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　朱琪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2年12月出版

　　印学史论家、书法篆刻家朱琪新著——《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以下简称《小道可观》），全书约46万余字，厚达406页，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著名印学理论家孙慰祖作长篇序言。这是作者继2020年5月在西泠印社出版《新出明代文人印章辑存与研究》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印学史论专著，也是对新时期文人篆刻研究全面系统的探究和总结。此书进一步拓展和应用了考古学、古器物学、文献学、书画鉴定学、美学、社会学、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应该说是一部可读可赏可藏，融史料性、学术性、艺术性于一体的印学论著。

　　何谓“文人篆刻”？迄今未见有严格意义上的界定。判断一方印是否属于“文人篆刻”的范畴，窃以为，至少要考量篆刻作者是否称得上“文人”这个最基本的前提。而更严格的要求是，“文人篆刻”作者要懂诗（词、联），懂诗则明史，明史则可通经，通经可治小学，小学是阐释古汉字形音义的学问。朱琪的论著《小道可观》分为早期文人篆刻及相关“印迹学”研究、明清文人篆刻研究、晚清民国篆刻研究、印史与文化四大板块，后附录稀见的《晚清民国以来篆刻润例汇辑》表录。品读此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史料性的拓展，极大地丰富了论著的内涵。之前中国篆刻史上对文人篆刻溯源的研究和界定，从明代的文彭上溯到元代的赵孟頫，是毋庸置疑和约定俗成的定论。随着学术界对出土文献的不断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作者把文人篆刻的源头上溯到宋代官印和宫廷书画鉴藏印。作者从汗牛充栋的史料中捕捉到“宋太祖于乾德三年（965年）下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的记载。如能找到史迹印例的是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淳化阁帖》卷八中的钤印“尚书省印”，九叠篆，阔边粗朱文印；还有辽宁省博物馆藏唐怀素《草书论书帖》中的赵佶钤印“御书”葫芦状朱文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诸帖中钤印“政和”朱文印等稽古印例。这在过去30年出版的各种篆刻史书中是所未见之论述。

　　第二，学术性的整合，爬梳出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考古和征集获得的明代鲜见的文人篆刻印章实物充实到文人印例中。如作者按明代行政区划进行归并，如中五省（南京、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出土的文人印章，列举了最具代表性的：1969年上海卢湾区发现明代朱豹、朱察卿墓群出土的6方印章，其中有最接近元朱文印的黄杨木质的“平安家信”；1974年上海朱熙家族墓地出土的“旺”字铜印（朱文）；1979年无锡南郊顾林墓出土的明代何震篆刻4方，包括“顾林治印”（大小2方，均白文）、顾氏郁卿（白文）、郁卿父（白文）等，为当下文人篆刻研究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印例。

　　第三，史料性和艺术性的研雠，对晚清民国篆刻研究中的代表印人徐三庚等所作的史实和审美取向的个案再认识。作者以各种传本《徐三庚印谱》为例，试举印例具体量化分析徐三庚篆刻创作的“印内”取法和“印外”取法情况，以及徐三庚书法篆刻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总结出徐三庚作品中阳刚与阴柔、雄强与柔媚、生辣猛利与窈窕婉曲兼具并存的美学取向，契合了其“金罍野逸”中的“野逸”审美意趣。

　　第四，稽考印史公案，还原史实真相。作者援引陈浏著《说印》中的史料，挖掘出晚清名士吴保初（1869-1913）向吴昌硕求印过程中的一段逸闻。如《说印》（1936年晚翠轩活字印本）中提及吴昌硕在已收取吴保初不菲润金的情况下，仍干没吴保初所请其刻的田黄、田白、昌化等佳石达“数十方”，价值“数千金”，并且对石质、尺寸、样式甚至装潢皆记述详尽，言之凿凿。故陈浏对吴昌硕嗤之以鼻：“昌硕能诗而性贪，其与彼佛，并为风雅之蟊，坐使彦复失其秘玩，余亦不能再见，焉得不嗤其为人。”通过史料还原和稽考，揭示了陈浏与吴昌硕交恶的原因。作者在吴昌硕的诗集和印谱中，找到不少与吴保初交往的有关资料；还列举《吴昌硕印影》中收录吴昌硕为吴保初所刻印章共计13方，得出两人交谊甚笃的结论。这显然否定了陈浏《说印》中攻讦吴昌硕侵吞吴保初佳石的真实性。

　　作者在谈及近现代岭南篆刻风格谱系的形成与嬗变时，勾勒出岭南印风清晰的传承路径：“浙派”——“东塾印派”——“黟山派”三个影响期，是比较客观、准确的描述。“东塾印派”以陈澧（1810-1882）为中心，“黟山派”以黄士陵（1849-1909）为中心。这与以往一些学者对岭南印风研究强调“东塾印派”的作用有所不同。伴随着近代“西学东渐”之风，皖人黄士陵由南昌南下寓居广州18年间，结识了吴大澂、张之洞、梁鼎芬、端方等达官显贵和知名文人，还协助广雅书局专事经史校勘、刻书数百种。“黟山派”在广州的崛起更是势所必然。岭南一脉受泽于“黟山派”并产生了一定历史影响的印人，诸如刘庆崧、易孺、李尹桑、简经纶、黄少牧、冯康侯、曾绍杰、邓尔雅、乔大壮、寿石工、容庚、黄文宽、蒋维崧等，这些文人精英，群星璀璨，大匠如林。其实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印派所难以比拟的。

　　此外，作者在书中单列“邓之诚的篆刻艺术成就和印学贡献”一节，以丰富的文献史料和生动的印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一直以来被疏忽的近现代印人邓之诚（1887-1960）的印学理论与创作。邓氏篆刻存世不多，今见李颖霖、李洪啸所编传本《邓之诚印谱》（中国书店2007年1月出版），200余印，来源邓氏自辑自用印章为主。作者通过多方搜寻散佚邓氏遗印约40余方，累计得邓氏印蜕250方左右，为研究邓之诚篆刻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者认为，邓氏的印学贡献主要在于他以札记的形式对古代印史诸多方面的考证，包括古代印章钮制、清代官印制度、宋元明清古印收藏、古今印人、品鉴印石、印史辨伪、印林逸事等，多收录于邓之诚著、邓珂增订点校的《骨董琐记》（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一书中，反映了邓之诚作为一代金石考据大家的印人风范。

　　《小道可观》一书通过第一手史料，并以表格形式附录了较大篇幅的《晚清民国以来篆刻润例汇辑》，以及作者自藏、过目之润例原件、相关印谱及晚清民国以来各种书报刊所见润例资料，直观反映了近代文人篆刻家的生存状态和艺术主张。孙慰祖先生在序言中称：“这一论题提供了较为全面、丰赡的近代印人的经济生活信息，也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篆刻经济’微观史料。”

　　总之，《小道可观》是朱琪多年来青灯黄卷、厚积薄发的结晶。全书行文以史料为依据，以史实为准绳，旁征博引，立论严谨，图文互证，言之有物，通过海量的稽古印例和丰富的印学文献史料信息爬梳考据，生动呈现了1000余年来的文人篆刻脉络和印学史观。无疑功在当代，惠泽印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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