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三庚（1826-1890），字辛穀，号井罍、金罍山民、似鱼室主人等，浙江上虞人。历史上关于徐三庚的资料不多，《上虞县志》中记载他年少时因家贫而寄居道观，观中道士擅长书法篆刻，得其传授；《上虞县志校续·方伎》（光绪）记载其先后为徐树铭、杨昌濬、连成幕宾。徐三庚一生游踪甚广，从其边款记录可知，早岁在嘉兴、常熟、杭州、宁波等地，中年游历香港、广州，后又北上北京，晚年则定居上海。他一生刻印甚勤，并以此为谋生的手段。

　　 西泠印社文物库房现保存有徐三庚篆刻原石139方，书法3件，印谱两部。其中124方篆刻由张鲁庵家属叶宝琴女士捐赠，其中包括“风流不数杜分司”“日有一泉惟买书”“桃花书屋”等传世名品。张鲁庵广收博集历代玺印、印谱，弥足珍贵。其他由西泠印社社员葛昌楹、王福庵家属朱娴、张宗祥家属张珏、吴振平家属丁卓英等人捐赠。另外，“吴淦之印”“鞠潭”二印为西泠印社旧存；“花朝生”印经由杭州市交际处转来，另有五方经收购获得。

　　 徐三庚一生刻印甚勤，并且十分早慧，其29岁时所刻“风流不数杜分司”，章法妥帖，字法穿插挪让有度，线质已经初具徐氏面目。款署：“甲寅之夏，赁湖西僧寮一椽，为燕息之所。杜门却扫，萧然一枯衲也。无事辄弄笔，积债一清，甚快！甚快！此印乃灯下随意奏刀，平初二兄索余刻甚急，因以赠之，聊博一笑耳。徐三庚。”从中得知当时已经有很多人向年纪轻轻的徐三庚求字画篆刻了。从徐三庚早年的众多篆刻来看，他似乎对浙派涉入较深，但是又不满足于所学之现状。

　　 徐三庚学浙派，主要是学西泠诸家，刀法醇厚、气息古拙，于诸家中又最服膺黄小松。西泠印社藏徐三庚印中有“谨缄”款署：“此作神似黄秋盦司马，李唐以为如何？乙丑四月朔，徐三庚诜郭记。”“松左梅右”款署：“褎海拟黄小松司马法。”等。他38岁时为徐又山（藕衫）所刻“慎俭堂印”，款署：“摹印一道，代乏传人。丁先生手笔直继秦汉，黄小松、蒋山堂为入室弟子，至陈曼生一改蕴藉含蓄之妙，亦复爽如哀梨，然而粗犷之习从此开矣……”又，48岁时为秦祖永（逸芬）刻“振绪堂印”款署：“仿汉官印惟黄小松称最，至陈曼生一改小松含蓄，奏刀爽如哀梨，然而粗犷之习从此开矣……”徐氏佩服丁敬、黄易、蒋仁，认为他们得蕴藉之妙。篆刻与书画一样，古人崇尚温润内敛，最典型的如历代评论欧阳询和虞世南的书风——欧书险峻，虞书温润。徐三庚显然也遵循这一思想。观徐三庚所刻浙派印风的印章，如“曾经沧海”“松左梅右”等印，纯乎钝丁、小松一脉，可见其心手双畅。徐氏长期浸淫于西泠诸家，并汲取其中生涩的刀法，将之运用于“以书入印”的线条之上，才有了自己独特的寓妍美与艰涩于一体的印风。可以说没有浙派西泠诸家的基础，就没有徐三庚后来的篆刻成就。

　　 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书画篆刻大师吴昌硕和徐三庚在艺术上也留下了交集的影子。吴昌硕比徐三庚小18岁，早年曾刻意学习徐三庚，如“斧青所作”、“子宽又号杰之”、“寿伯”、“查仙”、“子祥父”、“寄驻西湖近六桥”、“金彭”、“武陵人”等印。

　　 再者，吴昌硕和徐三庚都为一个叫“子宽”的人刻过印，子宽即程云驹，字季良，号子宽、杰之，江苏溧阳人。缶老在白文印“溧阳程云驹长寿日利”中款署：“丙子中秋后四日，为宽弟作，吴俊。”丙子年为一八七六年，这个阶段吴昌硕虽未形成自己独特的印风，但已初具吴氏面目。

　　 同年，吴氏还为子宽作芙蓉石对章——“程云驹”“季良”。徐三庚刻“子宽”印，款署：“光绪丁丑春王月，坐似鱼室，对梅作此，时将之都门。罍记。”光绪丁丑年是1877年，与吴氏之印为前后年，说明徐三庚、程云驹、吴昌硕三人在此期间曾因艺订交频繁，年轻的吴昌硕向当时已经负有盛名的徐三庚请教并临摹学习徐氏之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清代碑学中兴，金石考据兴盛，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书法家，他们不满足于帖学的式微，直接取法出土的秦汉碑版。更有远见卓识的篆刻家，如邓石如，首倡“以书入印、印从书出”，使大量的金石文字被运用到篆刻中来。这一观点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篆刻家如吴让之、赵之谦和徐三庚。徐三庚曾先后为徐树铭、杨昌濬、连成幕宾，而徐树铭长于考据，精于鉴赏，嗜好收藏金石碑版，徐三庚入幕期间遍览徐树铭所藏，眼界大开，加之他勤勉好学，一生临摹不辍，使其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功底。

　　 徐三庚诸体皆善，尤精于篆隶，西泠印社藏三件徐三庚书法作品，其中一件篆书临《天发神谶碑》四条屏，作于48岁时，笔力苍劲，将《神谶碑》的劲峭与挺拔发挥得恰到好处，笔画中有着徐氏书风特有的舒展与波磔，笔力内含蓬勃的拗张之势。同年还有一件隶书“问如但即”五言联，写得遒逸厚润，一派汉隶雍容气象。另外一件隶书“与古集斯”六言联，未纪年，带有强烈的徐氏个人面貌，朴厚苍劲，真力弥漫。徐三庚的卓越之处在于，身处名家林立的晚清书坛，能够从正统的秦篆汉隶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不像同时代的一些书家刻意求新而堕入狂怪。他的书风具有强烈的个人面貌，却依然秉承秦汉正统。尤为难得的是，他“以书入印”，“书风”，将两门艺术在内质和外象上均达到了高度统一，使其书印均跻身晚清一流行列。

　　 徐三庚一生临摹甚勤，涉及《虢季子白盘》《吴方彝盖》《师遽簠盖铭》《祀三公山碑》《秦诏版》《琅玡台刻石》《张子西铭》，以及汉碑碑额等，并善学善用，活学活用，将所学之书运用到篆刻之中。如“子嘉”印，款署：“拟周王子申盏盖篆法，遂用曼老运刀，金罍记。”社藏“谨缄”“恒矢”二印则是金文入印；社藏“白门史致道仲庸父章”“惟庚寅吾以降”“心在山林”等印取法自《天发神谶碑》；社藏“员鉴斋”“兰生白笺”等印则是完白、让翁之法。又如“成达章印·若泉”两面印则注明直接取法邓石如。沙孟海评价徐三庚篆刻：“白文刀法学浙派，结体学邓派，朱文则纯学邓派，朱文成就在白文之上。”应该说徐三庚的结体虽建立在邓派的基础上，但已形成自己的章法和字法体系，那生涩的线质、空间的排列、朱白的对比、一波三折的取势，无不体现他对字形和方寸空间的苦心经营。他将妍美、跌宕、波磔的印风发挥到了极致。

　　 纵观徐三庚一生所治之印，年轻时不显稚嫩，晚年又不露疲态，数量多而鲜有应酬之作，这在同时代的印人中是很少见的。

　　 他的书法亦然，各体皆精，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尺幅小品都精雅绝伦。而后世对徐氏的一波三折、飘逸妍美的风格多有微词，笔者倒觉得大可不必。因为，他的风格虽妍美而不乏质朴，线条虽飘逸而不失遒厚。无论他的书法还是篆刻，都寓拙于巧，这正是其高明之处。而后世学徐三庚，多弃拙取巧，当然是舍本逐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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