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2020秋季拍卖会
　　清隽明朗——明清古典家具精品

　　专场预展
　　11月27日—12月4日

　　拍卖时间
　　12月4日（周五）晚上 6:00 顺延

　　拍卖地点
　　嘉德艺术中心B1层B厅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号）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阅电子图录

　　中国嘉德2020秋拍，《清隽明朗——明清古典家具精品》专场推出67件（组）拍品，黄花梨、紫檀、剔红、百宝嵌、漆木等家具和文玩，各展芳华。其中，一些罕见的珍品，再现大家眼前，此次便分享两件孤例，更期待您光临预展现场。

　　始于足下——黄花梨马蹄足四出头官帽椅
　　撰文| 谭向东

　　古代家具的造型往往遵从于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历代匠师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不仅体现了家具制造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更在舒适性及艺术性上达到极致，而无以复加难以超越。

　　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研究》指出，明式家具的造型规律之一是：有束腰家具多数为方腿马蹄足，而无束腰家具多数为直圆足。

　　但并非所有的家具遗珍都完全遵循这样的规律，他们超越常规的匠心，使得这些出乎意料的作品，不仅挣脱了世俗的桎梏，反而创造性的激发出艺术的灵感，散发出奇特的魅力，从而变得熠熠生辉。

　　这对马蹄足四出头官帽椅，就是这样不走寻常路，却成功的展现了古代坐具的另一种丰采。

　　Lot 3806?
　　明晚期
　　黄花梨马蹄足大四出头官帽椅成对
　　60.3×47.6×119 cm×2
　　RMB:?11,000,000-21,000,000

　　该椅的上部看去，是同类四出头椅中的翘楚，该婉转的地方，或蜿蜒旖旎，或兜转有力，或廻旋逡巡；每一弯，自有风情也各有千秋，但绝不拖泥带水。

　　下半部却峰回路转，由圆材改为方材，四腿八奓，以马蹄足稳健落地。腿间四面均装嵌壸门券口牙板，落于平齐的管脚枨上。

　　黄花梨马蹄足大四出头官帽椅成对 马蹄足细节

　　轻灵而健硕的马蹄，由略带奓度的方腿底部锼挖而出。椅腿最宽厚的地方，用于大进小出的管脚枨榫卯，以确保榫卯衔接处足够稳定。这样的处理方式，既考虑到实用的需要，又兼顾造型审美的艺术性，非艺高人胆大的匠师难以想见。

　　椅子劲瘦刚烈，不饰任何花纹，却以曲线殊胜，配合木色的淡雅，恬静中透出坚毅的秉性。唯一与众不同的是方材马蹄，彰显着个性。

　　经笔者检视《明清紫檀黄花梨家具传世量数据库》，总计417例黄花梨紫檀四出头官帽椅中，四出头为鳝鱼头多于平切，四足圆材多于方材，四足上圆下方者为数不多。无论款式造型如何，四足均以方材或圆材（或外圆内方）直落。而唯有此椅以马蹄足着地，是存世仅有的孤例。

　　需要指出的是，有部分四出头椅的椅盘下带束腰，与前述417例四出头官帽椅不同，严格意义上应属于四出头扶手椅，而非通常所说的官帽椅。典型的如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所藏，黄花梨鼓腿彭牙霸王枨扶手椅，该椅同款已知至少三件存世，其中一件曾经于嘉德艺术中心展出。另有香港攻玉山房藏两例，一为紫檀嵌云石霸王枨扶手椅，有束腰方材内翻马蹄；其二为一对黄花梨扶手椅，椅背编藤，扶手类似圈椅的弧形。美国赛克勒博物馆，藏有一例黄花梨方材四出头扶手椅，有束腰马蹄足，背板三段装嵌方形及圆形透空心板。上述四例扶手椅，椅盘下均有束腰。

　　纵观坐具种类中的官帽椅、圈椅、灯掛椅以及玫瑰椅，与本品一样无束腰而马蹄足的椅子，也极为鲜见，且只在南官帽椅和圈椅中出现过。说明此制虽少，却可以相互印证。

　　安思远著《中国家具》图例第5件之南官帽椅，搭脑略窄，背板光素，四足上圆下方，以马蹄足收结。

　　安思远《中国家具》图录

　　1986年6月5日纽约佳士得，和1988年10月19日纽约苏富比，同一对黄花梨南官帽椅两次上拍。其制式与安思远所著基本一致，相信出自同一堂。扶手及搭脑与腿足格角相交，腿间管脚枨为步步高赶枨。

　　苏富比纽约88年10月19日 佳士得纽约86年6月5日拍品

　　2006年9月21日纽约苏富比，一只黄花梨南官帽椅以现在看来极低的价格成交。其搭脑与前述相比略高略厚，扶手及搭脑与腿足以烟袋锅榫衔接，腿间四只管脚枨平齐。

　　苏富比纽约2006年9月21日拍品

　　弗拉克斯旧藏的一只黄花梨南官帽椅，曾于2012年6月展出，2017年9月14日上拍纽约佳士得。若非木纹的显著不同，其与前例很难区分，相信曾经是同一对的兄弟。

　　佳士得纽约2017年9月14日拍品

　　它们的兄弟可能还不止这两个。香港嘉德2013年秋拍，洪氏所藏一对黄花梨南官帽椅，背板纹理一致，应是一木所出。

　　嘉德香港2013年拍品 洪氏旧藏

　　上述5例，是南官帽椅中仅有的特例，与本品一样并不按照通常的规律制造。仔细观察上述5例，除了搭脑扶手与腿足折弯处，有的棱角分明，有的圆熟过渡之外，工艺特征上的区别在于扶手搭脑与腿足的链接方式，以及管脚枨的位置不同。上述基本分为两款，相信分别制作于广东和江苏。而同样的方腿马蹄足，以及座面下直牙条的做法来看，两地工匠存在相互的交流。

　　椅具中存世量最大的莫过于圈椅，目前不完全统计到486例（无束腰式）。而其中以马蹄足收结的黄花梨圈椅，仅仅出现过两例。

　　美国前加州古典家具博物馆，一堂四只黄花梨小圈椅，于1996年拍出。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萃珍》中语:“足下有马蹄，亦为椅具所罕见”。如果当年的王老有现在的数据统计，恐怕评价不止于此。

　　美国加州古典家具博物馆 小圈椅四件

　　《明式家具二十年经眼录》所载黄花梨小圈椅，据记载是由嘉木堂1989年提供给加州的古典家具博物馆，翌年馆内传来消息，遇见另一对同样的例子，由是合成为一堂四具。

　　经眼录 小圈椅成对

　　两例实为同款，且难得终成眷属，也算是古家具收藏史上的一段佳话。

　　其他椅具种类如灯掛椅玫瑰椅等，再无如此特例。

　　本场拍品之马蹄足四出头官帽椅，曾经在香港艺博会展出，笔者有幸观摩手赏。惊讶于其独特的造型，以及完好的保存状态，因此印象深刻。

　　香港艺博会

　　而本拍品又是四出头官帽椅中唯一存世有马蹄足的孤品，且难得成对。

　　此等遗珠，愿藏者珍之。

　　四合如屋 王所居之
　　——试论四柱架子床
　　撰文| 谭向东

　　“如屋……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帐也”------《类书集成》第三百七十六卷

　　中国古代卧具中，床的概念一直比较模糊而宽泛。无论大小高矮，只要上有面板横陈，下有腿足支撑，都可以称为床。它可以用来坐卧，也可以置物。比如坐具“胡床”、“绳床”，吃饭喝茶用的“食床”、“茶床”，带底座的桌案叫做“牙床”，放置笔墨用的“墨床”，停放尸体的“苓床”等等。本文讨论的范围，仅指作为卧具的床。

　　都可以作为卧具使用的包括架子床和罗汉床，它们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床体的高度以及是否有“承尘”。众所周知罗汉床是由榻和屏风逐渐结合演变而来，同样的道理，架子床则是带有承尘的帷帐，与床榻结合使用的结果。

　　最新的考古发掘显示，中国最早的架子床，出现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2018年夏季，在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考古成果展上，首次展出了成都商业街古蜀开明王朝晚期，王族船棺葬出土的漆床。这件漆床长约327、宽约143厘米。从考古人员历时8年修复的结果来看，这张巨大的漆床，带有坡顶的承尘。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乘蜀国与巴国、苴国交战之际，遣张仪、司马错沿石牛道伐蜀，蜀王开明十二世战败被杀，古蜀国灭亡。由此推测，这张漆床的年代，可能不晚于包山楚墓二号大墓出土的折叠床。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该床的床柱与起到辅助作用的落地立柱，都处于床体四角，可算作最早的四柱架子床。

　　先秦时代的室内布置，家具简质，却极有灵活布置之便，也因此而临时性的设施为多，支撑室内陈设的，下为几与席与床；上为幄，帟，幕，帐；中为扆（注：扬之水《唐宋时代的床和桌》，艺术设计研究2012年第2期）。足见那时幄帐是常用的设施，流行至两汉。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一套铜帐构。虽然木制帐架和纤维帐幕已朽毁，但经过复原发现，这是一种是四阿式顶长方形幄帐。

　　这种帐，用来垂挂帷幕，以分割空间并保持私密。

　　孙机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中，关于幄帐帷幔的记述，内容详实。

　　1971年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墓壁画，右侧室南壁壁画，绘于熹平五年。画中墓主人头戴黑冠身穿红袍，端坐帐中。壁画中的帐，与河北满城出土的帐如出一辙。

　　山西夏县王村东汉墓前室东壁，彩绘夫妇并坐图。男性墓主人端坐于帷帐内，身旁绘曲足几案。

　　两幅壁画底部虽然都漫漶不清，但可以想见墓主人均坐于床榻之上。

　　东汉晚期的河南洛阳朱村壁画墓，主室北壁西部绘墓主夫妇并坐图。帷帐之中的坐榻清晰可见，榻前置一几，主人旁边立男女侍者四人。

　　这种床榻和帷帐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广泛。

　　1957年辽宁省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年代在汉魏之际。墓内右小室右壁彩绘饮宴图，正中帷幄之内，一男一女分坐于方榻之上，榻间置一长几。

　　山西大同垃圾电厂北魏墓群9号墓，墓室北壁绘宴饮图，画面中部帷帐内端坐着男性墓主人。身后屏风露出二侍女，两侧各有侍者，面对食案及侍从。

　　山西太原市王家峰村徐显秀墓，墓室北壁的夫妻并坐图绘于北齐武平二年。正中的帷帐内，男女墓主人手持漆杯并坐于榻上，面前摆放食案。

　　山西太原第一热电厂北齐墓室北壁，绘主人并坐图，三位女性并坐于帷帐内，身后排列屏风。

　　及至隋唐，这种帷帐与榻的紧密结合展现的更为清晰。

　　山东省嘉祥县英山徐敏行墓出土壁画，宴享行乐图绘于隋开皇四年，描写了墓主人徐敏行夫妇生前宴饮场景。画中绛色帷帐开启，悬垂于榻两旁，夫妇二人正襟端坐于木榻上，面前摆满果蔬食品，背后设一山水屏风。

　　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龙门石窟等，多绘有维摩诘像，我们可以通过多幅维摩诘像，管窥帷帐与床榻的结合。

　　敦煌203窟正龛南侧的维摩诘像，绘于初唐。维摩诘坐于宝帐床榻上，凭几探身，手挥塵尾，目视文殊。画中可见榻与帐没有固定在一起。

　　同样绘于初唐时期的220窟东壁南侧的维摩诘像，已可见帷帐立柱位于榻角。

　　敦煌335窟北壁，初唐维摩诘经变图中的白色帐柱，立于榻上四角，显见此时帷帐已经移位于木榻之上。

　　另一幅知名的维摩诘像绘于盛唐，位于敦煌103窟东壁门南侧。居士高踞于床帐之内，凭几而坐，前置熏炉，后置屏风。宝帐的立柱与榻的颜色分明，可知立柱与榻分体而设。

　　159窟东壁南侧的维摩诘，绘于中唐。而第9窟北壁的维摩诘，则绘于晚唐。

　　时间推移至五代，位于敦煌第98窟的维摩诘所坐床帐，较清楚的揭示了帐与床的结构关系。帷帐的立柱带有柱础，着地而立。立柱与床榻之间，用绳索困扎，以这样的方式相结合，形成了架子床的雏形。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帐与床结合为架子床的演变过程，相信这一时期，佛教世界之外的民间起居中，架子床已经开始融入生活。这一点，在五代（或为南宋）《韩熙载夜宴图》中得到印证。

　　全图中两处出现挂有帷幔的架子床，床围板绘有山水。两张床的幔帐全部打开，用丝带系结于两侧。从帷幔悬垂的位置与枕头的关系可以看出，两张床均为四柱架子床。明代唐寅摹韩熙载夜宴图中，忠实的展现了原作的细节。幔帐仅仅的裹住立柱系结，也证明了所绘为四柱架子床。

　　北宋时期的壁画中，也有架子床的描绘。1996年福建省尤溪县城关第一中学二号墓，出土壁画中画出床榻图两幅。壁画位于墓室西壁，最上方悬挂一圆铜镜，铜镜下方绘一幅床帏幔帐，幔帐被丝带系于两侧。系结的位置并非裹住床柱，而是稍向内侧悬空，露出的部分未见床柱，可见该幅画所绘亦为四柱架子床。

　　由此可见，四柱架子床至晚于北宋即已出现，并融入百姓生活。

　　从广泛收集到的影像资料来看，所见均为四柱架子床或者四柱帐床（佛画中的宝帐）。值得一提的是，传为东晋顾恺之所画的《女史箴图》。该图有两个版本，一为大英博物馆所藏，据传为唐代摹本，具体到唐代哪个时期，有待查证。另一为故宫博物馆藏，标注为宋代摹本。

　　两版女史箴图，内容一致。其中第五段画一张悬挂有帷慢的床，床前有几。一女史侧坐床内，一只胳膊搭在围板上，面容严肃。一个男子坐床边栅足几上，鞋尚未穿好，回头看着女史。这是意在说明“出其言善，千里应之”，如果其言不善，尽管是夫妻，也要造成“同袁以疑”。

　　画面中床榻与幔帐的结构非常清楚，与敦煌第98窟的维摩诘所坐床帐相似。不同的是该床设围屏，床正面亦设曲屏，曲屏可以象屋门一样打开。但可以看出曲屏折处并无立柱，因此该床也是四柱式。

　　从广泛收集到的影像资料来看，到此时所见均为四柱架子床，或者四柱帐床（佛画中的宝帐）。而目前常见的六柱架子床尚未出现。甚至到了明中期，亦未见六柱床的影像。明代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张海，葬于明弘治十一年。其墓葬出土整套锡制家具明器，架子床明器为四柱式。

　　嘉靖年间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所绘清明上河图中，木作坊内打制完工的四柱架子床赫然在目。

　　直至明晚期，鲁班经匠家镜中才出现六柱架子床以及拔步床。

　　据此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四柱架子床的出现，远早于六柱架子床。这也符合由简至繁，由易到难的客观发展规律。

　　Lot 3818?
　　明末清初
　　紫檀有束腰马蹄足四柱灯笼锦围子架子床
　　211×141×228cm
　　RMB:20,000,000-30,000,000

　　本期嘉德上拍的紫檀架子床，正是这样一张四柱式架子床。
　　该床曾于1999年3月23日，上拍于纽约苏富比。

　　与本拍品极为相似的一张四柱床，纹饰基本相同，仅腿足略直，座面下牙条与腿足交圈处，以及牙条中部，镂雕透空如意云纹。其曾经于2003年及2010年，分别上拍于纽约佳士得及纽约苏富比，并曾著录于《ASIAN FURNITURE》一书第159页。该床历次著录均标注为虎皮枫木或龙眼木。

　　笔者查阅《明清紫黄家具存世量报告》，所见紫黄四柱架子床共计11张。比较知名的四柱架子床，如艾克《花梨图考》件25号；纽约佳士得1998年9月16日，黄花梨剑腿四柱架子床，现为湖州收藏家所藏。

　　而本场拍品之四柱架子床，是传世唯一的紫檀四柱架子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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