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凯的“怀旧图新”

时间：2020/5/22 8:50:54 文章来源：上海采风　

　　胡永凯  1945年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水墨画院院聘专家，文化部国韵文华书画院副院长。作品入选多届全国美展，百年中国画大展，大英博物馆中国当代绘画展，香港艺术双年展，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等重大展览等，并多次获奖。曾在北京、香港、台北、新加坡、纽约、洛杉矶、迪拜、基辅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香港艺术馆、国家画院、北京画院、丹麦皇家画廊等机构及国内外私人收藏。出版有《胡永凯画集》《胡永凯彩绘金瓶梅百图》等多种画集。

重屏会棋图

　　从上海走向世界的著名画家胡永凯，和我同属鸡（比我大一轮）。

　　虽然他现在长居北京，是国家画院和艺术研究院的双料研究员，但几十年来我们的联系从未中断，年轻时我还是从他那里得知了莫迪里阿尼和马蒂斯，他中西合壁的独特风格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不久前在绍兴路画廊遇到一位即将做妈妈的白领丽人，得知我是永凯的老朋友时，腼腆地拿出一幅刚买的永凯画作印刷小品，说这样美丽的画要挂在自家的床头。

　　上海不断有同道中人向我打听永凯近况，微信群中也不时有人转发他的画引起点赞一片。

　　恰好最近和永凯有一次对话，很随意，但也触及到一些绘画的学术探讨，故录以发表。正值我俩“本命年”之际，是以为记，同时以飨关心他的广大读者。

　　杨：永凯兄，你近年来好像很少到上海，其实你是从上海走出去，走向世界的。

　　胡：是，我虽出生在北京，并在那里读完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但自1964年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直到1988年出国（那时在上海大学美院任教），我在上海度过了二十多年，那是我人生及艺术走向成熟的最关键时期。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

　　杨：怪不得，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你就在上海滩“失踪”了，原来是“下海”了，游向大洋彼岸。

　　胡：改革开放后，很多上海画家，像陈逸飞、方世聪、夏葆元等都在八十年代移民欧美，还有些去了日本，我出国稍晚些。缘由是1986、1987年连续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开了个展（算是大陆画家在台湾举办个展的第一人），卖了一些画，也就是说有了一点儿“经济基础”，所以我出国后没有经历过太大的生存压力，算是运气好吧。

　　杨：你确实较早就在海外立足了，从资料看早在20多年前你就陆续在美国比华利山、新加坡莱佛士和我国台湾皇冠艺文中心及香港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均取得成功。近年来你还在迪拜艺术节、乌克兰舍甫琴科国家博物馆等举办了中国画家的首次个展，而且无一例外受到广泛好评。这其中一个因素是和你融汇东西的独特风格有关。你的作品可算中外同好，雅俗共赏。讲个笑话，连老城隍庙、机场和小画廊都有很多你的假画。

　　胡：何止于此，连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外广场上都有我的假画。当然那都是非常拙劣的仿制品，知识产权保护是个大问题，我也通过法律手段做过几次维权……

　　杨：主要是你作品特征鲜明。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艺术家》杂志上就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你的作品是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包括民间艺术的底蕴，又借鉴了西方后印象派以来的表现因素，以水墨重彩在宣纸上多层渲染，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人过目不忘，你的画风模仿者众，说明你引领了那个年代的审美潮流。

　　胡：你的评价让我受宠若惊，哈哈！写关于我的文章，你是最早者之一（另外几位是何振志、郎绍君、万青力和黄永玉先生等），文虽通俗简短，今天读来仍觉亲切，真是知己者晓炎也！

　　杨：可你出国后和第二故乡的联系少了，以致现在上海的年轻一代对你已有些生疏。

　　胡：这确实要怪自己，其实我十余年前就在国内设了工作室（深圳和北京），照说我本应第一个设在上海的，但阴差阳错至今也没成事（原因是多方面的）。非常感谢你和其他老朋友一贯的关心帮助。

金阁寺

和煦

　　杨：上海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无疑是全国乃至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我总觉得在艺术界，可能还是偏于保守。上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京派”“海派”在全国平分秋色的局面似已不复存在。从展览、学术活动、艺术团体、外地画家移居数量等指标，上海与北京的差距明显。

　　胡：有同感，北京倒是“海纳百川”了。相对说，以前开放包容的“上海码头”，多少显得有些冷清。

　　杨：聊聊你这三十余年走过的路。胡：艺术家画法会变，题材会变，但内心深处的审美理想却不会变。我是一个永不会止步的探索者。艺术和科学一样，离开了探索就没有生命，你画得再熟练，也是个手艺人，而不是艺术家（别误会，我毫无贬低手艺人的意思，事实上一位优秀的手艺人更被社会所需要，我指的是创造性）。我从小受的教育和经历，使我作品中追求的永远是最具民族性的东西，即使在旅居美国的岁月里，表现的仍然是东方意韵和故土情怀，但这不等于说我一定要画中国的“老水墨”。我遍游欧美各大博物馆不是光去欣赏的，而是深入研究，认真向西方大师学习，将其理念和技法与中国的传统比较、碰撞、融汇，最后化为自己的特定语言。

　　2003年后，我更多的时间在北京，中国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聘我任研究员，参加了一些学术活动，常和同道切磋交流，也有了更强烈的对传统“再观照”“再学习”的自我要求。

　　杨：是的，观你回国后作品，笔法更加写意，色彩有所淡化，有向传统回归的倾向。

　　胡：向传统回归几乎是每一位中国艺术家晚年的必由之路。至于色彩淡化，也不能一概而论，近三年前的一幅重点创作《中华武术》（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就是用准工笔重彩方式画的。但并不像三十前的那样沉重浓烈，而是清新淡雅，追求仙风道骨，这也是题材表现的需要。另一幅刚完成的《梦回大唐》则是富丽堂皇，继承了唐代工笔仕女画的技法而加以当代人的理解，这幅画将在8月香港的全球水墨画大展中展出。总之，我现在作品流露出的是对“旧”时代的怀念，表现出的是对“新”技法的探求。过去人们常说“辞旧迎新”“推陈出新”，我追求的却是“怀旧图新”。

　　杨：我见到你近年画的一些写生小品，很有意思，看得出，你画这些时心情很愉快，很放松。

　　胡：记得小时候参加北京市少年宫美术组，一进去就是画写生，那时觉得能把眼前的景象“搬”到自己的画纸上是最有成功感的事！在美院附中上的第一课也是写生，对着一个石膏像“磨铅笔”，别人看着枯燥无比，我却乐在其中。那时正值大饥饿时期，学校为保存同学们的体力，不许“加课”，但下课后我常溜进教室，能多画几分钟也好，那时画画真的“上瘾”啊，只要能画，就快乐！进入社会后，尤其是作品进入“市场”后，忙着赶任务，有时不想画也要画，有一段较少画写生了。

　　但近几年来，我常想“究竟画画为什么？”是为了换钱吗？是为了出名吗？说完全不要名利是虚伪的，但学画时的“初心”是什么？难道不是快乐吗？所以近几年，我除了完成国家交的创作任务外，放弃了大多数商业性的展出活动。一有机会就想出去写生，尤其爱到国外写生，以传统中国的笔墨技法去表现古人没有表现过的异域风光，能促使自己开拓新的绘画语言，又能呈现与当地画家完全不同的画面表现，这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和诱惑力！这种“写生”本身就有创作意味，和学生时代纯练“基本功”的“写生”有所不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升华。但写生过程及其后观摩时产生的快乐和满足，则和当初是完全一样的，是童心再现还是返老还童？

　　杨：哈哈，怪不得画家长寿者那么多，因为他们快乐！还是欢迎你多到上海来，别忘了“第二故乡”啊！

　　胡：谢谢，我一定要来的，我爱上海！

印度集市

中华武术（国家博物馆藏）

亚兹德小巷（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