大部分僧尼被迫还俗，销毁佛经佛像无数。其后，公元955年，后周世宗柴荣即位的第二年，下诏大毁佛寺，境内佛法寺庙，除了有皇帝题字的可以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他尽毁。唯独敦煌莫高窟在吐蕃王朝统治者保护扶持佛教的政策下，避过了会昌法难，得以一脉相传。
　　这种情形之下，民众怀有对佛教的恐慌心理，为避免受到灭佛运动的影响，势必远离佛教场所，甚至连佛教用具也唯恐避之不及。由此心态造成以绳床为代表的扶手椅，自此不受欢迎。
直到赵匡胤夺得江山，吸取了三武一宗灭佛的教训，废止了柴荣灭佛的政策，恢复寺院重塑佛像，推崇佛法，佛教才得以渐渐复兴。

　　因此，灭佛运动毁了佛教，也间接导致扶手椅的流行滞后了两三百年。九至十一世纪的三百年间，我们很难看到扶手椅，尤其是四出头椅的身影。
　　在北方，与大宋朝对峙的辽代，出土多件坐具，比如辽代中期内蒙古解放营子、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娄子店乡上烧锅村、内蒙古林西县毡铺乡哈什吐村、内蒙古翁牛特旗、辽宁法库叶茂台7号辽墓出土的木椅等，以及辽代晚期河北宣化张文藻墓、宣化下八里张匡正墓、河北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辽墓出土的木椅等。

　　辽代中期辽宁省博藏 叶茂台7号墓出土
　　在南方，江苏江阴宋孙四娘子墓出土北宋木靠背椅，江苏常州武进区村前蒋塘南宋墓出土桌椅。

　　北宋江苏江阴宋孙四娘子墓出土木靠背椅
　　这些出土实物，均为无扶手的单靠背椅。
　　直到辽代晚期北京市房山区天开塔地宫出土（1110年）木椅，以及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1189年）西夏彩绘木椅，始见扶手椅的实物。

　　南宋 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西夏彩绘木椅
　　而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1189年）的木椅，终于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四出头椅。

　　金代中晚期1189 南宋中期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 8
　　山西绛县太阴寺现藏有金承安四年（1199年）款法澎大椅，经故宫出版社张志辉先生研究为法澎生前用椅，是当时一种特殊的禅坐用椅。与其相近的还有河南嵩山少林寺初祖庵，达摩所坐的四出头式大椅，应为宋元时期之物。

　　绘画、石刻、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五代至两宋时期的椅具多为无扶手的单靠背椅。例如五代董源的溪案图、洛阳河南古代壁画博物馆孟津新庄五代墓壁画、洛阳苗北村五代墓IM4729砖雕壁画、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北五代墓C8M1548砖雕壁画、河南禹县白沙北宋赵大翁墓前室西壁开芳宴壁画、陕西韩城盘乐村M218北宋墓北壁壁画、山西高平开化寺北宋晚期壁画、宝山2号墓辽代早期贵妇颂经图、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所藏南宋石刻、石门山第一龛南宋东岳夫妇造像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藏于北京故宫南熏殿，后被运往台湾的宋代帝王帝后像，除少数画像如宣祖、太祖、英宗、真宗后坐于宝座上外，多数帝后像座椅为装饰华美的靠背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上至宫廷，下到民间，无扶手的靠背椅是主流。

　　宋代帝王像
　　相较而言，这一时期的扶手椅形象则显得稀少零落。北宋初年，南唐后主李煜亡国之前，王齐翰961～975年间为翰林待诏，其创作的《勘书图》收藏于南京大学。图中主人翁勘书闲暇之间，悠闲的坐在椅子上掏耳朵，该椅为方材，搭脑及扶手出头，较阎德源墓出土的四出头椅早了约两百年。

　　五代南唐 王齐翰勘书图 南京大学藏
　　李公麟的孝经图，创作于1085年，图中两处出现四出头扶手椅。

　　北宋李公麟 孝经图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10

　　北宋李公麟 孝经图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8
　　台北故宫藏南宋画师张胜温梵像卷画册，绘于1180年，其中慧能、慧可大师的座椅最接近四出头椅。

　　南宋 张胜温 梵像卷-画册 台北故宫
　　南宋《五山十刹图》中绘有灵隐寺椅子及方丈椅，有着曲折的搭脑及扶手，出头花叶装饰，为寺院之物。
　　艾克《花梨图考》中的早期座椅形象，与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所藏十六罗汉图极似，应该也是僧人所用的坐具，即所谓绳床。

　　艾克 花梨图考中的椅子
　　上述零星所见的影像及实物，除宗教人物画之外，关于四出头扶手椅的资料极为少有，显见两宋之前，四出头椅并不普及，也没有达成完备的形制。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家具的使用基本延续两宋，除了交椅登堂入室，成为重要的坐具外，基本没有其他建树。元代画家刘元所绘的司马槱梦苏小图，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藏。图中司马槱头枕臂弯搭在椅子搭脑上酣睡，该椅亦无扶手。

　　元 刘元司马槱梦苏小图 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藏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元代赵雍《先贤图卷》，绘有一把两出头扶手椅，搭脑出头而扶手不出头，且无联邦棍，记录于此聊备一格。
　　江阴博物馆藏出游图石刻，两名仆从抬一顶轿椅，轿椅搭脑弯曲，座面软屉，有脚踏。惜未查到发掘报告，无法确知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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