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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起伏下的个体生命——读《王树村自述:我为何研究民间艺术》

时间:2024/3/24 20:33:55  来源:美术报

《王树村自述:我为何研究民间艺术》
王树村/著 姜彦文 方博/整理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到天津人民出版社康悦怡老师寄来《王树村自述:我为何研究民间艺术》,从后记里知道,此书为王树村先生绝笔之作,由天津美术学院姜彦文老师和他的研究生方博整理成书。

   前几天(2024年3月4日)台湾《汉声》 杂志创办人黄永松先生(1943-2024)辞世,享年81岁,被誉为中华民间文化的守望者。我马上想到内地从事民间艺术研究的王树村先生(1923-2009),一生致力于民间艺术研究,被誉为中国民间美术理论的奠基人。两人相差20岁,也许有交割的时间。“1988年,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曹振峰,召开了第一届中国民艺学理论研讨会,邀请了台湾《汉声》杂志社的同胞参加。来京参加者有总编和副总编吴美云、黄永松二人,开始发言都比较生疏,后来直言要看我的藏品。当看到我收藏的年画戏曲题材的部分时,他们感慨不已!认为这是国宝,蕴含着中华民族很深的文化层次,40年来幸存至今没被毁灭,好不容易,遂决定出两本《戏出年画》,全部用彩色,大开本,海外发行。以后另立合同,出版《杨柳青年画分类大全》。”在《我为何研究民间艺术》读到并抄录,以表对两位两岸民艺研究前辈的感念与敬意。

   一直喜欢读前辈的日记、自述、访谈、书信、回忆录,虽然有像《齐白石自述》那样的晚年重塑,但结合传主经历的时代,都能感受到传主回望时对自己一生的感慨与欣慰。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自传或口述记录都聊出卢梭《忏悔录》这样对人性的自我检讨与反思,但也可以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习惯中透过个体的述说,感受到时代起伏下个体生命的无奈和意义。

   王树村先生1924年出生在天津的杨柳青,成长经历抗日战争华北沦陷区,经历天津私立美术学校,拜师阎文华,天津市立美术馆的美术班;1949年后的华北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专修美术史论课程等;1956年调到《美术》杂志社工作,当时由倪贻德先生负责,编辑七人,址在北京南锣鼓巷的雨儿胡同一座四合院,原来是齐白石先生的画室。1957年反右后调到中国美术研究所工作,1960年下放拜师民间老画工张喜恩,在特殊年代,边劳动边考察地方民间年画等。就这样娓娓道来,虽然是传主晚年生病时的简单陈述性的记录,经历的人和事,比如西北考察时拜访王子云、何正璜后去见石鲁时,生动的描述,多少为石鲁研究留下那个年代经历者的信息。当然还有改革开放后,积累半生后的硕果绽放。

   “民间美术是伴随着农耕社会发展下来的,是和农民生产分不开的。每逢新年、过节、五谷丰收,都要敬天谢祖,久旱不雨或冰雹虫害,也要祈神保佑……”在那个年代分不清究竟是文化还是封建迷信的边界,作为那一代民艺研究者的处境可想而知。

   我中学时期接触到王树村先生编著的《中国民间画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在这本《我为何研究民间艺术》里又读到,“画文人如颗钉,画武将要像一口钟”“站七、坐五、盘三半”“一个巴掌半个脸”等。后两条是说,画人体比例以人头大小来计算,坐着五个头长,盘席而坐的约三个半高,站着高矮以七个头长为准。画人物不能手小了,小手男子不好看,一只手舒开了要有半个脸大。几天前,一位考学的年轻人让我看看她“半身带手”的素描,我还说起,手与头像的比例,手不要画小了,画稍大一点反而没关系,在书中读到传统民间艺人的经验,更为言简意赅。

   向王树村、黄永松这样的民艺研究前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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