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三潭诗卷　王铎

　　晚明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特殊的一个时期，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儒家思想在其时影响深远，其中集中表现是《四书》之一的《中庸》。 《中庸》作为政治伦理的、同时也兼具艺术审美的规范。王铎精于中庸之道，他理解的中庸，是矛盾的中庸，这源自王铎的殊遇，如刘熙载曰：“写字者，写志也。”其书法临创实践与其学书理念是一致的，将不同元素整合一体，臻至功成。究其源，是他不同于时人的美学观；寻其本，得力于他对古人的深入体悟。

　　学书理念与美学观的形成

　　晚明阳明心学空前繁荣，王铎提倡“心即理”思想，在此基础上又提倡“知行合一”。王铎的学书理念以是否符合自己的审美，即师心为依据。他反对亦步亦趋，《论书札》有语：“书太拟议，便少兰亭羽化登仙之意趣，不模拟又易离畔准绳。若棋子，操之纵之，不即不离，若有意又若无意，鹤之在空虚，鱼之在水中，一也。”王铎认为，临帖的最终目的是出帖，不能局限于对原作的形似，而应追求作品的内在精神。

　　王铎常在临古卷中题跋，书论多出于此，这种用浓烈情感表达的题跋形式有着重要的意义。晚明时期美学思想发生变化，书家注重主体意识，重个性抒发，从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到王铎、傅山，无一不受影响。王铎在临创实践中力求追溯源头，以纠正今时之俗，并获得有别于时风的古趣。

　　王铎的楷书、隶书、章草等作品虽不及盛名的行草书，也强烈反映出王铎的学书理念。李清称王铎“喜作诗文，中多奇字。每客过，则出而读之，且读且解，谈宴无倦色”。在尚奇思想的引领下，王铎有意识地在作品中使用奇字，但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标新立异。《拟山园帖》中收录了王铎若干件楷书临古之作，其师法钟繇，结合柳公权，古奥深涩，耐人寻味。他主要将隶定后的字形进行还原后作楷，不乏改造，将他认为不合古法的字形一一加以改正。张庚《画征录》中说：“余于睢州蒋郎中泰家见所藏觉斯为袁石愚写大楷一卷，法兼篆、隶，笔笔可喜。”藉由篆字隶写、楷写，王铎既与俗流相背，又不至于因过于晦涩难懂而失去传播力。其字形上的篆籀形态给观者造成奇特的视觉感受，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笔顺的界限，进而对局部的节奏与布白产生奇妙的影响。

　　王铎在书隶时以篆法为宗，这是青睐古文的另一表现。虽然与明代初、中期的隶书书家相比，王铎隶书中的楷书用笔意识已经淡化，方折相对没有过于强烈，但难离其意。王铎认为书法远离野俗的原则是楷书追隶，隶书追篆，所以就其隶书而言，所用异体字大多源于篆籀之法，或从古书中有据可考的文字。王铎深究的还有章草，经常在题跋中作章草，有时甚至行书卷后接章草。实际上章草对王铎奇崛的大草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作品中打破了章草的基本范式，在平正中见奇。

　　我们梳理王铎的临古卷中有关题跋体现出的学书理念与美学观，尝试分析其或隐或显的取法脉络及临创过渡方法，关注后人对其在不同层面的理解、借鉴和取舍，这有助于我们从更全面的立场之上，去寻绎传统与当代的契合点。

　　书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王铎在《琅华馆帖跋》中称：“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过文其不学耳。”对于王铎来说，他既认同晚明的审美取向，又一心要以“二王”为旨归，所以在这种双重价值的追求过程中，执着地进行独属他的临创实践。

　　在王铎的临古作品中，“二王”就占了大半，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对其评价道：“（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够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他临《集王圣教序》更能字字逼肖，于此帖浸淫之深为同时代书家所不及，加强了转折处的停顿方折，汲取了碑刻之法，加强骨力，以避流于秀美、媚软。王铎对王献之的书法欹侧之风深得个中三昧，注重体势，把握住了潇洒的境界。

　　王铎在《临阁帖》跋中说道：“丙戌二月，事务繁劬，昼不得暇，挑灯二更，学古凡不师古师心，罔臻于成。”他提出学书不仅要师古，更重要的是师心。在《临阁帖卷》跋中他认为学书要注重传统：“书学以师古为第一义，近世书家以臆骋，动无法度。如射不卦鹄，琴不按谱。如是，亦何难之有！”越到晚年王铎对于阁帖的学习，其实更多是用“二王”法临写诸家体。晚年在审视自身学书历程时，对书法作了一次全面深刻的回顾：“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谱然。”

　　另外，王铎尤其对米芾的书风又进行了重新的领悟与探索，对米芾书法的跌宕笔法有着自己的独特领悟。在笔法上为了更加深入，选择米芾作为突破，通过米芾上溯晋人笔法。这也成为他行草书创作的一个转折点，从米字中大量出现的翻笔中悟出“绞转”来，方折与圆转有机结合，追求字的张力，并将尺牍大小直接扩大到超长立轴之上，他在米芾从未涉猎的领域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有着别出心裁的发挥和演绎。他认为：“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

　　超长立轴虽然流行于明代，但对于习惯于尺牍、书卷的明代书家来说，依然是个难题。很多在帖学卓有成就的书家一旦写起长幅立轴，便难以驾驭，只能在单字的字型上下功夫。章法的新变革肇始于张瑞图，他尽量把字距压紧，行距放宽，用笔方折翻动，重新营造了一种秩序。可以说，王铎承袭了张瑞图的创作方法，并在章法理念取源黄庭坚，得以使立轴这一形式完善和发展。王铎对章法的探索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一件作品中制造各种矛盾，同时用多种方法去化解矛盾，使整张作品和谐又平衡。

　　王铎擅多体，以现有作品来看，似以行草书为高，其大草作品，笔力厚实，结字茂密，连绵不断。正如他在《草书杜甫瞿塘两崖诗卷》跋中所说：“草书须意兴爽然，形体和畅，如登吾嵩顶长啸时光景，然后落笔。不然机滞，神不飞动，止可写行书。有意无意，不可书草也。”字径的展大，王铎在颜真卿那里找到办法，去掉了小字的跳荡与起收笔的锋芒，用沉着厚重的点画与之对应。在提升书作气势方面，张芝、王献之的“一笔书”对其有所启迪。王铎在“拓而为大”的过程中夸大了笔画本身，有效地运用了牵丝连带关系，再弱化缠绕的羸弱线条，变之以沉着的线来代替，有意识地控制线条节奏，计白当黑，旨在传达个人的力量和笔势。在王铎笔下，字型或宕或倚，气韵笔断意连，让人耳目一新。

　　王铎所倡导并亲身实践的气势恢宏的行草书，对晚明书坛平衡董其昌一路温柔书风、振兴古代传统起着积极作用。王铎丰富了后人学习“二王”等人的手段，开拓了学习的路径，对高古的理解和孜孜以求值得借鉴。需要指出的是，“尚奇”是一把双刃剑，要把握好度，力避其传统韵味较少、多程式化的作品，要既守法又不为法所囿。王铎的师古、师心观念影响深远，可为后人所用，成为临创道路上的方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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