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鲁迅先生这样称赞的巴金，告别我们去了。
“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一代文学巨匠巴金永远离开了我们。”（10月17日《新华网》）这一天的凌晨，“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可以想象的今后，每一年的“历史上的今天”都会铭记晨昏的这两件大事。
101岁。跨越百年的巴金。生于成都，逝于上海。从此，长寿不再是一种惩罚。希求中的安乐死终于由死来终结。死，从来都是另一种生的开始。而永生是没有止境的一个又一个百年。巴金用他101岁的那个1岁的零头，在时光的隧道里与未来的百年衔接好了。
寒夜家春秋，生之忏悔我的呼号我的梦；憩园雾雨电，怀念萧姗我的眼泪我的心。连缀巴老的这些书名篇名，无意中有了敬挽的意味。爱，恨，真话，良知，人民作家，翻译家，《收获》主编，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及构想中的“文革博物馆”……这些主题词的时时涌现总是在告诉我：人还在，灯亮着；灯亮着，人还在。
巴金留给我们的财富，是那么的富饶。而我更愿意将巴老看做是思痛文学遗产与思痛思想遗产之滥觞。“已经痛定犹思痛，曾是身危不顾身。”多少伟岸的文学家、思想家就是这样走过的？因为有了巴老带好头。思想随笔《随想录》的问世，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引发了一场历史反思的涌潮，质朴的“说真话”三个字成了至高的人格标杆；到了90年代以及新世纪，依然薪火传递。杨绛韦君宜，李锐李慎之，胡绳于光远，戴煌徐铸成，牧惠季羡林，严秀邵燕祥……他们反思思考的对象尽管不尽相同，但精神脉络是一样的，终极追求的是全人类的普适价值。
有形无形中，《随想录》启发了众多知识分子反思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韦君宜薄薄一册12万字的《思痛录》，被认为“其思想深度和精神穿透力，足以与巴老的《随想录》并论”。延安“抢救运动”之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是多少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切身经历，那种制度环境下的思想行动，扭曲的不仅仅是人性。韦君宜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在病床上以“杜鹃啼血”式的无畏精神，啼写出大彻大悟的《思痛录》，书籍出版后反响巨大，曾被思想文化界称为“韦君宜现象”。“韦君宜现象”与巴老的“说真话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思痛文学与思痛思想留下的遗产，是文化老人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担责，激情、坦诚、善良、勇敢。这是“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的真实体现。思痛是因为自己、他人、国家、民族都经历了巨痛，反思思考这样的“痛源”，是为了避免今后新痛又生。“文革”期间，巴老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经历了“炼狱之梦”，被“游斗”了三四年，而妻子萧姗的死对他的打击，比“文革”中任何苦难迫害都要沉重，这在陈丹晨所著的《巴金全传》中有详细的记录。小牛棚大牛棚，牛棚就是牛棚，牛棚住牛是家，牛棚住人是狱。
曾在《报刊文摘》上读到一篇回忆巴老的文章，写的是文革“陪斗”时巴金“凛然不屈的高昂的头”：1967年，文革“如火如荼”，7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造反派在华师大校园广场联合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强，而由“反动文霸”巴金陪斗。巴金当时是上海作协主席，说他与作协党组书记吴强“一贯狼狈为奸”，现在批斗吴强，他自然应当“陪斗”。“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押他上台的大汉狠狠地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谁知刚按下，他的头就倔强地昂了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装了个强有力的弹簧，造反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低下头去。”“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住他的脊背，一手抓住他的头发往后扳……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他的脸颊都扭歪了。但是，他咬紧牙关，紧皱双眉，一声不响，造反派的手一松，他的头又高高地昂了起来。”巴金的脖子像装了强力弹簧，那是因为他的精神强劲不屈，以痛抗痛。而巴老梦想着中国能够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是为了全民族的痛定思痛。
幸福仅一个，痛苦有千种。古希腊哲人埃斯库罗斯在他的《著作残篇》里说：“神制定了‘痛苦乃大悟之母’的训条，教导人类深思。”在许多历史的节点上，思痛，是一个人灵魂的最好归宿，也一个民族灵魂的最好归宿。（信息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徐迅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