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想着人民”
1993年9月底，巴金一行来到杭州灵隐创作之家。我到达创作之家时，是10月11日中午。
在聊天时，我们谈他与西湖的渊源因缘，谈目前的社会风气，也谈及他思想衍变的状况，和对历史的看法。
“1948年，夏衍通过黄佐临、陈白尘两次邀我去香港，转赴解放区。我因为家里的事、出版社的事多，没有去。我说，在上海等着解放也一样。”当时，“朋友中间，也有建议我去台湾的。我也没有去。因为我是想着人民。”
巴老接着对我说：“四九年后，我有翻身感。像在上海，过去中国人抬不起头来。‘抄靶子’（指当时宪警巡捕可以随时对行人搜身的一种说法），我也碰到过。在租界，在日本，称中国人为支那人。中国人现在站起来了。既然这是为人民拥护的政权，我就想接受改造。我希望能改造自己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但是不熟悉工农兵生活就写不好小说。……参加政协，是第一次参政。我先是推辞。我推荐陈望道。后来陈望道是特邀代表。我也不知自己怎么被选上了。
我给陈蕴珍信中说，‘天天开会’，是因为心里着急，惦记着写作。”
然后他又说：“社会理想总要实现的。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很难说。社会主义，要能更有利于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苏联没有。东欧是苏联去解放的，也纳入了这个轨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马克思是这样主张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时间。它应该比资本主义好。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苏联七十年，就这么解体了。我们也很难过。（因为它）没有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最后，还是垮台了。”
这时，我插嘴问巴老：“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难说。苏联是个教训，（一个劲儿）抓上层建筑。最后还是……实现理想，慢慢地，历史总会前进的，会有弯路，需要时间。”
可以感觉到，九旬老人巴老，对于这些重大的社会历史现象，仍然不断在思考，在总结，而且非常清醒。
接着，我问巴老他为什么不入党的问题。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党对巴老基本上是给予较高的礼遇的，一些文艺界党员领导与他个人私谊也还不错。据我所知，他们一直想发展他入党：1952年，他从朝鲜战地回来，胡乔木约见他时，曾暗示他应争取入党，他没有回应。五十年代上半期，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曾有一次大规模的发展。与巴老同事多年的好友章靳以、以及唐等，都是那时入党的。唐曾奉命来动员巴老，希望他能提出申请要求入党。巴老说：“自己自由散漫惯了”，婉言辞谢了。六十年代初，曾有一段政治上松动的时期，中国作协党组内刘白羽、张光年也曾商量过巴金的入党问题。刘说：“老巴有热情……对党很尊重。注意组织纪律性。有入党要求。我看他可以入党。”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陈其五也认为巴金有进步，可以发展入党。他们这些酝酿和想法，都没有得到巴金的回应。不久又因政治形势变化，也就不再提及了。
我问巴老：“八十年代，他们还与您讲过入党的事吗？”
巴老笑眯眯地说：“讲过。周扬讲过。说由他介绍。我说：‘我既不命令你，也不受命令。’这是八二年的事。在北京开会时。”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可能是因为巴老年轻时信奉无政府主义，后来虽有所变化，但所接受的许多做人处世的原则，很久以来仍然自然地融入在他的生活实践、人格精神中。譬如刘师复所订的心社戒约十二条中的“不婚姻”“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入政党”“不奉宗教”……对他都有过很深的影响。有的过了许多年后才有所变化，如“不婚姻”，他在青年时代就是不谈恋爱，更不结婚，直到四十岁，才结了婚。他一生不参加任何政党，也不参加任何社团，只是讲实干，自由地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文化工作。他周围团结了许多作家朋友，但他不搞团体，也不参加或接受组织。这在他已是根深蒂固了。据说，“周扬在批判胡风时曾说：‘小集团’没什么了不起。‘小集团’很多，巴金就有一个‘小集团’，但巴金这个‘小集团’不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而你胡风的‘小集团’却反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这就不行了。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周扬说的巴金也有一个“小集团”，指的就是上述巴金周围有一大拨朋友。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与党的感情，以及成为党的朋友。
“可以出一个批评集”
巴老对我说：“你的文章说我对人宽恕。其实我一直被人批判。36年，40年，48年，58年，80年《开卷》（香港出版的杂志）……批判我。我觉得将来可以出一个批判集。把这些批判文章都收集在一起。我做文学，原先不是为了当作家。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读者，会有影响。（那么多）批判我倒是说明了这个问题：我是在批判中成长的。
最近台湾出了我12卷小说全集，每卷前有一篇序言，不同人写的，批判我，倒不是乱骂人的。我想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批判了。我准备送你这套书。”
我在灵隐住了十二天，几乎每天都会和巴老说上一阵闲话。在这么多次的谈话中，巴老说到文学界对他的许多次批判，都是他自己主动谈起的。
他说：“批评有好处。我是因为搞革命不成才写作，没有想把作品留下来。我只是想做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我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把我的感情倾吐出来。从三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对我批判，四十年代，五八年，现在，（我）总是挨冲击。（不过）想想，我也不怕。我的作品，看看也一般。我对王仰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文集》《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责编）说，（将全集的文章）删掉一半，保留一半。坏作品是不少。我只是想为人民服务。（我的）有些短篇是不行。保留一半。”
一天早饭后，我们在院子里闲聊。巴老又说到历史上对他的多次批判：“桂林批我。（抗战时，1940年底在桂林，左翼作家发动了一场号称‘研究巴金’‘批判巴金的小小热潮）后来（周恩来）总理叫李亚群来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指桂林批判），我也不明白。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时，有一张报纸（青年方面）批判我，我没有见到。”接着，他还谈到：“五八年，姚文元、李希凡、北师大，批判（我）三个月。后来不了了之。姚文元见到我，还问我：‘有什么意见’？”“现在是这样：有时捧我，捧得很高；有时整我，批得也很凶。有的人当面称我老朋友，转身说我是持不同政见者……”
在巴老的片言只语中，流露的烦恼和反感，是与此有关的。他有不被理解的孤寂感，有屡遭误解误读而生的难过，使他联想到半个多世纪来在文坛的遭遇，也联想到自己写作的初衷和对自己的作品的评估。
告别
18日傍晚，巴老应灵隐寺主持方丈的邀请，去作了一次访问。寺院的主持方丈根源法师热情欢迎巴老，叙谈之后，还设素宴招待。巴老和根源法师并肩而坐，同席交谈。随后巴老即兴讲了一段话，他说：“自三十年代开始，我到杭州来。后来，每年都来，都到灵隐来。我对庙宇有感情。最近几年，我有病，行动不便，就没来灵隐瞻仰。今天大家借法师的酒为我祝寿。我很感谢大家。我健康长寿没有什么意义。我这次来本来是对杭州告别，对西湖告别的。”
巴老又动感情了。他要谢大家。他对杭州、西湖有感情，感情很深，他要告别。在这之前，在香港时，他曾对我说：“明年政协开会，我再去一次北京，去向老朋友告别。以后就不去了！”后来，果然是这样。
就在这些天谈话时，巴老几次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他说：“我身体一年比一年差。我不想生死，（只想）把事情做好。”写《随想录》时，他就说过，要把它当遗嘱，把他几十年的经历、教训、思考，告诉读者，也可说是留给读者的一份思想文化遗产。三、四万册中外文书刊，分批捐赠给了各个公共图书馆和学校。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希望工程、水灾赈济多次捐款……
一次早饭后，天气晴好。我陪巴老在庭院里散步。巴老说：“我最近在考虑一件事。我要把剩余的钱，今后的版税、稿费收入都捐赠了。还有还未整理的书籍……也要捐赠。我在考虑遗嘱的问题。冰心前两年就已经写好（遗嘱）了。从吴文藻去世后就写好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你不给小林、小棠留一点？”
“不留。”他很干脆地回答我。
10月23日，我随巴老一起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到巴老家，他送了我一个纸箱的书，里面装的就是台湾出版的《巴金小说全集》精装本12卷。书里还夹着一张纸条，是巴老用黑色墨水亲笔写的：“我容忍这些‘序’，但我不同意它们。”（选自即将出版的《走近巴金四十年》）（信息来源：解放日报 丹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