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龙灯、舞龙狮，热热闹闹的中国年，总少不了龙的身影。蜿蜒的、腾飞的、优雅的龙，铭刻在金银玉器上，雕镂在墙壁门窗上，描画在水墨丹青中……看见龙，就看到了独属于华夏民族的那份精神气韵，中国人总是骄傲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文解字》中，“龙”是变幻莫测的神秘动物。“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祥瑞的象征；“既见君子，为龙为光”，龙是高贵人格的代表；“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龙承载着诗人浪漫瑰丽的想象……作为一个想象的图腾，龙成为中国人崇拜的瑞兽，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关于华夏龙的起源有许多种说法。研究表明，龙崇拜与中国古代天文学观念有关，起源于原始历法的龙星记时制度。古人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宿分为二十八宿，分东、南、西、北四方（每方各七宿），以青、红、白、黑四种颜色及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种神兽相配，称“四象”或“四宫”。其中苍龙星象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组成，龙就这样与“天象”和“四方”观念相联系，成为通天神兽。仰观天文，又是为了察乎时变，对原始先民的生活至关重要。龙星周天运行，恰与农时节令相吻合，故成为人们观象记时的依据。《易·乾卦》记有六龙：“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有说此爻辞之“龙”，即天上的苍龙星象，而六龙状态则是苍龙星象从春到秋升降运行的周天运动，其中九二“见龙在田”，就是指春分黄昏时节苍龙之首的角宿升起于东方，即是民俗所称的“二月二，龙抬头”。当然关于乾卦的这六龙，也有解释为君子人格，认为其象征君子进德、自强不息。

　　春秋战国之际，气生五行的观念十分流行，西周末伯阳甫即以阴阳来解释地震。那么也就有龙为雷、为闪电、龙乘云雨之说。《山海经·海内东经》记雷神形象为“龙身而人头”；《易·说卦》谓“震为雷，为龙”；东汉王充《论衡·感虚篇》道“方今盛夏，雷雨时至，龙多登云。云龙相应，龙乘云雨而行”。或许这就是古人大旱求雨、祈丰年祭龙神的源头解释。

　　作为神兽象征的龙，上可通天、下可入渊，由此也形成了民间的龙神崇拜。人们希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龙王庙；正月里，闹元宵、舞龙灯；二月二，“引田龙”（河边担水，回家点灯上香祭拜）、“挑龙头”（吃面条、炸油糕）；端午节，万众喧腾，赛龙舟……

　　至于龙的具体样貌亦是众说纷纭。除了上述的星宿说、闪电雷雨说外，还有蛇说、鳄鱼说、蜥蜴说、马说、鱼说、猪蛇鹿组合说、马蛇组合说，以及松树说、虹说等等，呈现了龙之起源的多元化。

　　宋代罗愿的《尔雅翼·释龙》、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叙制作楷模》在前人基础上均总结出龙形象的三停、九似说——三停者，乃龙身“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九似者，乃“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也”，生动具体地描绘了这种“拼装”的假想动物，龙的形象自此变得相对清晰明确。

　　龙作为图像亦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考古发现，“龙”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现，甲骨卜辞中就有王向龙问卜求雨之记录。商周以来，龙已被广泛用于器物装饰，尤其是玉器和铜器上的动物纹饰。譬如，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一尊玉龙，生动古拙，工艺精湛；商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就有龙纹、饕餮纹、鹿纹、凤纹等兽面纹；春秋时期《莲鹤方壶》结构复杂、铸造精美，壶的腹部装饰着蟠龙纹，龙角竖立；而战国的白玉龙形佩、青玉龙形佩，体态蜿蜒，造型非常简洁、优美。

　　蜿蜒的龙形也出现在战国帛画上。出土于湖南长沙楚墓的战国帛画《人物御龙图》和《人物龙凤图》，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完整独幅绘画。画中人物和龙的形象均具楚风，其中御龙图男子峨冠博带，宽服佩剑，凌空高蹈，御龙前行。龙身颀长，弯作U字舟形，昂首摇颈作飞升状。女性墓主人则手持龙凤，龙在前，蜿蜒腾飞，奇异华丽。

　　汉代时期龙图像盛行，除了帛画，龙纹亦多出现在画像砖石、墓室壁画、漆画、玉器、铜器、瓦当、丝织和印章等器物上。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西汉T形帛画中，就有典型的龙形象。画中共有四龙，天界两龙左右各一、大体呈对称式，旁有鸿雁齐飞，双豹回眸，神马奔驰，祥云缭绕；画面下端有双龙盘曲交错于中心玉璧处，二龙之头呼应，龙嘴大张向外，直触天国入口,又将躯体向下游伸、直达地冥。龙在整幅图中绝地通天，威猛灵动，力量非凡。该画技法成熟、线条有力醇厚，设色平涂，多用石色，至今看来仍华美艳丽、质朴厚重。

　　魏晋时期，龙亦如手挥五弦的魏晋人，飘逸洒脱，带有仙气。相传曹不兴、张僧繇、顾恺之等人都是画龙高手。成语画龙点睛的故事即是形容张僧繇画龙的神妙。东晋顾恺之所作《洛神赋图》，有宋摹本传世，细腻描绘了曹植和洛水女神相识、相爱又分离的凄美爱情故事。其中高潮之段是洛神与神女驾着六龙车在云中奔行，风驰电掣，行板如歌。其中龙角细长稍卷，有类羚羊，身躯、四肢和龙尾修长，六龙斜线一字排开，美丽状鹿。龙用朱砂设色，线描紧劲连绵，格调雅逸，有高古游丝描，也有纤细的行云流水描。

　　唐代画龙名家有李思训、冯绍正、吴道子、孙位等。唐代龙画丰腴壮实，健硕富丽，与繁荣开明的唐代气象相合。譬如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线条雄壮，有“吴带当风”“挥霍如莼菜条”之味。尤其“乘龙图”一节中，龙鳞与天王衣纹相映成趣，龙的爪、尾交集,与天王之脚顾盼相伴，颇显气韵雄壮、笔迹磊落、风采卓然。

　　唐代墓室壁画中的龙则有威风凛凛之姿。如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墓盖上的龙，肩生翼，尾翘起，四足站立，回首作咆哮状，其势奔腾。唐代器物上的龙纹亦可大观，如故宫博物院藏品唐三彩双龙耳陶瓶，龙脖自瓶肩部长出，龙弯颈俯首，嘴伸入瓶口，造型独特，黄绿白色彩浓郁，质地拙朴大方，是唐代民族融合、艺术趣味繁复的体现。

　　龙纹在宋代亦广有所现。玉石、金银、青铜、陶瓷、丝绸织物、建筑构件上均有龙纹为饰。不过，宋代龙之妙当属龙画。宋人对画龙规律进行总结，郭若虚等人提出了成熟的画龙理论。宋代画龙高手有董羽、僧传古、陈容等。其中陈容才华横溢、落拓不羁，开创了水墨画龙之先河。元人汤垕《画鉴》称其“深得变化之意，泼墨成云，噀水成雾，醉余大叫，脱巾濡墨，信手涂抹，然后以笔成之”。陈容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云龙图》画的是一条完整独龙，富龙形“三停”“九似”之造型美，蜿蜒矫健，气势夺人。陈容的多龙图卷常伴有山石衬景，譬如《五龙图卷》的山石多用李唐、马远一类的大斧劈皴，相衬于龙，强劲有力。《九龙图》则云蒸霞蔚，云垂海立，行气如虹。其水有马远之神，其云有米芾云山之意，龙在其中纵横欢跃、恣意活泼，令人叹为观止。陈容被誉为中国古代画龙第一人，名不虚传。

　　龙画艺术发展到元明清，虽有不少墨龙名家，但技法大多沿袭陈容，程式僵化，少有突破，乏善可陈（明代汪肇的《起蛟图》、清代周璕的《墨龙图》则稍有气象）。想来龙画难学而不易工，文人画于明清走向细腻精致的同时，也缺少了阳刚气象。

　　在中国文化里，龙是高贵的象征。天子之旗谓龙旗，天子之服谓龙衮，皇帝之装谓龙袍，还有龙颜、龙体、龙位、龙威之说。元明清时期，龙被皇家专属，元代严格规定五爪两角的龙为皇家专用，百姓不得擅用。明、清两代承袭元制，五爪叫“龙”，四爪称“蟒”。皇帝的龙袍，自然也是龙艺术的精品。如乾隆时期的黄纱绣彩云金龙单龙袍、月白色缂丝彩云蓝龙袷龙袍，皆为云龙刺绣，体现皇家气派，雍容华贵之至，也显出僵化之感。

　　元明清的器物中，龙纹却丰富多彩。元代青花瓷一改传统瓷器的内敛含蓄，具有浑厚大方的特点，当然元代青花瓷也有另外的风格，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元瓷《蓝釉白龙纹瓷盘》，在蓝釉相衬下，三爪白龙在盘心凸起，如熠熠闪电，异常生动灵光，堪称艺术珍品。明代家具宣德填漆戗金云龙纹双连环小几，几面绘有红、绿二龙戏珠，属于漆画中髹黑饰朱的工艺风格，手工精致，玲珑秀美。《琉璃龙吻建筑饰件》则体现出粗犷豪气的风格，显示了龙的威武雄壮之姿。清代器物龙纹洋洋大观，故宫博物院藏大清康熙年制款雕填漆龙纹盘和雍正年制款珐琅彩云龙纹瓷碗，前者盘中雕填黄鳍红龙，色泽沉着；后者碗外壁以黄色珐琅彩绘五爪的二龙戏珠，风格优美。

　　民国时期，画龙者有张大千、赵少昂、齐白石、徐悲鸿等。其中徐悲鸿所绘《十二生肖》中的龙画一幅，以赭石设色、白粉撞色，笔线有力，画中龙须昂扬、龙目炯炯有神，充满了生气勃勃的感觉。

　　在十二生肖中，其他十一个都是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动物，唯有龙是虚灵神物，因而也就有无限大的想象空间，以承载人们有关天地、宇宙、人生的理想寄寓和对吉祥福祉的祈愿梦想。龙的精神，鲜活地生长在中华儿女的心里，流淌在我们的呼吸和血脉之中。龙的飞腾之势、奋搏之气，传达出的正是“龙的传人”千年传承的信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美好希冀的龙年。

（作者：王文娟，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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