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2020秋拍中，一件馆藏级臻品将惊艳面世，它就是两宋之交文坛巨擘朱敦儒的《暌索帖》。11月16日和22日，中国嘉德在杭州、北京先后举行了两场朱敦儒《暌索帖》鉴赏会，邀请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大、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院校的业内专家，与嘉德同仁一起，就其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信息及重要学术、人文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

　　朱敦儒（1081-1159）
　　暌索帖
　　水墨纸本 册片
　　34.5×46.2 cm.约1.4平尺
　　鉴藏印：张珩私印、吴兴张氏图书之记、谭·敬、谭氏区斋书画之章、徐安、张文魁、张氏涵庐珍藏、五常鉴赏
　　释文：敦儒再拜：
　　益谦提宫郎中亲友。暌索岁月如此，彼此患难之余，徒勤怀想。夏暑方盛，伏惟尊履，万□。敦儒比蒙误恩，今已到官。力小任重，增以愧惧。才到，尘劳纷集，应接不暇，神疲力勚，如沉浮波浪中，不知身之为谁也。拨冗作启，不展万一。□晓须一到三衢，款晤有期，唯冀尽珍重理，不宣。敦儒再拜上。
　　益谦提宫郎中亲友坐下。十四日。
　　著录：《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壹），张珩著，第33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版。
　　出版：《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张珩》，郑重著，第110、148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7月版。

　　朱敦儒为两宋之际有“朝野之望”的文坛巨擘，他的才能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书法师法钟繇而自存风骨，其行草传世墨迹共有三件，一件藏于台北故宫，一件藏于上海博物馆，《暌索帖》为市场仅见的一件。《暌索帖》不仅是朱敦儒墨迹中书写最为精彩的一件，更是尺幅最大、字数最多、面貌最典型的一件。此札民国时曾为天才鉴定家张葱玉先生收藏。

　　出席杭州鉴赏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国嘉德首席艺术顾问、资深鉴定家尹光华，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邓子勉，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沈松勤，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系主任、教授陶然，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缪哲，中国文化与艺术史研究学者、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任道斌，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院长、中国古代书画传习研究所所长、教授张捷，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教授郑力，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书画鉴赏中心主任、教授吴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古代书画传习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林海钟，《湖上》杂志社社长李海波，资深媒体人林梢青等。

　　出席北京鉴赏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国嘉德首席艺术顾问、资深鉴定家尹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夏金史研究室研究员江小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书协理事朱天曙，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副教授顾歆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夏金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雷博，艺术史博士、青年学者郭怀宇等。

　　■- 鉴赏会现场剪影 -

　　■杭州·湖上
　　- 鉴赏会发言集锦 -

　　邓子勉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朱敦儒很有才华，诗、词等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今天很高兴来到杭州，能够见到朱敦儒法书的真迹。我整理朱敦儒的集子大概是在1992年，我的硕士论文是论朱敦儒及其词，后来因为到了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就顺便把他的集子做了起来。整理完后，就交给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书是1998年出版的。关于这个《暌索帖》，当时还没有看到这个信息，所以就没能收集进去，现在得到这个帖子的信息，又能看到真迹，非常高兴！

　　关于朱敦儒，他是南北宋之交的一位词人，在北宋已经四十多岁了，到了南宋大概活到79岁、80岁的样子。根据记载，他在北宋徽宗宣和中做过官，具体是什么职务没有记载过，但是很短暂的。在南宋初期，就是南渡的时候，有人说他有文武之才，还有人说他有治世之才，所以推荐他的人不是平白无故的，肯定有实践来证明的，所以说他在北宋肯定做过官。 

　　北宋时期，他在文坛上是有一定地位的。他的祖籍是江苏扬州，出生在洛阳，生活在洛阳。他的家庭比较优越，在南渡之前，他过着优越而疏狂的生活，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纨绔子弟。但是他很有才华，诗、词等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宋钦宗靖康年间，又有人推荐他出来做学官，他又推辞了，他好像对功名不是很热心。到了南渡初，因为天下大乱，北宋灭亡，君臣都在逃难，是往南方逃，朱敦儒也跟着逃。当时的逃难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往东南沿海的浙江等地，一是往两广，朱敦儒是往两广。在南逃过程中，再次有大臣推荐他，让他出来。这里面还包括中兴的大将张浚，曾上奏让朱敦儒到军营商议计策，这说明他在这方面肯定有一定的能力，但是他又拒绝了。仍继续南逃，一直逃到两广（广东和广西），活动于西江流域。绍兴二年（1132），大臣又推荐他，绍兴三年皇帝就下诏给他一个职位，然后他就返回了。他去的时候是走江西到两广，回来的时候是从两广经由湖南到江西。途中在临川和临江逗留，和当地的一些名流进行唱和。到了绍兴四年八月份左右，就离开了江西，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到京城，而是到了浙江的嘉禾（嘉兴）。因为他的亲家赵子昼在那边任官，我在想他还没有定居的具体地方，所以就依托亲家来住。后来又跟着赵子昼一起移居到衢州去了。这些都是在绍兴四年或五年的事情，绍兴五年底，他又到京城做官了，这是正史上的记载。

　　从绍兴五年底正式履新，一直到绍兴十九年，除在京城做官外，在外主要还是在江浙一带为官。绍兴十六年遭到弹劾，遂罢职奉祠，提举台州崇道观，在那边一直住到绍兴十九年致仕，绍兴二十年又回到嘉兴，就隐居了。绍兴二十五年，秦桧出于自己的目的，又强行请他做官，不久，因为秦桧去世，他也就再致仕了。但是这个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反响是什么呢？就是名声不好了，因为连高宗也说了，这个人不是比较清高吗，我给他官，让他出来做官，他一再拒绝，现在秦桧让他出来他就出来了。自己也比较懊悔，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秦桧是用朱敦儒的儿子来胁迫。这就是他大概的生平。

　　他的诗文集都已经失传，只有词集保存下来，叫作《樵歌》，又叫《太平樵唱》，保存还比较完整。至于说书画，南宋人对他的推崇记载还蛮多的，评价还蛮高的，至于真迹，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

　　我看到《暌索帖》以后，当时栾总和我联系的时候，一个是问时间，还有是问益谦到底是谁。我想，首先是信札中涉及到的人物，即益谦，我们现在知道的和朱敦儒同时代的，有三个人：

　　一个是宋贶，因为信札中有“亲友”二字，亲友的含义就是亲戚和朋友，开头说“提宫郎中亲友”，如果不是强调这一点的话，一般的写法就是“提宫郎中”或者写到什么职位为止了，其间或有亲戚关系，为什么提到这个话题？因为朱敦儒的外亲有姓宋的。

　　第二有两人，就是范冲和范仲熊。范仲熊，是我看了嘉德的介绍文字得知的。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范益谦”有可能呢？这是因为和朱敦儒有交往的吕本中等人的诗文中都提到了“范益谦”，而且还有“范益谦郎中”。不过，范冲和范仲熊是父子关系，不可能都字叫“益谦”，这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范冲为什么不对呢？查宋人的传记资料等，没有提到他字“益谦”的。这个“益谦”怎么来的？我查了一下，明清的著作中有篇“益谦座右戒”，雍正的时候编了一个《小学集注》，书中引了这个座右戒。后来《宋元学案补遗》根据这个就说范冲字益谦，现在的《全宋文》又根据《宋元学案补遗》说“一字益谦”，益谦就是从这儿来的。我后来又查了一下，这个座右铭宋人著作中是有记录，但是不叫益谦座右铭，它的作者叫张思叔，是程颐的弟子，这就出现问题了，所以我认为范冲的可能性不大。

　　另外一个，是范冲的儿子范仲熊，根据郭老师的文章，《宋代仙严题名石刻》中有“范仲熊益谦仲彪炳文”。经查，范仲熊可以和朱敦儒挂上钩。为什么？范仲熊曾于建炎年间谪居岭外，岭外指五岭以南地区，相当于今天的两广、湖南等相连的一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三年四月范仲熊除柳州（今广西）编管。又云绍兴二年九月临江军（今江西）编管人范仲熊许自便。又云绍兴四年十月范仲熊叙右承事郎。也就是说范仲熊先被贬谪至柳州，后又谪居临江军，直至绍兴四年才被起用。即在建炎和绍兴初年，在两广、在江西，朱敦儒与范仲熊有交往的可能（朱敦儒绍兴四年八月曾在临江军与人唱和，参见拙著《樵歌校注》附录三“交游考”。）信札中有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彼此患难之余”，“患难”所指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另外，其间大臣一再推荐，朱敦儒反复拒绝，皇帝最后下了一个诏，“昨蒙误恩”或指此，信札应该是他初次履新时候写的。也与吕本中等人文集中提及与范益谦诸人交往的时间吻合的。

　　不过，吕本中的诗中还有一首是“和范仲熊舜元”的，其诗既有范益谦，又有范仲熊。“舜元”当为范仲熊的字，这又与字益谦有点矛盾，就是范益谦与范仲熊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不是，那就是同兄弟、或同宗的人。检祖无择《龙学文集》卷十三《祖仙传》有跋，末云：“淳熙丙申正月十七日高平范炳文晦叔书”，吕本中有《与范益谦、炳文、叔仪步月》（一云《与诸范步月》）一诗，知范益谦、炳文、叔仪当为兄弟行，由范炳文字晦叔，知范益谦之“益谦”当是名。

绍兴十六年范仲熊被右谏议大夫汪勃弹劾，朱敦儒也是同一年被汪勃弹劾的，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因为与范仲熊和朱敦儒交往的，有不少是共同的一批人，其中有些还有一定的名声，如赵鼎、吴说等（范仲　　熊是赵鼎的女婿）。

　　综合前文所述，我觉得这封信札中所云，与他第一次履新前后事件有关。

　　尹光华
　　中国嘉德首席艺术顾问、资深鉴定家

　　《暌索帖》有它特殊的意义，它的出现就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鉴定朱敦儒作品的一个通道。

　　我的那篇文章是急就章，我对益谦这个上款人真的所知甚少，不敢对他有什么深的考证。起初我偏向于宋益谦，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后来郭先生找到了一些其他的证据，认为是范仲熊。我认为他考得有理有据。我的文章更偏向于对这件作品的鉴定方面，写了一些意见，写了他的书法和历史记载有什么关系。有很多古代的，尤其元以上的东西，我们见得都比较少了，要鉴定它，重要的依据之一就是历史的记载。

　　历史对朱敦儒绘画、书法的记载还比较多，他的绘画能力其实很强，元代的鉴定家、美术史家汤垕认为他的画是南渡以后士人的画，就是士夫画。黄宾虹把士夫画看作是中国绘画当中最高级的画，比文人画都高。因为他认为士夫都是有担当的文人，对国家有担当的人才能称为士夫。汤垕讲到南渡士人画家时，提到三个画家，朱敦儒放在第一位，第三个是江贯道，江贯道是中国历史上很有才能、很有水平的一个画家，居然可以把朱敦儒放在他的前面。汤垕是很有眼力的一个美术史家，他能这样说，那朱敦儒一定是有水平的。

　　另一个证明他绘画水平之高的就是宋高宗经常会把他和米友仁请到宫里一起画画。高宗皇帝是南宋顶尖的书法家，而且，高宗的眼力不差，收藏了很多南宋以前的书画名作，具有超高的鉴赏能力。高宗把米友仁请过去，当着他的面叫朱敦儒一起画，他在旁边欣赏，可见朱敦儒一定不是平庸的画家。可朱敦儒不愿意别人误以为他是个御用画家，所以他在外面就说自己不会画画，只是请人代笔而已，估计因此而不愿对外一露身手。所以至今未见有他的画作传世。

　　不过他的书法不仅有传世，史传记载也还不少。他的小楷书曾得到朱熹的高度评价，称之为“精妙醇古”，深得晋代钟繇神韵。他认为同时另二位名家黄伯思、陈景元都不如他。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朱敦儒唯一一张小楷在日本，《定武兰亭》的后跋，烧过了，只剩十九个字，确实有钟繇的味道，但又不完全像钟繇，还有自己俊朗的一面。钟繇（的书法）是圆厚的，章法亦很平稳，但工稳中有雅致逸宕的味道。而朱敦儒的小楷，圆重中每露锐利之笔，行间时露不稳处，有些字故意向左右歪斜，可见他要打破小楷平稳的格局，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虽然只有十九个字，却已可见他自信和自负，他不愿意墨守成规。

　　定武兰亭拓本后朱敦儒题跋( 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

　　董其昌曾经这样评价过宋人书法，他说：“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仅用这一点来概括评价整个宋代书法，并不全面。因为宋四家及宋代其他有成就的书家包括朱敦儒，都有过向古贤学习的阶段，他们对晋唐诸家都有取法，并最终自成一家的。而朱敦儒则既学钟、王，也学颜（真卿）、杨（凝式），以及苏东坡、黄山谷。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尘劳帖》，就既有颜、杨的趣味，又有苏字的气韵。包括它浓黑的墨色，咄咄逼人，亦与苏字相似。它特别拉长的横画，夸张的左右伸展的撇捺，就像鲲鹏展翅一样，应该也是从黄庭坚书法中获得的启发。我们今天所见的《暌索帖》里的字，大多是收紧的，但很多横画却是开张的，它从紧密的格局里舒展出来，让全局立即生动起来，整体构图也有了变化。比如“提”字的起手一横，又粗又长，别人不会这么写，这是他自己书写的特殊个性。史载朱敦儒是很自负的，从他的书法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拘泥于前人的法度，不管是小楷还是行草，不但朴厚大度，又时露俊朗潇洒的风神，气骨高远。朱熹说它“精妙醇古”是一点也不错的。

　　《尘劳帖》（现藏台北故宫）

　　除上面某些特点外，我还想说说他的落款，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朱敦儒墨迹共有四件，日本藏的《兰亭跋》、上博藏《米友仁潇湘图跋》、嘉德征得的《暌索帖》，以及台北藏《尘劳帖》。《兰亭跋》、《潇湘跋》有年款，分别作于绍兴十四年甲子及绍兴十五年清明后二日，《暌索帖》今基本可考定作于绍兴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而《尘劳帖》书写最老辣，“横斜颠倒”，当是他极晚之作。

　　这几件六十四、五岁左右的作品的落款“敦儒”二字，写得几乎一模一样，特别是“敦”字，差不多仅以一、二笔写成，左傍的反“文”，更是一笔直下然后稍向外撇而已，一笔代替了“文”字四笔，可说是简化到极致。“儒”字将左右结构挤紧，与“敦”字组成一个上尖下宽的宝塔形。这种完全相似的落款，就像一组花押，成了这四件墨迹的固定落款，很有装饰性，很有设计感。这种富于设计感的草体简化字落款，不只是朱敦儒作品落款所特有，很多宋人书札落款中亦常见到这种“自以己意”为之的变体的款字。而这种除自己及很熟悉的亲友才能辨识的落款形式，在元、明、清书札中则几乎不再流行。这也成了我们辨别宋人书札的一个标识之一。而朱敦儒四墨迹几乎一模一样的款字，更为我们辨别它们的真伪作出了有力的佐证。董其昌说“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这种落款形式，也是“自以其意作书”之一罢。

　　在四件墨迹中，《暌索帖》既有他楷书的体貌，又带有行草的笔意，既有钟、王、颜、苏等人的风韵，又有杨风子、李建中等人的脱略率意，它的出现把其他三件作品的血脉都贯通联系了起来，因此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就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鉴定朱敦儒作品的通道。

　　刚才，有朋友问我，将近九百年了，为什么它保存得这么好。我告诉他，书札一般都装裱成册，少见阳光，不沾灰尘。不像手卷、立轴，会经常打开，容易磨损。还有人问我，宋人书札是不是尺幅都很大？确实是这样，不过它在宋人书札中算是很大的一件了。元代以后书札逐渐缩小，到清代则更小，一通信常要用几页甚至更多信笺了。而宋人大多用一页纸。

　　《暌索帖》的书写年代，我和郭怀宇先生都初步考定其为绍兴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因为都已见诸嘉德的图录及通讯，就不多赘述了。

　　沈松勤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宋人在这种制度之下，他的人性充分发挥以后，他在模仿当中有创新，仿中求变，包括书法也好，诗歌也好，都体现这点。

　　为什么要讲秦桧，因为他（朱敦儒）曾教秦桧的儿子写诗，这是大时代背景之下的一个士大夫不能个人左右的事情。秦桧当时治理国家时，得到很大一批人的认同。比如富平之战，朝廷很多人都反对，但是张浚一定要打，结果刚刚积蓄下来的气势被毁掉。秦桧出来以后，两国不再打仗，得到老百姓以及一些官员认同。像岳飞这件事很复杂，不能完全归在秦桧身上。其实在党派之争当中，秦桧也是奉了高宗的旨意。到了绍兴十五年以后，绍兴九年进行和议，绍兴十一年和议确定，两边不打战了，确实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原来主战的官员也倾向秦桧这里去了，比如秦桧做寿，好多词人本来是反对秦桧的，比如张元斡，写的祝寿词都很肉麻的。朱敦儒到秦桧家里教他儿子写诗，这不能怪朱敦儒，这是时代风气所致。

　　在秦桧那里，他后来把赵鼎这批人全部贬了，这个过程比较安定。后来张浚一上来以后就反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张浚北伐，又是全军覆没。历史是很复杂的，很多人物与事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可以用对与错来评价的。在这个问题上，朱敦儒，也正因为他和秦桧的关系受到有一些微辞，但是放在历史大环境中，也不能说他个人品质坏不坏的问题，提不上这个问题。

　　我想讲讲刚刚尹先生提到的书艺的问题，我平时读帖也很多，自己不会写，但是很喜欢读。其实这涉及到整个宋代的文化精神的问题。假如说苏轼、黄庭坚、米芾。在清代或者在明代，出不了大家，只有在宋代才能成为书法大家。比如说写意，刚才讲了简单的字，包括这幅字当中的险中求胜，这种平衡当中找到平衡，也是和宋人制度之下的文化繁荣息息相关。当然，南宋画院派另当别论。在宋人制度文化当中，士大夫的一种精神得到了充分的激发，这是我们从文学作品中来看。而书法更形象，他不会按照前人一步一步来写。比如说汉唐著经，宋人著经就是写意，我拿经来树我的道、树我的意、树的文化价值观念。宋代的书法，包括有一些士夫画也是这样。最近我看到BBC拍了一个电视片，《伟大的时代—宋代》，这倒确实讲到点了。包括王国维也好，北大的已故的邓广铭先生也好，都提出宋代文化是空前绝后的。这个空前绝后表现在多种文化载体、文化形态上，包括它的史学、文学、绘画、书法，都是高峰。这个高峰高在哪里？它就高在士大夫这样的一种性格，生活的多元性，他的思维模式。当然在封建政治下，他们肯定有束缚，但相对来讲，得到充分的发展。

　　我们对宋代文化要特别重视，我看了这件作品以后相当的羡慕，我不像尹先生一样是字画的专家，尽管喜欢，没有研究。但是从它里面散发出来的一些东西，确实是宋代文人画的具体表现。不受任何的拘束，但是有法度，有规矩。如果没有法度，乱创就不是艺术品了，宋代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宋人在这种制度之下，他的人性充分发挥以后，他在模仿当中有创新，仿中求变，包括书法也好，诗歌也好，都体现的这点。书和画、诗文创作都是相通的，否则这个时代出不了唐宋八大家，六家在宋代。毛主席对宋词评价很低，其实宋词好多是超越唐诗的，或者说它创造了另外一种风格形态。我们艺术“若不创新何以持续”，就是在创新当中能够独创，这是艺术的生命。

　　诗也好，文也好，书法也好，画也好，包括后来南宋后期的篆刻，都是空前的。而且后人当中，包括刚才说的董其昌，还有清代的扬州八怪，其实他们也认识到这点，你老是在唐代、明代之下复古，诗人、诗文都要是唐以前的、先秦的，但是复古了以后又能怎么样呢？你能不能超越前面呢？没办法，所以清人对这个问题也有所反思。

　　讲到这里，归结到一点，对宋代比如像这样的研究要重视，这对我们当代有很大的启示，我们现在说要创新，怎么个创法，宋代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陶 然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系主任、教授

　　相比同时的人，不管是他的词也好，书画也好，朱敦儒具有着典型宋代士夫风采。

　　宋代人的诗词非常有带入感，就是说我们会非常想要和他们面对面去交谈，哪怕就是说坐在他面前听他说说话，听他说那些日常的话语都觉得很幸福。相隔这么多年，我们读明清人的东西感受没有那么深，我们始终觉得我们之间有隔阂的，你很高大，你很美满，你很令人崇敬，但是我们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读宋代人的东西，会感觉到距离相对比较小，我想这个和宋代人在文学里、在文字里，包括像在书法里，展现出的那种随性、率意的人格风范是有关系的。

　　朱敦儒在整个宋代词坛上，似乎比不上其他那些大家，我们一般不会把“词坛大家”、“词坛领袖”这个帽子贴到朱敦儒身上。有时候我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从读朱敦儒的词本身来说，我们会感觉到如果他在另外一个时间段，他的成就或者说声望应该不止如此。但是他恰恰处在南北宋之交，从他词里的表现模式来讲，我觉得一个很明显的特色是个性化很强。这种个性化的表达，也就是尹先生讲到士夫画的表达。士大夫画、文人画这个意象，是从苏轼以来的趋势，朱敦儒是站在这个潮流之上的。这不仅是朱敦儒个人的东西，而是整个词发展的总体趋势。我们今天“清都山水郎”这个标题，非常能够体现朱敦儒北宋时期在洛阳疏狂的生活。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可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继续满足自己的人格和精神状态。

　　但靖康之变，让他经历了双重的不幸。一重不幸是他的命运发生改变，我觉得这对于他来讲，对于其他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折。另外一重不幸，就是从文学上来讲，正好他的同时代有比他更能够展现这个时代的词人，比如说李清照，他们能够把握住时代转向带来的影响。而朱敦儒的词里，除了部分像《相见欢》、《念奴娇》几首词以外，宏观上看，他在南宋时代写的词和在北宋时代写的词有一脉相承的地方，特别是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的东西比较多。从个人来讲，我还是很敬佩这样的人，他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一直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之中，始终不愿意和这个时代，或者说和政治有更多的勾连，这和他的性格有关系。

　　朱敦儒受到那么多人的推荐，那么多人认为他有文武之才，我想他不是没有表现的机会，这也就涉及到我们对于宋代人的一种心理状态的把握。我觉得朱敦儒的内心世界里是非常自傲的，但是这种自傲可能最好的结果是保持在他的内心世界之中，如果一旦介入到实际的政治、实际的纷扰的仕途之中，可能会带来矛盾，就像他《暌索帖》中讲到的“愧惧”之感，反而会使得他的才干不能很好的表现出来。我把这个也理解为朱敦儒人生选择上的一定悲剧性，是在这个特殊时代上造成的。

　　从词的表现来看，朱敦儒有点夹在中间。同时代有李清照，稍晚有姜夔，再晚有比他更有英雄气质的辛弃疾。而且，他们的词对我们认识那个时代明显是更有作用的。相比同时的人，不管是他的词也好，书画也好，朱敦儒具有着典型宋代士夫风采。

　　另外，我顺便提及一下邓先生刚才讲的“益谦”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阅读《暌索帖》的主要关键问题。我查阅一些材料后，觉得范仲熊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因为范益谦是赵鼎的女婿，而我们知道赵鼎在南宋的时候就住在衢州，有赵鼎的墓志刚刚出土，虽然在文献上，或者文物上，不一定有很高的价值，但对范氏和赵鼎家族在衢州的这段因缘还是有证明作用的。

　　缪 哲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这件是很典型的宋字，坚实，墨重。

　　任道斌
　　中国文化与艺术史研究学者、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我以前看过《唐宋词一百首》，这本书印刷量很大，100多万册，其中南宋的词人大概有20个左右，朱敦儒就在其中。他在词的地位上应该是很高的。这件又经张葱玉先生收藏，那绝对是好东西。

　　刚刚沈先生和尹先生讲到宋代艺术的尚意，这点在《暌索帖》里面反应的非常突出。字的横竖点撇之间、结构之间都能反映宋人尚意的追求。这个帖子是活的帖子，它记录了一个历史时期，而且非常真实。是我们了解朱敦儒以及他生活的时代，最具体、最生动、最稀缺的作品。

　　林海钟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古代书画传习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第一眼看到这个真迹的时候非常的震撼，墨气淋漓，墨迹非常黑，我想应该是松烟墨。松烟墨，到现在其实已经做不出这样的墨了。

　　吴 敢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书画鉴赏中心主任、教授

　　朱敦儒的词，说实在我以前没有那么喜欢，在我心目当中两宋词人比他厉害的还是有很多。但是今天看了这张作品，我对他的认识大有改观。以前读他的词作，觉得他有点轻狂，有点装，但是看了他的这件作品，我觉得他写的很见性情、很自然，深得钟繇之髓。所以我认为书画作品有时候比文字可能更真实。我相信他在书画作品当中流露出的情感是无法作伪的，而且我也相信像刚才沈老师说的，他和秦桧父子的关系，可能有很多不为旁人所知的一些缘由。

　　张 捷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院长、中国古代书画传习研究所所长、教授

　　朱敦儒的书法从晋唐而来，除了自然之外，我觉得还透露出他那种疏狂的气质。他的字收放自如，感觉像收敛，往里收，但字里包含了他很倔的一面，他骨子里很多气质都能从里面透出了。

　　在宋代词人里，朱敦儒在一段时间里是相对自我封闭的词人，他对外面有若即若离的排斥。这种精神状态，其实也能在他的字里行间看见。他的字感觉很有力，很倔强，很沉厚，特别的耐看。从书法的角度看，他融汇了晋唐很多法帖的起承转合，书格更高，极其难得。

　　郑 力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教授

　　这件《暌索帖》信息量很大，朱敦儒的字里有钟繇，有颜真卿，他把好多源头都统一在一起，又有自己的面貌，比如像“力”，横折用了很多侧锋。还有一些流露他个人天性的东西，比如“波”字。写得好的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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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嘉德艺术中心
　　- 鉴赏会发言集锦 -

　　郭怀宇
　　艺术史博士

　　通过这件我们可以看见晋唐书风的法度和北宋书家推崇的自由和抒情性都是有所体现的。因此，这件书札的书法史意义不容小觑。

　　早期的宋元书札只有鉴考结合才能搞清楚。首先要看时代风格，和年代特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第一次见到《暌索帖》，直接反应就是去找朱敦儒其他存世的作品，比较它们的风格，是否与其他存世4件作品可互相印证。这件作品从很多细节来看，书写水平比较高，没有后来伪造的现象。北宋的书风比较自由，趋于抒发内心的感情，相对比较少的师法古人。但是南宋初期很多人主张复古，赵构，吴说等人都是南宋初主张从古人作品中获得经验的，他们也能看到一些前人的真迹。之前研究书法史的学者，说朱熹学习曹操，但实际上是学钟繇，也说明南宋书家注重古法。而朱敦儒也是这样的书家，文献中记载朱敦儒学钟繇，又能学晋唐。一个人书法的评论不是空穴来风，现存《凤墅帖》中保存的朱敦儒楷书《太夫人挽辞》就明显是学钟繇的。同时朱敦儒也是受到北宋尚意时代风尚影响的，通过这件我们可以看见晋唐书风的法度和北宋书家推崇的自由和抒情性都是有所体现的。因此，这件书札的书法史意义不容小觑。此外，我考了一下《暌索帖》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绍兴十五年六月十四。我查阅了一些书札作品，发现宋代很多书家都会写日期，注明日月，但很少写年。这个书札只写了日，我在想这个信应该是当月就能寄到，写作的人和收信人的离得应该比较近，如果要耗时很长时间，一定会写清月份的。根据朱敦儒的生平经历，特别信中提到他履任新职，且要到三衢的说法，我想当时他定是在浙江，是在任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时候写的信。

　　还有就是有关上款人是谁？我查了很久的资料，发现衢州地方志中的《宋代仙严题名石刻》中有“范仲熊益谦仲彪炳文”于绍兴八年到此的记载，时人张嵲在《紫薇集》中存有赠予范益谦和范炳文兄弟的诗文，时人吕本中在《东莱诗集》中亦有写给范益谦与范炳文等兄弟的诗文。可以说明范仲熊字益谦，生活在南北宋之际。《暌索帖》称收信人为“益谦提宫郎中亲友”表明此人担任（或曾担任）“郎中”一职，又与朱敦儒同为“亲友”，说明其祖籍或生活在洛阳。这些仅有的“信息”皆与范仲熊的生平相符合。而所谓“提宫”，应指范仲熊所担任过的某一宫观的提举或提点。宋代在真宗朝以后常以此类职位安置冗官或暂时赋闲的官员。目前宋史研究中对于范仲熊有涉猎者是极少的，此一书札则弥补了范仲熊在史书中所失载的仕宦经历，即其在绍兴十五年六月之前，曾担任（或担任过）某一宫观的提点或提举。

　　顾歆艺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献专业副教授

　　《暌索帖》及朱敦儒的其他三种墨迹和一个刻帖，以及朱熹、赵孟坚、周必大等人对他字迹的评价，足以说明朱敦儒是一位颇具水准的书家。

　　关于《暌索帖》的时间、地点及收件人的考证，我赞同郭怀宇先生的意见。此外，我有两点感想，补充一些文献资料。

　　一是对朱敦儒其人的认识。艺术品也是史料，可以促进我们更加立体全面地看待一位古人，理解他的时代。后世以词人面目出现的朱敦儒实际上具有诗、词、书、画多方面的才能，其诗名在当时比词名更大，只是由于人生坎坷、世事变化，诗集并未流传，诗作大量散佚（《全宋诗》辑得诗九首及若干单句）。我们考察朱敦儒年代稍后的南宋人涉及他的一些记述，可以说明这一点。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岩壑老人诗文》一卷，称朱敦儒“初以遗逸召用，尝为馆职。既挂冠，秦桧之孙壎欲学为诗，起希真为鸿胪少卿，将使教之，惧祸不敢辞。不久秦亡，物论少之。合有全集，未见。”这里虽与《宋史》本传记载略异，但都是说秦桧让朱敦儒教他后代如何写诗。朱敦儒本来是有更大规模诗文合集的，但陈振孙已未得见。再如《宋史艺文志》记载“《朱敦儒陈渊集》二十六卷，又《词》三卷”，后代仅余词三卷《樵史》，大量诗文失传。又如刘克庄《后村诗话》，不仅保留了朱敦儒一些诗作，还记录了他有《猎较集》若干卷。此外，周必大《益公题跋》之《跋汪季路所藏朱希真帖》说曰“今观其字如其诗，其诗如其人。后世不待识面，当知为伊洛盛流矣。”诗如其人、字如其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朱敦儒本人《鹧鸪天》“我是清都山水郎”词也说自己“诗万首，酒千觞”，其诗作不可谓不多。在南宋中后期的朱熹、陆游、周必大、刘克庄等人看来，两宋之交的朱敦儒就是志趣雅洁的先贤，他们对他的评价都是比较公允的。

　　二是对朱敦儒在书法史上地位的认识。其《暌索帖》促进了我们对宋代书法史料的挖掘。书法史上我们往往关注的是大家，但有些并非特别醒目的书法家却可以使书法史变得更为丰满和连贯。《暌索帖》及朱敦儒的其他三种墨迹和一个刻帖，以及朱熹、赵孟坚、周必大等人对他字迹的评价，足以说明朱敦儒是一位颇具水准的书家。仅以《暌索帖》而言，朱敦儒的行草书既有复古严谨的一面，也有宋人尚意的一面。如赵孟坚所言，他比较明显地受到了杨凝式的影响。除赵孟坚《书法论》说“中兴后朱岩壑横斜颠倒，几若杨少师”外，《研北雜志》也有一条记载：“朱希真自谓‘加数年，吾书如鬼矣’。赵子固云：‘书成鬼，当是杨风子鬼耳！’”可见这是南宋书画大家对朱敦儒书法的一种评价和认识。我们由此想到赵构《翰墨志》中的一段话：“杨凝式在五代最好能书，每不自检束，号‘杨风子’，人莫测也。……在洛中往往有题记，平居好事者，并壁匣置坐右，以为清玩。“联想到朱敦儒南渡以前一直在家乡洛阳生活，洛中崇尚杨凝式的风气大概也给予他影响吧。

　　张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新发现的文献，不仅可以丰富历史叙事，而且有激活古人生命的重要价值。几百年后的今天，朱敦儒这件《暌索帖》，将范仲熊重新带入了大众和学者的视野。

　　书法我不懂，仅能从文献学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同意郭老师的考证，上款人确实是范仲熊。据史料记载，范仲熊的父亲范冲早在建炎四年知衢州时，就与赵鼎都定居于此了，宋代石刻题名中也有绍兴八年范仲熊兄弟在衢州仙岩洞游览的记录，直至绍兴二十年，范仲熊的弟弟范仲彪才因避祸移居福建崇安。这与信中所云朱敦儒要到衢州与范仲熊相见可以吻合。顺便说一句，信中“昨晓须一到三衢”原来觉得难解，细想也可以讲通，就是昨个才知晓需要到衢州一行的意思。

　　另外，新发现的文献，不仅可以丰富历史叙事，而且有激活古人生命的重要价值。范仲熊在历史上虽有记载，但留意者不多，几百年后的今天，朱敦儒这件《暌索帖》，将范仲熊重新带入了大众和学者的视野。原来范仲熊的生平也是不平凡的，性格和朱敦儒亦有相似之处，他早年在洛阳和吕本中、陈渊等人交游，亲近理学，可视作道学羽翼；靖康年间任怀州河内县丞，领军与金兵战，被俘后不降被释回，授吏部员外郎；又著有《北记》，有范氏史学著述的传统，可谓能文能武。建炎三年因受苗傅和刘正彦事件牵连被除名编管柳州，绍兴二年九月后始许便宜居住，绍兴四年叙右通直郎，与差遣；绍兴十六年官阶为右承议郎，以事至行在，被人弹劾，诏令临安府差人押出界，日后不得至行在，估计仍是受了苗刘之变的影响。但是赖朱敦儒这封信，我们知道绍兴四年后某一时期他曾为某部郎中，不过至朱敦儒绍兴十五年写信时，范仲熊已提举宫观退居衢州。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就相对丰满了。对于理解这件书法作品也是有意义的。

　　朱天曙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书协理事

　　朱敦儒也是宋代文人书风的代表。过去书法史上没有太重视他的作品，随着书法史研究的继续深入，朱敦儒在宋代书法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

　　宋代书法史上，北宋我们常常讲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四家”，近人沈曾植又把南宋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四人称为“南宋四家”。朱敦儒是北宋和南宋之间的著名词人，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其实他也是宋代文人书风的代表。过去书法史上没有太重视他的作品，随着书法史研究的继续深入，朱敦儒在宋代书法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今天有他传世的几件墨迹，不应该忽视他，这些作品为我们了解宋人书风提供了重要的标本。

　　《暌索帖》是典型的宋代人的书法风格。朱熹认为他书学的源头是钟繇，赵孟坚认为是杨凝式，这些影响都不应该忽视。我认为，一个书家风格的来源可能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同时代人的影响。我从这件《睽索帖》中还看出来米芾、蔡襄的影子。蔡襄比他大近七十岁，米芾比他大三十岁，时代很相近，他们很有可能对朱敦儒产生直接或是间接的影响。其中的“蒙”写法和蔡襄《扈从帖》中的写法很象，“亲友”的“友”字，“岁月”的“月”字等字形跟米芾《蜀素帖》中的写法很相似。从书风的角度来看，他的书风来源应该不是单一的，除了朱熹提到的学钟繇，赵孟坚说到的学杨凝式之外，可能还受到蔡襄、米芾等前辈对他的影响。

　　丁小明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

　　字写的很好，不是一种工整的形式，而是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写得率性，书法境界很高，完全展现出宋人尚意的风尚。

　　朱敦儒《暌索帖》不是孤本，有其他存世作品可作参考。这个帖是什么？是一封书信，准确的来讲应该是“启”。所以我觉得《暌索启》更本原一点，因为它本身是书信。我们后人认为是重要的作品，所以称之为“帖”。

　　关于“昨晓”或是“昨晚”，“须”或是“次”，我觉得从语意来看，“昨晓”和“须”还是合理的。其次，我认为这件是内容和书法的矛盾统一体。书写的格式是最高规格，非常的恭敬，上款和落款都是双款，在宋人的书法里有，但是不多。它的字写的很好，不是一种工整的形式，而是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写得率性，书法境界很高，完全展现出宋人尚意的风尚。这种放松的书写状态与书写形式上的毕恭毕敬形成了矛盾的综合体。朱敦儒是注重法度的，他拓展了“意”的方面，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性情，但同样可以看见他深厚的功力。

　　江小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夏金史研究员

　　《暌索帖》不仅是朱敦儒存世作品中最精彩的一件，也是集中体现宋代书法风貌和文人士夫精神特质的典型作品之一。

　　朱熹和赵孟坚对朱敦儒书法的评论，立场不同，对象也不尽相同。作为学者和理学家，朱熹对书法抱持的理念和艺林中人是不一样的，他强调写字要有古意古法，要严谨笃实。实际上，朱熹对本朝书风是不满意的，认为苏黄米们把字写歪了。所以他对于有“汉魏古法”的作品特别赞赏，对朱希真的褒扬也是针对其小楷作品而发的。从朱敦儒《定武本兰亭题跋》残字可知，朱敦儒的小楷是极有功力的，对钟繇的取法也是没有疑问的。赵孟坚似更看重朱敦儒书法的意趣，特别是朱与杨凝式的渊源关系。

　　刚才朱老师也说了，书法家的作品面目往往是多样的，不同时期的风貌和格调也会不同。从文献记载可知，朱敦儒不仅精于小楷、行草，也擅长篆隶榜书，只是后者今已不存。

　　他跟杨凝式确有关系，这以《尘劳帖》表现得更为典型。顾老师的观点很有意思，朱敦儒作为洛阳人，他多少会受到当地寺壁僧舍杨氏题记的启发，这对我们理解书风承继接续的枢纽或节点会有启发。

　　我认为，《暌索帖》不仅是朱敦儒存世作品中最精彩的一件，也是集中体现宋代书法风貌和文人士夫精神特质的典型作品之一。临纸可以想见其为人风度和书写状态，心绪情怀与笔底波澜完美统一、若合符节。所谓“尚意”书法，这是一件很好的标本。

　　深入了解朱敦儒的墨迹心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宋人的精神特质和审美趋向。学界对其诗词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对其书艺丹青的研究还很不够。

　　朱敦儒年轻时率性自为，自视也高。南渡之后有所收敛，似有今是昨非之慨，又值朝廷征召遗贤，便生出一试牛刀的念头。事实证明他做官并不成功，对提点刑狱这样的繁剧之职更是难以适应，且本心还是拒斥的。他晚年与秦桧的关系也曾受到人们的诟病。这正反映了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设身处地弄清事实远比简单的道德评判重要。

　　甚矣哉，艺之使人傲也！才情之外，艺术家共通的性格特点是有自我有风骨有傲气。此傲在意不在容，才能创造出上乘的作品。朱敦儒无疑是一位不失本真、格调很高的艺术家。

　　雷 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夏金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暌索帖》的写作时机，是朱敦儒本人仕途的最高点，也是他人生最为矛盾的时期。他心中天然一番清气，和浊世、浊务之间产生深刻张力，因此在书信中，隐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自抒胸臆。

　　一首诗有诗眼，一篇文章有文眼。《暌索帖》这封书信的“文眼”我认为是“如沉浮波浪中，不知身之为谁也”这一句。很明显书信写到这一句，他的情感到了一个愤郁的高点，也是他真正想要写给范益谦的心绪自陈。

　　这个“身”字是理解朱敦儒精神世界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他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的文人士大夫，在南宋初年，特别是绍兴十五年这个历史背景下，“身”字的意味非常丰富。我认为其中至少包含了六重意蕴。一是“去国怀乡，一身飘零”。靖康之变后，士大夫播迁江南，朱敦儒的《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采桑子·扁舟去作江南客》两首词既是他本人的经历写照，也是当时士大夫共同的生命体验。二是家国离乱，众生皆苦。岳飞《满江红》云“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个人命运的沉浮也是整个时代动荡的结果。三是仕途失意，身无所归。朱敦儒写《暌索帖》的时候虽然是他仕途的高点，但他自命奇才，胸怀大志，不甘于俗务，从书信内容中也可以感觉到，他对提点刑狱的事务很不适应。四是北伐无望，国运渺茫。主战派的士大夫经过南渡飘零，被困的局促感是他们共同的精神状态。《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是朱敦儒为数不多的体现壮怀激烈的作品之一，能够看到他奇谋报国的愿望和壮志难酬的悲愤。第五层是一个隐藏的意蕴，“歼我良人，百身莫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打到朱仙镇，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绍兴十一年，被冤杀。当时有志之士无不泣血椎心。第六层是“悠悠苍天，浮生如梦”的感觉。在朱敦儒晚年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这种意境，然而“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表面的豁达自在中，其实隐藏着深深的痛苦和悲凉。这种心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在明清时期的思想和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见到类似的情绪表达。

　　总之，《暌索帖》的写作时机，是朱敦儒本人仕途的最高点，也是他人生最为矛盾的时期。他心中天然一番清气，和浊世、浊务之间产生深刻张力，因此在书信中，隐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自抒胸臆。《暌索帖》写于绍兴十五年，正是绍兴和议之后，南宋偏安格局已成的时代背景之下。书信中呈现出萧疏寥落、四顾茫然的气象，正是那个时代士大夫壮志未酬、意气难平的精神写照。《暌索帖》中呈现出的“自我意识”，既是朱敦儒对自身命运的叹息，也是对国家、时代乃至历史命运的悲挽，其中映射出两宋之际士大夫精神遭遇的挫折痛苦。这种挫折感跨越千年历史，成为后来中国人心中最深刻的隐痛，同时也是中国文明中蕴蓄的致为澎湃的力量。

　　尹光华
　　中国嘉德首席艺术顾问、资深鉴定家

　　周密在其《烟云过眼录》里记载他曾见到过朱敦儒双钩的钟繇《力命帖》、王羲之《黄庭经》。双钩小楷既费眼力又费功夫，可见朱敦儒对钟繇、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爱好之甚，用功之深。

　　关于朱敦儒如何取法前贤并终于自我作古的，朱熹、赵孟坚等都没有直接的记述。近几天，我又检索了一些宋元人的著述，发现有几处值得大家关注的资料。一、南宋学者、书画鉴赏家周密在其《烟云过眼录》里记载过他曾在朋友徐容斋家中见到过朱敦儒双钩的钟繇《力命帖》、王羲之《黄庭经》。这两件钟、王遗迹都是小楷。双钩小楷既费眼力又费功夫，可见朱敦儒对钟繇、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爱好之甚，用功之深。在宋代，晋唐人书迹已不易一见，双钩以后并不会因此而束之高阁，一定会对着钩描本反复临写，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由此可见，他的书法造诣绝不是仅凭聪明才气一蹴而就的，而是下过苦功，再加上他的智识经过入古、出古并走上“自我作古”道路的。

　　还有二则资料可以证明他的爱古、师古的经历，南宋书法鉴赏家岳珂在他的《宝真斋法书赞》中记载过一件北宋初“李西台《淮颍帖》真迹一卷，帖本藏朱希真少卿家。”这一卷李建中《淮颖帖》，应该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尘劳帖》中朱敦儒长期存放在朋友家而日思夜想的那件。宋人楼钥还见过朱敦儒收藏的唐人李绅所书的小楷《乐毅论》，我想这些藏品，也一定会对朱敦儒的书法产生过影响。

　　以上资料，加上朱熹、赵孟坚的记载，再加以对他传世墨迹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朱敦儒关于书法艺术的审美趋向。他偏爱朴茂厚重而又有隽雅逸宕的艺术趣味。（就是传为王羲之的《黄庭经》，也是今传王羲之书法作品中写得颇为壮实的一种）

　　我仔细研读了朱敦儒的四件墨迹，发现他不仅好用浓墨，也喜欢用尖劲的硬毫作书，不管是小楷还是行、草，落笔时露尖利，牵丝细若游丝，而都能劲挺入纸。更难得的是用尖笔写出秃势来，写出厚朴的气势和趣味来。因此，他的书道艺术是绝不能小觑的。朱熹称赞他“超然远览”“精妙醇古”绝非过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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