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真实存在的巴金
2005年10月17日，夜里七时许，巴老在华东医院去世，享年101岁。
彼时全国多处可见月偏食。
偏食过后，满月重现，丰华皎洁。按佛家的意思说，这已是大化之后的美景。
巴老走了。笔者连线采访了一些巴老身边的人，在他们的眼里看来，巴金有着更为平时和蔼的一面。
50年前，一位衣着寒酸的青年在上海寻找几位父亲的旧友，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知一点失散的父亲的信息。好几个都态度冷淡，而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位———巴金却热情接待了这位从未谋面的青年。
11年前，当初的青年已经年过七旬，他带着读高中的孙儿再度造访巴金。孙儿接过巴金的亲笔签名后连连道谢，90高龄的巴老先生竭力用干涩的嗓音回答：“你买我的书，我要感谢你才对！”
萧珊伯母为我倒茶
文/郑大群
巴金是我父亲的朋友，我习惯称他“李伯伯”。解放前夕，父亲带着后妈等家眷从苏北老家移居香港，离家多年的我并不知道他的具体去向。
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工作，得知有几位父亲的朋友正在上海，其中不乏知名人士。为了探听父亲的下落，我先后拜访了几位伯伯。出乎意料，有一位我早就相识的伯伯在电话里就以工作忙为由拒绝和我见面；有的人见我是个衣着寒酸的小青年，态度冷淡地应付我几句。倒是我从未见过面的李伯伯在电话里马上把他在淮海坊的住址告诉了我。一进门，他就领我到二楼的会客厅坐下，伯母萧珊马上端来一杯热茶。对我这个陌生的小伙子，李伯伯既没有怀疑和歧视，也没有虚假的客套，虽然相谈只有半小时，但第一次见面让我备感温暖。
当时我是一个机关的小职员，在名人面前总觉得有些自卑。后来便是连年的政治运动，我就再没去见过李伯伯。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打听到了李伯伯在武康路的住址。1977年秋冬之间，我冒昧地第二次敲开李伯伯的家门。当时李伯伯还未“落实政策”，他家二楼以上的房间都被“查封”着，他与儿子小棠同住楼下一间。李伯伯身穿一套蓝色卡其布棉袄裤，脚上一双老式的棉鞋……就好像街上随处可见的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
离上一次见面已经有快30年了，我从一个20多岁的青年变成了50多岁的中老年人，李伯伯完全不认识我了。但我一提到父亲的名字，他立刻就说：“哦，你就是厦门大学毕业的那个孩子啊！”真没想到，李伯伯经过那么多风波，那么多磨难，还能记得一个30年前只见过30分钟的小人物。他告诉我，这些年只听说我父亲在南洋教书，但从未联系过，也不知他的具体地址。
自此以后，我和李伯伯的交往就比较多了，每年总有两三次去看望他老人家。每次总掌握在半小时左右。有一次我问他：“我这样来看您，会影响您的休息和工作吗？”他却说：“这样很好嘛，从你这里我可以知道不少社会上发生的事情。”
李伯伯落实政策以后，楼上的房间启封了。社会上曾一度流传他要和一位名演员结婚。作为小辈我本不应该问他，但一想到李伯伯的真诚，我就把“真话”对他讲了。他听了后很气愤：“哪有这样的事，我连想都没想过。这种小道消息，都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坏风气。”
有一次，李伯伯不慎跌跤，导致股骨骨折，我到华东医院去探望。他躺在床上，我说：“您放心好了，前些时候我的岳母也是股骨骨折，静躺了3个月就好了，起来走路和原来一样自如。”他听后很高兴，微笑着对我说：“我原来倒是很担心的，听你这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巴金“太爷爷”向我讨照片
文/郑翌
那一年暑假，正逢巴金先生90高龄，我跟随爷爷去拜访他老人家，心里又兴奋又紧张，没想到能和这位文坛最高级的人物距离这么近，但又担心即使见到这样一位大名人，也会离得很“远”。
武康路上的一幢二层小洋房，门打开了，巴金老先生端座在客厅落地窗边的小书桌前。是一张原木的方桌，很小，很简单。落地窗外是一片染着阳光的草坪。
90岁的巴老已经不方便站起来，但他还是用手招呼我们坐到他面前的沙发上。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表情不多，这便是巴老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穿一件老式的淡红色衬衫，房间里没有华贵的摆设，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他背后的一大橱书。
叫了一声“李伯伯”，爷爷便首先介绍起我。我赶紧叫了声“李爷爷”，没想到巴老微笑着开了口：“你叫他爷爷，就应该叫我太爷爷！”说完又笑了起来。
还没等我们问起巴老的身体健康，巴老就抢着问我爷爷身体怎么样，妻子还好吗，某位老朋友是不是还健在。爷爷只有回答的份儿。毕竟年纪大了，巴老的嗓音听上去十分干涩，也没有声调起伏，但从他说话的频率，仍可以感觉到他对小辈的关爱和熟悉。我随身带了两本巴金文集，本想请他签名，但一顾念巴老的年龄，便迟迟羞于开口。最后还是爷爷说了出来，巴老便马上从桌上抽出一支黑色的水笔，像写毛笔字一样捏着笔杆，在书的扉页上一笔一笔地划着，显得有些吃力。签完他自己的名，巴老没有放下笔，问了我的姓名的写法，继续在书上认真地一笔一划……从他颤抖的手中接过书，我激动异常，连连道谢，不料巴老又发出了干涩却很坚定的嗓音：“你买我的书，我该感谢你才对！”
与巴老合完影，不知不觉已经半小时过去了。我们起身向巴老道别，巴老没有站起来，朝我们挥了挥手。我心里明白，以后很难再有机会见到巴金了，这半小时已经是我一生的珍贵。
过了大概一个月，爷爷在路上巧遇巴金的弟弟李济生。李济生的寓所和爷爷家很近，两人经常能照个面，说说话。“你们爷孙俩上次到我哥哥家是不是拍了合影？”李济生问起我爷爷。爷爷忙称是。“怪不得他一见到我就念叨：上次大群（我爷爷的名字）和他孙子来拍的合影，怎么到现在还没送过来啊……”李济生说。
他总是站在门口等我
王英（化名）上海作协前办公室主任
采访/职烨
79年调入上海作协办公室工作之后，开始跟巴老接触。彼时巴老是《上海文学》的主编，逢年过节我们总要去巴老家中拜访。
第一次约好时间去巴老家中，老远就看见他穿了一件中山装，撑一把拐杖，站在门口等。我心里非常激动，没想到巴老这么早就在门口迎我们。后来每一次去他家里，他总是站在门口等我们，早早站在那里，一直把我们迎进去。
巴老那个时候没有工资，我们常常给他准备一些生活上面的必需品，有时候帮忙买些窗帘、被套什么的，趁节日或者他的生日就送过去。巴老从来不提任何要求，我们送过去了他总是客气地收下，也不额外要求什么。
巴老每出一本书，都会给我寄一本。在扉页上郑重签上名字，托人寄到家里来。那些书我都仔细收在家里，看到他们就像看见那个认真在扉页上写字的巴老。
巴老赠箴言：“生活培养作家”
曹阳《萌芽》前总编
采访/陈海燕
80年代中期巴老身体不适，见一面已经不易，我对这位大作家向来只是心仪，没有上门打搅的想法。偶然一次，杂志社举办全市中学生文学社团联谊活动，当时有10多位学生代表听说恰逢巴老80大寿，让我带他们去献花。
于是我临时买了花篮，没通过任何请示就去了巴老家，他家人开门，见一大群人自然惊讶，忙婉言谢绝。双方正商榷，只见巴老扶着把手自己从楼上走下来，一边还挥手：“小朋友们好。”
那次以后我才听说，许多国外的官方协会要求拜见，巴老从来都谢绝，唯独对小孩子，他老人家才开特例。
1980年《萌芽》复刊，巴老为我们题词“生活培养作家”，这以后，直到我当了主编都拿这句话来教育编辑，巴老说得太好了，他不说作家是学校培养的，不说是领导培养的，也不说是某某培养的，而说是生活培养的，这是一句箴言。
身后那条曲折的路
祖忠人上海市文联摄影家
采访/职烨
照片上的巴老衣着干净坐在轮椅上，安静望向远方。夕阳斜射在他的脸上，照亮整个脸庞。身后是一条通往远方曲折的道路。
这张照片获得了1997年全国摄影大赛金奖，熟悉巴老的人都说身后的这条曲折的道路就像巴老曲折的一生。
从1984年开始，祖忠人负责当时担任文联主席的巴老的摄影工作，一直到住进华东医院，这10多年间几乎巴老的所有外事活动，祖忠人一直跟在边上。当那天他推着巴老在杭州散步时，看见身后的那条路，抓住时机按下了快门。
跟随巴老拍照那么多年，每年巴老出了书都会送一本给祖忠人，签上自己的名字。有一回，巴老将他的名字随手写成“祖宗人”，一旁的忠人笑笑提醒，巴老连忙道歉，并顺手写下去：对不起，我把“忠”写成“宗”了，这本书，祖忠人至今珍藏在身边。
去年巴老百岁诞辰时，祖忠人去看了一回。当时病房已经隔离了，隔着玻璃，他望见老人静静躺在病房里，身边插满各种管子，不忍心多看，很快回去了。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面。（信息来源：申江服务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