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文物局发布最新考古研究成果，介绍了在新宫、琉璃河、金中都、北京长城、故宫、“样式雷”家族墓地考古方面取得的系列成果。

　　位于丰台区南苑街道的新宫遗址，主体年代为夏商时期，除了以双环壕、古河道、墓地为核心的聚落外，还发现有晚商、西周时期的墓葬、灰坑，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灰沟，辽金、明清时期的道路等遗迹。该遗址发现的晚商、西周文化遗存为厘清学界论证的围坊三期、张家园上层文化及燕文化在北京地区的存续与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DNA是生物体一切遗传信息的载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宁超介绍，通过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重建了琉璃河遗址出土人骨的家族树，与考古学证据深度融合，为理解西周燕国古代人群的埋葬方式、婚配策略以及潜在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北京870年的建都史始于金中都。金中都不仅开启了北京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辉煌历程，同时也是金朝历史上最为重要、历时最长的都城。考古研究表明，金中都外城墙是在唐、辽时期地层上平地起建的，底部没有明显的基槽。但是在夯土墙体最下部有平整地层的夯土垫层，并且发现了用纯净黄沙土铺垫的痕迹。这一特征不同于同时期的辽上京与金上京，可能与当地土质较为致密黏重、金中都城修建的时间紧迫等因素有关。结合文献，金中都外城的营建时间主要集中在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综合史料与考古迹象的分析，初步认为金中都外城的营建大约持续了5年，直到贞元三年（公元1155年）才完成。此次考古发掘的马面遗迹是金中都考古的首次发现。马面又称墩台，是凸出于城墙墙体外的一种防御设施，可供三面攻敌，有效消除城墙防卫死角。本次发现的马面遗迹平面呈圆角梯形，更利于城墙的作战与防守。

　　整体看，金中都城是以北宋东京城为蓝本，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面扩展而成的一座都城，大致呈外城、皇城和宫城相套的模式，以大安殿为核心，形成一条南北贯通的中轴线，两侧建筑对称分布，这是北京作为都城最早的一条中轴线。“金中都城处于从封闭式里坊向开放式街巷过渡的重要阶段，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丁利娜介绍。

　　长城是我国重要的地理和文化标识。北京市市域内的长城始建于北齐，大规模修建于明代，从东到西横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6个区，全长520.77公里。通过研究，明确了长城建筑规制、工程作法与病害等基础信息，为全面、系统、科学地制定长城保护方案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理论支撑。深入发掘丰富了长城的文化内涵，再现了边疆社会的历史场景，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

　　“样式雷”是对清代皇家建筑总设计师雷氏家族的尊称。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皇陵等在内的很多皇家建筑都是由雷氏家族设计的。2023年10月至11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一处清代墓地进行了详细地现场勘测，发现古代墓葬29座，可分为两处家族墓地。根据地望和墓葬分布情况，结合历史图档及早年调查资料，初步判断可能是清代雷氏家族墓地，这为研究清代雷氏家族墓地地望、布局及历史，以及后续的保护规划和展示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故宫造办处是清代紫禁城内制造皇家御用器物的专门机构，为宫中专司内廷交办承造各种器皿之处，下设馆、处、作、厂等诸多作坊，被称为“百工坊”。

　　2020年底至今，为了配合故宫造办处旧址环境整治工程，故宫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考古部持续对造办处旧址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其中最重要的是确认造办处旧址为故宫内又一处元、明、清三代宫殿建筑层层叠压打破的“三叠层”遗迹。发掘清理出了元、明、清各时期性质规模、工艺技术不同的建筑基址，以及院落墙基、地面道路、排水系统、灶、灰坑等丰富的遗迹现象，出土了元、明、清不同时期的砖、瓦、石建筑构件，以及陶、瓷、玉、铜、铁、玻璃、骨等质地丰富的各类遗物。

　　故宫造办处遗址是迄今为止紫禁城内发现面积最大、遗迹类型最多样、时代序列最完整的遗址区，是近年来紫禁城考古的重大收获，也是紫禁城古今重叠型建筑考古的最重要实证。其考古发掘成果为认识元大内、明代紫禁城的营建改造以及清宫造办处的历史兴衰和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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