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的艺术圈，许多人为了这件事集聚杭州——西泠印社建社120年。

　　在西泠印社第十五次社员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和社领导班子后，社长人选依旧空缺。自2018年，第七任社长饶宗颐辞世后，这个被誉为“天下第一社”的学术社团，社长位子已空缺5年之久。

西泠印社山门，图源视觉中国

　　不过，业内人士似乎对此并不意外。原因无他，自西泠印社建社至今，社长人选始终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社团先贤曾达成共识：绝不许在社长人选上勉强迁就。

　　有风君做了个初步统计，建设120年的西泠印社，其中有60多年社长之位都是空缺的。

　　这种做法在中国学术社团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01

7任社长的“履历”

　　这段时间，走进浙江展览馆，就能一睹西泠印社的发展史。

　　在西泠印社百廿成果汇报展上，有风君看到了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饶宗颐7任社长。逐一翻看他们的“履历”，或许就能明白为何西泠印社已习惯没有社长的日子。

　　1904年于孤山创立的西泠印社，在创社初的十年中，也没有社长。直到1913年，吴昌硕才被公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他一生治印无数，把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独树一帜，有“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之誉，被誉为“近代最后一位艺术大师”。

创社四英和历任社长，现场拍摄

　　吴昌硕的任职，为西泠印社社长遴选确定了标准：艺术大师、学术泰斗、文化名人三者具备，方能出任社长。

　　1927年，吴昌硕离世。当时创社四英除吴隐已离世外，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均在，但他们依然不肯担任社长。直到1947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应邀出任社长。这时，社长之位空缺已有20年。

　　马衡是中国金石学家、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和“故宫守护神”。郭沫若曾称他为“中国金石学第一人”。

　　1955年，马衡离世，社长之位一空又是八年。直到1963年，西泠印社在建社60周年纪念大会上，选举出了第三任社长张宗祥。他是书坛泰斗、文史巨擘，亦擅长绘画和古籍校勘，曾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等各种古籍。担任社长期间，他曾多方奔走，建议恢复西泠印社活动，获得广泛响应，为西泠印社后续发展立下奠基之功。可惜的是，1966年，张宗祥逝世，西泠印社社长又空了下来。

　　1979年，沙孟海被推举为新一任社长。他在语言文字、文史文学、金石考古、书法篆刻、高等教育等领域均深有研究，享有“二十世纪书坛泰斗”的美誉。作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他倡导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促进文化交流，让西泠印社发展始终随时代同频共振。直至今日，西泠印社也朝着该目标不断前行。

　　第五任社长赵朴初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学者。他在任期时，组织建立了中国印学博物馆，让这座集文献收藏、文物展示、学术交流于一体的印学专业博物馆稳稳落成于孤山。

西泠印社百廿成果汇报展现场，现场拍摄

　　2000年，赵朴初逝世。两年后，启功被选举为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他是国学通才，精通书法、国画、诗词，同时在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敦煌学、文物鉴定学上都卓有建树。曾有人表示，某种程度上讲，启功先生任西泠印社社长，表明了印社在中国文化界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囿于印学界。

　　2005年，启功去世。直到2011年，95岁的汉学泰斗饶宗颐才出任第七任社长。他是一代国学大师，学贯古今。学术界称其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2012年6月29日，饶宗颐前来西泠印社履新时，在这里为印社题下的“播芳六合”4个大字，希望西泠印社的精神像花儿的芬芳一样，散播到世界各地。后来，在社长颁证仪式上，饶公致辞：印社社员们要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要把西泠印社放在世界的视野之中，让人们共享中国篆刻艺术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看到，西泠印社历任社长的影响，显然不止于书法篆刻界。而他们所希望的西泠，也应当有更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02

“我们会一直等”

　　“我们会一直等，等到有人真正够资格坐上这个位置。”西泠印社新一届理事会和社领导班子选举出来后，一位社员告诉有风君，全国甚至海外文化界都对西泠印社的社长人选怀有非同一般的期待。

　　的确，作为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艺术社团，走过120年，西泠印社的执掌者尤为瞩目。而历任的七位社长，也充分反映出了西泠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仅以印章为业的社团组织。

　　成立之初，西泠印社就有一个办社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后来又增加“兼及书画”。但它又不仅仅只是一个文人雅集的所在。在前辈印人心中，他们所执着的，不仅仅是为往圣继绝学，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在西泠印社西侧，有着一块“三老讳字忌日碑”，它是现存最古老的汉文石质碑刻。石碑上刻着一个汉朝人三世祖先的生辰、忌日及名讳，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都非同寻常。

　　1921年秋，有日本商人以8000大洋购买石碑并欲运往国外。时任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倡议并捐献财物，不到一个月时间，筹措到了65人捐赠的11270大洋，把已被运到船上的石碑重金赎回。

　　当年那批西泠印社社员不遗余力去抢救国家历史文化遗存，正是西泠印社贯穿始终的追求，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印学研究范畴。

　　爱国爱社爱文化，这些精神支撑西泠印社发展至今，并成为每一代印社人的普遍共识。

西泠印社百廿成果汇报展现场，有风君拍摄

　　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也说：“根据国家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趋势，始终与时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是西泠印社120年来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且不断兴旺发达的‘秘诀’。”

　　于是，我们看到——

　　1956年春天，张宗祥在省人代会上主张恢复西泠印社。经过数年筹备，1963年秋，让曾一度停办的西泠印社在成立60周年之际，迎来新生。

　　在商业化浪潮中，西泠印社还因维持生计外包商店遭受多方批评，发展停滞不前。印社就围绕公益性文化事业整体改革和经营性文化产业转企改制两条线交替推进，打响了“杭州牌”“印学牌”“西泠文化牌”，并在巩固传统出版、艺术篆刻等经营项目外，进入拍卖、展览、培训等新领域，步入发展新阶段。

　　西泠印社百年华诞之际，重新确立了建“天下之社”“名家之社”“博雅之社”的目标定位，开启新征程。

　　以120年为新起点，西泠印社再次发出了新征程出发的号角，将紧扣时代脉搏，在艺术创作、学术引领、非遗传承、产业发展、人才集聚等方面开拓创新，创造更多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传世佳作，篆刻新辉煌。

　　西泠印社以“印学”为学术核心，但又并非视其为唯一。从历任社长、数代社员中我们看到，印社以开放的胸怀容纳了除篆刻家之外的更多学界泰斗、文化名士、艺坛大家，让篆刻艺术与印学、金石学、古典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紧密联系，拥有了更顽强的生命力。

“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巨石，图源网络

　　如今，在西泠印社后山石坊旁的巨石碣上，还能看到启功社长在西泠印社百年诞辰之际所题写的“百年名社，千秋印学”的题字。恰如一盏明灯，指引着后人。

　　我们无法预测下一任西泠印社的社长是谁，但西泠印社“印”的天地已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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