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灯永不熄

时间：2005/10/20 15:54:16

　　10月17日是一个悲伤的日子。晚上7时06分，我们敬爱的巴金先生，在医院里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他和病魔搏斗了很多年，他卧病在床的日子里，我们默默地为他祈福，祝他健康。他顽强的生命力，创造了一个现代奇迹，也延长了一个新文学的时代。

　　然而巴金是不死的！他的品格，他的生命和精神，像一盏明灯，曾在漫长的岁月中燃烧，在黑暗中，在泥沼中，在冬夜和春日，这盏明灯始终燃烧着、亮着，温暖着无数人的心。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故事和文字，将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永远留下来。

　　最初认识巴金，是读他的小说。他的《家》《春》《秋》，他的《寒夜》和《憩园》，曾经把我带进那些我不熟悉的时代，但却让我感动。在我的少年时代，巴金的名字，几乎就是文学在我心中的象征。在“文革”的劫难中，巴金和他的作品曾经遭到最野蛮的批判，然而，他却没有因此放弃崇高的理想。“文革”结束后，巴金重回文坛，他的《随想录》，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凝聚着深挚的真情，凝聚着他一生的智慧，是我们这个时代良心的结晶。巴金，是中国作家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此刻，在我眼前，关于巴金的记忆一幕幕重现……

　　1977年春天，在上海展览馆开文艺座谈会，巴金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我看到他站在广场一角，他的几个好朋友黄佐临、柯灵、王西彦等围绕在他的周围说话，他的白发如雪，脸上洋溢着由衷的欢笑。那天，《文汇报》发表了他的《一封信》，这是他历尽劫难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热爱他的读者为之争相传阅。

　　在我的记忆中，巴金先生是一个慈祥、温和、亲切的老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和他曾有过的交往。1984年春天，我给巴金写了一封信，表示我对他的敬仰，并寄去一本书，希望得到他的签名题词。信发出后，有点后悔，觉得自己太冒失，不该这样烦扰他老人家。两天后，我收到一封挂号信，信封的落款上写着“巴金”，信封里装着一本《序跋集》，书的扉页上，写着两行字：“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我当时的感动，是难以言喻的，他这样认真地对待一个年轻人的要求，一点也没有文豪的架子。他为我题写的这两句话，我一直将它们视为座右铭。这是我第一次和巴金的交往。在这之前，巴金对我来说犹如天上的星辰，虽然灿烂明亮，但遥不可及。看着他赠我的书和题词，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他的谦和亲近。这以后，有不少机会看望他，面聆他的教诲。我把我的书送给他，他总是用他的书回赠给我。在我的书架上，除了那本《序跋集》，还有他先后题签赠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随想录》《说真话的书》。翻开这些书，凝视他写在扉页上的那些笔力苍劲的字，我感觉他离我很近。

　　1988年1月28日，我们上海的一批年轻作家结伴一起去看望他，同去的有王安忆、王小鹰、赵长天、宗福先、陈村、程乃珊等人。巴金喜欢和年轻人交往，我们坐在他的客厅里，毫无顾忌地谈天说地，他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我们说话，用含笑的眼神注视着每一个说话的人。那天，巴金谈了他写作的状况，谈了他年轻时写作编书的往事。记得有人问：“您为什么不对着录音机讲，请别人为你整理呢？”他笑着回答：“我这个人不喜欢多说话，也不会说话。假如对着一台录音机，我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回想起来，他说的都是些随意平常的话，就像一个平和亲切的长辈和自己的孩子们交谈，这就是真实的巴金。

　　此后我曾多次单独拜访他，面聆他的教诲。他从来没有摆过大文豪的架子，对我这样的年轻后辈，他同样真诚相待。1994年除夕，我曾经带着九岁的儿子去看望他，儿子为他画了一幅画。他喜欢那幅充满童趣的画，还问了儿子关于图画的一些问题。他笑着对孩子说：“我比你大八十一岁，我很羡慕你。你还可以活很多很多年，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而在我儿子的眼里，比他大八十一岁的巴金爷爷并不老，因为他懂得孩子的心。

　　这五六年中，看望巴金都是在医院里。他躺在病床上，被病魔折磨着，使所有热爱他的人心痛，却爱莫能助。我记得2000年4月19日，我去医院看望他，送给他一束牡丹花。我和他说话，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响声，却说不出话来，他看着我，把我的手握得很紧很紧，好长时间不放开。每次看望巴金，看他痛苦的样子，我都会难过很久。17日晚上，站在他的病床前，看着他用生命最后的一点力量呼吸，直到心脏停止跳动，我无法抑制悲伤的泪水……

　　巴金走了，天上的巴金星永远亮着。

　　巴金走了，他点燃的明灯永远不会熄灭。（信息来源：新民晚报　赵丽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