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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1月23日，“中国新民：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中国之新民、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自由斋主人。清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史学和新法家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史学方面建树颇丰，尤其是“新史学”“清代学术史”等领域。

《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及家人合影

　　梁启超人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898年之前，以维新变法为主，参与了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事件，主笔《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等，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理论。1898至1920年，梁启超热心政事，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先是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再是任职民国政府，反对袁世凯、张勋复辟等；后来游历欧洲，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参与巴黎和会，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推手。1920至1929年回归学术，是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参与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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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他为“中华民族”命名，为“新民”“国民”塑魂，无论从政、从文，革命维新，朝夕不缀，死而后已。梁启超是一位同时在政治、学术舞台，为中国的现代转型做出重要贡献的巨匠。

　　本次展览以“中国新民”为题，藉此纪念梁启超诞辰150周年。展览围绕梁启超在中国现代性构建过程中的成果，以其不同时期的书法、拓本收藏等114组件作品作为线索，以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时刊登的图像、自作诗文手稿、书籍文稿、个人影像等为主，分为“民族：文字收功，神州革命”“新民：古今内外，去塞求通”“国学：独立之国，学问独立”“余事：先辈遗墨，书艺复兴”四个版块。

梁启超在法国巴黎，1919年，图片由江门市博物馆提供

　　其中“民族：文字收功，神州革命”侧重展示梁启超在东西方文化宏观格局中，梳理中国现代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在四十五岁前后与旧势力的决裂与转型；“新民：古今内外，去塞求通”通过梁启超对欧洲局势的分析，以及《时务报》《清议报》等对当时世界文化图文并茂的刊载，重点展示梁启超在打通古今中外的努力，和梁氏家族追求开放、进步的精神；“国学：独立之国，学问独立”重点展示梁启超回归教育后在“讲学社”“共学社”方面的图文史料，以及梁在“文化公学”“国学门”，和以清华为代表的现代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的成果；“余事：先辈遗墨，书艺复兴”以梁启超的个人书画、碑帖艺术收藏为核心，展现梁启超以“文艺复兴”为范本，在书法创作中融合古今，回应“碑学”“帖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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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单元 民族：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在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有奠基之功。梁启超不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概念，而且在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也起到关键作用。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是在一系列的时代巨变的背景下提出的，本单元从1898年维新变法谈起，铺陈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之变的时代背景，展现梁启超在面对内忧外患时，通过现代民族的建构，重新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努力。“中华民族”概念的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直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才在社会上形成较大共识。在本单元书法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梁启超从传统文人到现代革新者的多重身份，“独立不惧”“清明在躬”正是他自身的写照。胡适挽梁启超先生联曰“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反映了梁启超在东西方文化格局中梳理中国现代民族概念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在维新、改良、革新、革命的实践中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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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单元 新民：古今内外，去塞求通

　　新民之“新”有两重含义：“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启超所谓的新民并不是“心醉西风”之流，也非“墨守故纸”之流，而是“国民独具之特质”，是“一国之立于世界”的基础。本单元从梁启超兴办的报刊、往来的信札、出版的书籍来切入，旨在突显梁启超努力让当时的中国开放、与世界连通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比如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言：“去塞求通，厥道非一”，1898年创刊的《清议报》开篇就提出“世界社会日进，有不可抑遏之势”，“古今内外，去塞求通”的核心目的是“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学识”。梁启超对世界文明的吸取是批判性选择的，比如《欧洲战役史论》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分析，思考当时代表现代文明的欧洲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欧洲战役史论》是梁启超写给当时正在读清华预科的儿子梁思成的，希望中国青年放宽胸怀，了解世界局势和国家的需要。在泰戈尔访华的信件、给孩子们的信件和梁一系列的学术研究中我们能够看出，梁启超是“去塞求通”倡导者，他和家人也是实践者。章太炎挽梁启超联曰“道通为一”，算是对梁启超人生最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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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单元 国学：独立之国，学问独立

　　梁启超所说的国学，是一国立于世界之学问特质。1925年梁启超的《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第一次透彻地谈及清华设大学部和研究院与中国学术独立之关系，他提到“一国之政治独立及社会生活独立，俱以学问为之基础”。本单元重点展示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回归教育后在“文化公学”“国学门”，和清华现代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的成果。本单元以梁启超生前所用笔、墨、条屏等文房器具，以及牌匾、老照片等，还原了其治学场景，以学校留存的车马费档案，还原了梁启超作为学者的日常生活。比如梁启超与胡适通信往来讨论诗词与白话的信件，颇有趣味。本单元最后一件展品《跋四卷本稼轩词》是梁学术研究的绝笔，从1927年开始搜辑，到1929年病中仍“以此为问”，或许稼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梁启超的“自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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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单元 余事：先辈遗墨，书艺复兴

　　在其风起云涌、操劳繁忙的一生中，梁启超对书法一直悉心梳理研究。所藏碑帖绝大部分捐赠给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书家的梁启超在书学理论上虽然建树不多，但是在书坛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而且在推广书法美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认为书法是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能够“收摄身心”，具有“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梁启超曾言：“发挥个性最真切的，莫如写字。”本单元汇集了梁启超藏的《皇甫诞碑拓本》《孟璇残碑拓本》《孔宙碑拓本》及梁临《马鸣寺碑》等碑学经典，还有其《节临王羲之十七帖条幅》等帖学实践。从梁收藏的书画、碑帖中的个人题跋中，我们能够看到在“碑学”“帖学”的框架下，梁启超为“书艺复兴”所做出的贡献。

　　展览将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7号展厅展出至2024年1月14日。（本文图片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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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合影，前排右起第七人为梁启超

“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图片由江门市博物馆提供

梁启超楷书七言联，133×32.5cm，1925年，平湖博物馆藏

梁启超书法立轴，220×89cm，1920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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