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蘇富比]中国艺术珍品

　　2018年4月3日下午，香港蘇富比2018年春拍“中国艺术珍品专场”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槌。本场共98件精品上拍，其中，传为十九世纪末法国海军遣中国舰队总司令Humman上将旧藏清乾隆和阗青玉兽首衔环凫鱼壶以1600万港币落槌，加佣金最终以2172万港币成交。(拍前估价：HKD 18,000,000-24,000,000)1960年，古董教父Eskenazi(埃斯卡纳齐)以350英镑(1960年时，£350大概等于HK$5,600。)买入这件玉器，这是他买的第一件古董，后来成功卖给了著名的古董商Spink。

　　清乾隆 和阗青玉兽首衔环凫鱼壶

　　高41.5公分、口径11.5公分、底径11.9公分、腹径23公分

　　来源：

　　埃斯卡纳齐(Eskenazi)，伦敦及米兰，约1960-1961年

　　Spink & Son Ltd，伦敦

　　伦敦苏富比，1961年11月21日，编号164，指由 Marshall 购入

　　伦敦佳士得，1987年12月16日，编号472

　　Spink & Son Ltd，伦敦，1989年

　　Somerset de Chair(1911-1995年)收藏

　　香港邦瀚斯，2014年11月27日，编号13

乾隆仿古款

乾隆

　　乾隆皇帝，历史上少有的玉痴皇帝，在其统治时期，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推上了高峰。乾隆时期制作的玉器主要分为时作玉和仿古玉两种，这件和阗青白玉兽首衔环凫鱼壶为仿古玉。和阗青白玉兽首衔环凫鱼壶，体型硕大，以和阗青白玉料碾琢而成，雕工精美，玉质温润，天然的十足油性使其精光内蕴，包浆滑熟自然。玉壶底部的乾隆仿古款明确此为乾隆时期的仿古玉器。

　　查其同类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六件，其中二件如本壶玉质一样为青白玉，另有三件青玉，一件碧玉。在体量上，此壶与故宫所藏的其中四件玉壶均高于40公分以上，另两件稍矮，分别为38和29公分高，可见此类玉壶一般体型较大。在故宫所藏的六件同类凫鱼壶中，有五件刻有乾隆御题诗，一般刻于下腹部或者颈部。御题诗为两首，一首作于乾隆二十七年，题为《咏和阗玉凫鱼壶》，另一首作于乾隆五十六年，《题和阗玉汉凫鱼壶》。两首诗均提到了玉凫鱼壶所本为汉代青铜凫鱼壶，而汉凫鱼壶的样稿来自于《西清古鉴》——“今《西清古鉴》所载汉凫鱼壶高仅九寸四分，是壶又赢二寸余，乃就玉材为之，瑰珍巨质，尤为古所未有。”由此，乾隆命人做玉凫鱼壶的得意之情跃然纸上，铜壶不过九寸多高，按清尺寸不过30公分余，而乾隆所作玉壶则是就玉材而作，目前看到的无论是故宫所藏的五件大凫鱼壶，还是此次拍卖的玉壶，都远远超过了铜壶的尺寸，成为瑰珍巨质，古所未有。

　　乾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得意之情?为什么要做玉凫鱼壶?这还要从乾隆朝的玉料来源及乾隆帝的慕古情怀说起。

　　从清初至乾隆前期，玉器制作并不十分兴盛。究其原因除帝王喜好、国家政治之外，玉料来源不充足是一个重要原因，新疆准部等处的多次叛乱，使和阗玉输入中央的管道不畅。此期玉料来源多依靠进贡和走私。因此，这一阶段新做玉器并不太多，有时还大量改制前朝玉器。

　　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清军多次用兵，彻底击溃准部、回部。驻军新疆，此后和阗地区直接归属国家统一管辖，玉路畅通。乾隆二十五年，开始了每年春秋两季固定的贡玉制度，大批玉料进入宫廷，充足的玉料使得乾隆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发挥自己对玉的理解和诠释，为乾隆朝玉器的繁盛局面提供了坚实的原料基础，从目前查阅的资料看，凫鱼壶也是乾隆朝做出的最早的大型仿古玉器之一。

　　档案中记载的玉凫鱼壶，除少量为宫廷造办处制作外，大多为画好样稿交由苏州织造和两淮盐政(驻扬州)制作，长芦盐政(驻天津)也偶有制作。如要制作大凫鱼壶，所用玉料须是山料玉。山料玉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绺斑或裂纹，为此乾隆帝还有保大还是就小的烦恼。乾隆四十四年，苏州奉旨承做一件山料玉凫鱼壶，因玉石中有绺道，不够凫鱼壶的设计尺寸，织造全德就请示乾隆如何处理。乾隆见文后，认为如果如将壶的尺寸收缩，没有绺道石性固然好，但如还有绺道，不如仍按原尺寸制作，认为较大器型的玉器，有点绺道石性，也属正常。此次拍卖的玉壶与故宫所藏的青白玉凫鱼壶，壶身均有绺道和石斑，这些缺点在乾隆看来并不重要，绺道和石斑反而增加了仿古玉古朴沧桑的效果，这一用料特点也常体现在乾隆制作的其它仿古玉器上，说明乾隆帝更重视玉器本身造型、纹饰的内涵，而非玉器的质地优劣。

　　从造办处活计档看，凫鱼壶主题一直是乾隆最喜欢的仿古式样，最早是根据青铜凫鱼壶原样画样，只是从目前的考古材料分析，这种铜凫鱼壶的时代应是战国时期，而非乾隆皇帝认为的汉代。青铜壶始见于商代，是祭祀时的礼器，也是重要的酒器，流行的时间非常长，直到汉代还依然盛行。历代铜壶造型丰富，款式多样。

　　乾隆帝收藏的青铜凫鱼壶，后来编入了《西清古鉴》，此书由梁诗正等奉敕纂修，乾隆十四年(1749年)始纂，乾隆二十年(1755年)完书，仿北宋《宣和博古图》，收录了内府所藏商周至唐代的铜器一千五百余件，而以商周古鼎彝器为多，书中因图系说，详尽尺寸，轻重，并钩勒款识，摹绘精审，毫厘不失，非以往图谱所能及，代表了当时国家成书的最高水平。《西清古鉴》中的许多青铜器，后来也成为乾隆仿古玉器的常用样稿。

　　考察目前所见的这几件凫鱼壶，纹饰造型分布基本一致，仅在细节上，除衔环的兽首、颈部几何夔龙及漩涡纹饰带、水鸟、鱼、龟姿态稍有不同外，其它均大致相同，故来源于同一母本是没有问题的。惟可惜的是，《西清古鉴》所载的那件青铜凫鱼壶，目前已不知所踪。博物馆藏品中，类似有凫鱼题材者仅见青铜盘，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均有收藏。

　　乾隆帝的慕古情怀由来已久，但是大力倡导并推动社会制作仿古玉则是在乾隆中晚期以后，这和社会上玉器制作中出现一些让乾隆深恶痛绝的时新样式有关。因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且对古代器物深深的热爱，玉痴皇帝以帝王身份开始对玉器制作进行了强力干预。乾隆帝提出了解决这种玉厄的可行性办法，就是大力提倡仿古之道，提倡玉器制作以古代器物为样稿，尤其仿效商周至汉时的青铜器及玉器。这里凫鱼壶样式被乾隆帝评价为：“旁两耳连环，正面下又环鼻一，中层周刻凫鱼之属，制最精雅。”

　　从活计档看，乾隆帝在玉料来源充足以后，从乾隆二十七年至六十年，制作玉凫鱼壶的次数达八次以上，且主要集中在乾隆批评玉厄现象，大力倡导仿古以后。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仿古而不泥古，虽仿周汉器物的造型、纹饰，但也加入了自己本朝的雕琢特色，不染色、不做旧，和市场上流行的伪古玉截然不同。有时在具体纹饰细节上还处理的相当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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