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人作嫁的巴金
萧乾这样说巴金，“倘若他没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20年献给进步的文学出版事业，他的文集也许应该是40卷。”
伯乐巴金：曹禺的《雷雨》曾在靳以那里存放了两三年，是巴金将它一口气读完，发表在当时的《文学季刊》上，后来编入《文学丛刊》第1集单独出版。
何其芳最早的一本诗与散文合集《画梦录》被收在《文学丛刊》里，是巴金让这本薄薄的集子出版，使当时还是大学生的何其芳一举成名；
此外，同一时期的刘白羽、萧乾、芦焚、臧克家的处女作都是靠了巴金的一双慧眼。
1957年《收获》创刊号上刊登了鲁迅从未发表过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老舍的《茶馆》以及柯灵的《不夜城》；1979年《收获》第二次复刊后，巴金亲自组稿，当年参加笔会的以冯骥才、谌容、路遥、叶辛、张抗抗、张辛欣、贾平凹、王安忆为代表的一大批年轻人通过《收获》走上了文坛。
《收获》杂志社的编辑部就在3楼，推门而入便是巴老女儿李小林的办公桌，多年以前，巴老的爱人萧珊曾在这个位子上替巴老义务看过稿子。
上周四下午，为对外展出的纪念厅作准备，《收获》编辑部的副主编肖元敏和她的同事们正在翻找编辑部历年珍藏着的和巴老在一起的杂志全家福，回忆的匣子自此打开。
尽职尽责的编辑
巴金自己说过：“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时期的编辑工作，自以为两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点。”
跟巴金打过交道的作者、读者都知道，巴金身上有着所有好编辑共同的特点：细致、认真。
巴金早年曾担任过文生社的总编，因为是一家小规模的出版社，他本人除了组稿、审稿外，诸如校对、跑印刷所等具体工作，一概自己全包。巴金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曾记叙过一件小事，一次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尔基原著)中的错字，某天傍晚，他亲自跑到当时的华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人务必当场改好，那天不巧，年轻人因为下班后约了女朋友，急着回家，有些不耐烦，怎奈巴金缠住他不放，又哄了不少好话，执着得很。
晚年时候，为了校对《巴金译文集》，他每天戴着老花眼镜，佝在座椅上，常常一看就是五六个小时，自己动手校对。《收获》编辑部的同事们都知道，巴老有了笔才能表达：“他没有口述的习惯，非得用笔自己写。”
除了看校样，当年巴金连图书的装帧设计、插图和排版格式都要管。他一直有藏书的习惯，热衷于收藏名家名著的各种版本，早年他编过不少图书，有时为了一幅插图，不惜花大量时间在自己的藏书中细细寻找，反复比对。
伯乐发现的文学新人
1957年，巴金同靳以一同创办了《收获》杂志，并担任主编。在发刊词中，巴金、靳以写道：“我们愿意以‘收获’作为作家和读者的桥梁，让读者表示对作品的意见，让作者倾听读者对作品的意见。”
4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办刊宗旨“多出人，多出作品”延续至今，今天我们看到的《收获》历经两次停刊两次复刊，唯一不不变的是印在封面首页的四个大字：“巴金主编”。
巴金很早就意识到，“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他说“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的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与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
如今的《收获》依然秉承着巴老的这一思想，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PK掉一些老作家，文章成为主打上头条，肖元敏说，《收获》从来不拒绝年轻人。因为很早以前巴老就曾说过“新作者的‘处女作’常常超过成名作家的一般作品。”这种只从繁荣创作角度着想，不考虑赔赚的做法，在出版界非常难得。
不少年轻人至今记得巴老和《收获》对他们的知遇之恩：
巴金曾坐在轮椅上，听人念完了余秋雨最初发表在收获上的《文化苦旅》中的每一篇文章；余华在向《收获》投稿前，身边的书稿积压了整整两年；格非当年冒冒失失来到编辑部送了自己的书稿，几天之后，李小林看稿惊讶地发现：“那个人的小说，写得真好！”王安忆从1980年起先后有20多部作品登上杂志，她说：“我一直有一个真实的想法，那便是要把自己最满意的小说给《收获》，否则，便会像是辱没了自己少年时代的理想似的。”苏童也说：“就像梨园艺人忘不了初次粉墨登场的舞台，在屡次投稿碰壁时，是《收获》及时地发现和提携，使我提前了两年走上了文学的舞台。”
作者读者都不能得罪
作为一个编辑，巴金的知识结构极其丰富，《收获》年轻的编辑钟红明记得有次去巴老家交大样，众人对一个作者文中出现的术语拿捏不定，李小林转头就问巴金：“爸，武侠小说里有这个词吗？”结果，巴老不仅回答了，还原原本本报出了书名，可是尽管博学，巴金始终非常尊重作者，他有稿必复的习惯《收获》延续至今，对所有作者的手稿如不采纳一定回复。
巴老觉得，编辑对作者的文章虽然有删改权，但不论大删小改，必须征得作者同意。作为一个作家，这一点他有切身体会，“自己的文章也让不少编辑删改过，别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满意，后来一定恢复原状”，后来他自己当编辑的时候总提醒自己：“要小心啊，你改别人文章，即使改对了98处，你改错了两处，你就是犯了错误。”
在巴金心里，编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官衔，巴老一生靠自己的稿酬为生，他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漏过了好作品是编辑的过失，会受到读者的批评。”所以，他对两边都尊重。
不过，作品究竟是好是坏，巴老说过，最终要靠读者自己去评判。“我们更应该相信读者……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员还是读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是靠谁保留下来的呢？还不是读者！也只能靠读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纯文学刊物因为生存艰难，纷纷带上了商业色彩，当时一向自负盈亏的《收获》也因纸张、印工、发行费的快速攀升陷入了窘境，在最艰难的时候，编辑部向巴老请教，是否能让杂志引入一部分广告，巴老听完只回答了一句话：“还不至于吧，《收获》是大有希望的，文学是大有希望的。”这才最终顶住了压力，不刊商业广告，没有经济后援，不搞有偿报告文学，没有拨款，《收获》坚持到今天。
在他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不知用慧眼识出了多少文学青年，帮助他们登上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舞台。直到今天，由他担当主编的大型纯文学刊物《收获》仍然独树一帜，不刊广告，不拉赞助，成为文学青年心目中的一块圣地。
年轻人提起巴金，八九不离十会想到《家》，这位长寿的作家留给了我们26卷文集，以至于人们常常忘记他除作家以外的另一种身份———巴金也是一个出色的编辑。
巴金去世的消息传开后，为了接待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客人，上海作协专为巴金腾出了一个纪念厅。因为巴老生前喜爱玫瑰花，大厅门口大大小小的花篮里，红玫瑰占了将近一半，来的人中有70多岁的老先生，也有10多岁的中学生，大厅里放的是交响乐，据说巴老不愿意人们在他过世后放哀乐。（信息来源：申江服务导报 记者陈海燕、摄影赵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