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唐寅 钱塘景物图 71.4×37.2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山水画孕育于汉魏，宗少文作《画山水序》，启山水画之序幕。隋唐以降，青绿精工之风流行，吴道子、王维山水始为一变，水墨画兴。至此，青绿与水墨之风并举。唐末五代，北有荆、关，南有董、巨，笔法与皴法日趋成熟。两宋时山水画进入了高峰期，李成、范宽、郭熙、米家父子等画家辈出，北宋画风境象宏阔、壮丽。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之山水，画意幽深清远。南渡以来，钱塘西湖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华文脉尽归钱塘。钱塘自古繁华，山水秀美。早在秦朝，始皇帝曾游于此，开钱塘西湖之气象，西湖至今存有秦始皇系揽石，隋炀帝凿京杭运河始于西湖，白居易、苏东坡等文人骚客更是留下大量诗歌。西湖山水之胜，天下独具，四时分明，变幻交替，美不胜收。欧阳修《有美堂记》中道：“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南宋的繁华：“回头看城内山上，人家层层叠叠，观宇楼台参差，如花落仙宫。下节步行，争说城里湖边有千个扇面。”

　　 马远、夏圭写钱塘山水，注重实景写生，在一片空灵的江南水色之中，点缀人物、舟楫，笔力苍劲，构图简约，墨气淋漓，景物隐现，画意幽深而意无穷，成为南宋钱塘山水画风的典范，画史出现了钱塘画派。马远的《水图》是以西湖为缩影的天下观想，以西湖的风、雨、雾、云、雪，所写黄河逆流，洞庭、长江的万顷碧波等诸多之境，都是西湖千面一刻的呈现。“风雨归舟”是西湖的特有题材，观传世之作大约如此。此地特有山水之钱塘山水，妙就妙在变幻不定之处、水天接连之所。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山水，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北宋人表现的是有形之大山水，南宋人则化有形为无形，呈现一片空寂。受佛禅思想的影响，南宋出现了梁楷、牧溪、玉涧的禅画之风，钱塘画脉更显空灵。日本镰仓和室町时代的雪舟派和狩野派绘画深受南宋钱塘画脉的影响，可以看作其一支，日本画家也把杭州作为朝圣的目的地。

　　 元明以后，西湖作为南宋的故都，一直是文人与画家心目中的圣地。作为文人墨客，不可不到西湖，不可不受其熏染，其中心地位一直延绵至今。西湖是销金锅，更是文脉的传承之地。吴门画派、浙派、新安画派，甚至福建、岭南的画家无不游览西湖山水。赵孟　頫居于湖州，任十年浙江儒学提举，内心留连所系即是西湖。临终绝笔《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中书：“处西湖之上，居多志同道合之朋。”读之让人慨然。黄公望曾于杭州、松江等地卖卜，生活在富阳，传其飞升在武林。他画西湖宝石山芷兰堂传世于今。王蒙是湖州人，隐居于杭州临平黄鹤山三十年，自号黄鹤山樵， 题画云：“小隐新成溪北湾，桃花千树屋三间。读书不作求名计，时复褰帷只看山。”也曾作《宝石泉壑之芷兰室图》传世。元明孙君泽、戴文进、吴小仙、汪海云，直承马、夏遗韵，浙派名振一时。吴门画派学黄公望、王蒙，接续宋元绘画，亦心系钱塘故都文脉之鼎盛，留下不少关于杭州的画作。沈周题画云：“顷年自杭游回，梦寐未尝不在紫翠间也。”唐六如有《钱塘景物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晚明董其昌游历杭州十八次，拜谒藏家，访问文友，谈艺参禅。清初四僧中的弘仁也在杭州生活过。恽南田在灵隐寺出过家。以王原祁为代表的娄东画派、虞山画派，也都与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湖文脉，影响波及各地的画家，正如庄子所言：“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为尽也。”西湖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重地，底蕴深厚，延绵悠长。到了近现代，西湖国立艺术院的成立，潘天寿、黄宾虹、陆俨少、李可染、顾坤伯、潘韵等大家汇集钱塘，这是近代西湖画坛的风光，也成为近代绘画史的丰碑。20世纪80年代浙江山水画研究会成立，陆俨少担任首任会长， 研究会名家汇集，包括姚耕云、孔仲起、曾宓、童中焘、杜高杰、曹文驰、姜宝林、卓鹤君、陆秀竞、谷文达、孙永、陈向迅等一大批名家。山水画目前依然是中国画坛的高峰，西湖文脉不断，钱塘画意绵长。西湖，作为艺术的摇篮，一直延绵至今，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必然是文化学者和艺术家朝拜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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