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理论研讨与新创作意识（一）

时间：2006/5/9 12:02:24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油画专业研讨会论文 

　　　　　　　　　　　　　　　　　　　　　　谭天

    回顾中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历史，大家多从作品和作者入手，探讨历史题材美术的创作，大家则多从创作方法上入手。这两种切入讨论的方法是卓有成效、无可厚非的。本文则想避开这种轻车熟路，从另外的门径进入，从追溯1949年以来国内召开的有关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研讨会的历史入手，从探讨历史题材创作的意识入手，来讨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相关问题。
   
一、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研讨会的历史

    类似今天这种历史题材美术研讨会，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总是伴随着历史画创作活动的展开而召开。有组织的革命历史画创作开始于1950年，发起者却不在北京，当年的1月17日，南京市率先成立了革命历史画创作委员会。①1950年《人民美术》5月18日报道，刚刚成立的中央美院研究部最近“接到文化部交下的绘画革命历史的任务，现已配合莫朴、夏风、苏坚等画家，开始创作。计有徐悲鸿的《人民慰问红军》(油画)，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油画)，李桦的《过草地》(套色木刻)，冯法祀的《越过甲金山》(油画)，董希文的《抢渡大渡河》(油画)，艾中信的《一九二0年毛主席组织马克思小组》(油画)，夏同光的《南昌起义》(油画)，蒋兆和的《渡乌江》(水墨画)，周令钊的《鸦片战争》(油画)等，全部作品限本月底完成。”1950年6月27日，人民美术编辑部邀请徐悲鸿、王式廓、李桦、冯法祀、艾中信、董希文、蒋兆和、李宗津及美协常委吴作人、古元等画家举行历史画座谈会。《座谈会略记》中写到：“对于历史题材的处理，一定正确的掌握历史的本质。所谓历史本质，是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特殊意义：而这一阶段的特殊意义又不和整个革命历史发展的历史孤立。”“只为个别现象外表的抄录，以为是忠实的表现了历史是不对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历史题材美术研讨会的情况。

    全国第二次标明“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的召开是在1961年，也是对1959年以来国家大规模组织创作历史画的总结。“为中央革命博物馆创作历史画的罗工柳、董希文、艾中信、候一民、林岗、王恤珠、鲍加、詹建俊、靳尚谊、秦岭、肖峰、全山石等十几位油画家，于6月2日、7月1日先后举行三次座谈会，讨论了有关革命历史画的群众场面如何描写，革命受到挫折时期的悲壮题材怎样处理，革命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如何表现等问题。大家结合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体会，各抒己见。座谈会由蔡若虹主持。”②

    1979年，全国虽然没有召开有关革命历史画创作的座谈会，但因刚刚粉碎了“四人帮”不久，拨乱反正，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美术》杂志在当年第1期刊登了肖峰《为新时期的新任务创造新的图画》和高虹、何孔德《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革命历史画的创作》③两篇文章，提出了诸如“领袖和战友、群众的关系”、“要尊重历史”、“历史画的目的和意义”等议题，讨论的思路与现在的研讨会大同小异，也可算作“革命历史画创作”讨论的一个环节。

    1983年“为了促进革命历史画创作，6月25日至27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召开了关于革命历史画创作问题座谈会。北京和在京的外地画家、历史学家、美术史家和美术理论家共4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在历时三天的会议上，17位与会者回顾了建国三十年来革命历史画创作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着重就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和当前急待解决的历史画的出路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繁荣历史画创作的具体措施。为了配合这次座谈会的讨论，《美术》1983年第7期还专门发表了王征骅的《写在“武昌起义”发表之时》、繁荫的《是错误的历史还是历史的错误》、宋志坚的《丰富的生活创作的根基》、李天祥和赵友萍的《革命历史画是新时代的产物》、杨泓的《门外谈画》、刘勇的《我画“重庆谈判”》等六篇文章。还有李之檀的《历史画要突出题材的个性特征》、沈加蔚的《历史画作为一幅画……》两文随后在《美术》1983年第8期发表。1983年是国内有关革命历史创作讨论的高潮年。

    承接1983年关于革命历史画创作的讨论，1984年有汪诚一的《从画(千古奇冤)谈革命历史画创作》(《新美术》1984／01)、张蔷的《评罗工柳的革命历史画创作——兼论革命历史画的艺术特征》(《新美术》1984／01)。

    1986年有闻立鹏的《关于历史画的历史思考——南疆前线美术作品展观后记》(《美术》1986／11)。

    198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美术》第3期刊登《军事画革命历史画面面观》一文是《美术》编辑部与中国美协北京分会联合在京举办的“军事画、革命历史画创作与理论研究》专题座谈会的发言摘要。在京部队与地方的画家与理论家二十余人与会，谈论了《正确认识与表现战争中的人》、《军事画、革命历史画的美学特色》、《英雄主义和悲剧性的统一》、《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画》等较深入的问题。

    1988年有戴顺智的《历史画创作二谈》(《美术》1988／10)和崔晓东的《关于“历史画”创作的思考》(《美术》1988／10)。1991年有范达明的《关于革命历史画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美术》1991／09)。1996年《美术》第12期刊登了侯一民的《我与革命历史画》、孙为民的《创作革命历史画需要有新的角度》、孙向阳的《谈几点对革命历史画创作的看法》。虽然有少数文章发表，但这几年的革命历史画的创作明显处于低潮。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配合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历史画的创作又有一个小高潮。计有《孙中山与华侨国际美术作品展》，肖峰为此展写了《革命历史画创作的新篇章》(《美术》1997／05)。特别是“庆祝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历史画与主题性创作展”影响较大。邓平祥写有《历史画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问题－－’97(历史画和主题性作品展览)启示》(《美术研究》1997／04)。7月1日，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中国艺术大展历史画和主题性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御园宾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美术院校、美术创作机构的负责人、艺术理论家及画家共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邵大箴先生主持，他最后总结说：“今天谈了两个问题：一、历史画的意义、价值及操作问题：二、历史画的本身、过去、现在，特别是现在。”结尾的几句更是意味深长，他说：“在美国，历史画创作均为政府行为，由基金会等组织，在这方面我们也需要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大家富裕、社会富裕，但政府不富裕，但还是能够政府行为，由实体来作支撑，发展中国的历史画创作。”：(《美术家通讯》1997年第8期)，邵大箴先生的最后几句话是对与会的肖峰、李延声、杨悦浦、杨尧等专家发言中涉及到中国历史画创作的组织问题，政府和企业介入的问题、艺术经纪人等问题的回应。

    2005年，有关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话题才重新提到了文化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来。《美术》2005年第3期刊登了《艺术地再现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开始启动》。《美术观察》2005年第8期刊登了刘穗艳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在当代的意义》、罗微的《历史的责任——对中国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思考》、陈醉的《一个难得的时代良机－－关于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谷泉的《当代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前瞻》。《美术》2005年第11期载：“8月15日至23日，‘永恒的记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京沪美术作品联展’在上海美术馆展出，9月1日，‘永恒的记忆’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会议围绕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现状及发展取向、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历史脉络及名作研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规律，以及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对当前文化建设的作用及意义等方面展开了研讨。会议由北京市文化局和上海市文化局主办，并邀请《美术》杂志社主编王仲担任会议学术主持。”邵大箴等20位理论家出席了研讨会。《美术》2005年12期刊登了文化部艺术司的重要文章《艺术地再现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正式向美术界和社会宣布：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又重新成为国家和文化部的大事，这是新世纪中国重新重视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宣言，吹响了美术界开始新一轮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大战的号角。在这篇文章特别提出了召开“主题性美术作品创作理论研讨会”和出版《主题性美术作品创作论文集》的计划。前些日子召开过的相关座谈会和这一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油画专业研讨会”就是计划的实施。

    简单回顾近60年来新中国历史题材创作活动的过程和相关重要研讨会重要文章，使我们对这一活动的演变有了一个整体的流动的历史印象。通过这一印象，我们可隐约体会到研讨会演变的历史过程，意识形态和经济环境对美术创作的支配作用。理论研讨的形式是旧的，但它讨论的问题意义是可以温故知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